《名窗小札1963》·金庸

目录

作者简介

版权声明

明报：立场与原则 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

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

从明报起价说起

谈孟彻斯特的《卫报》

《印度时报》和《自由谈》

谈《自由谈》

一个梦想 一个杂志

中国：社会和经济 北京的资产阶级

三个问题

“他们都没有笑！”

北京大学的一个故事

马列代替了孔孟

铁掌中的肥皂

人民公社和干部

“包产、包工、包肥料”

塞翁失马 多难兴邦

“百货展览会”

中共今后的农业

中共今后的工业发展

中共恢复经济的关键

“野兽被吃光了！”

中共与西方距离缩短

中共在欧洲的“分站”

美商人垂涎中共市场

香港是中共的大客仔

中共要战争还是安定？

香港：中英纠纷 九龙城寨 六拆六罢

十五年前的九龙城事件

苏联：专制与强权 一首苏联新诗：《害怕》

谈《集中营里的一天》

苏联试行“利润动机论”

昔日名将 竞相谄谀

西伯利亚 人口难增

苏联妇女努力扮靓

消息报上一场笔战

苏作家被押入疯人院

苏联集体农场真相

《迂回曲折》中的插曲

造反、反党和通敌

爱伦堡为何受抨击？

卡斯特罗在苏联

赫鲁晓夫的烦恼

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

为赫鲁晓夫而艺术

苏联人民的新课题

中苏：历史与论争 成则马列 败则反党

抢了二千多个香港

瓦德西看中俄关系

康熙强过彼得大帝

三百年前的中俄文件

雅克萨之役的大胜

康熙出术，折辱俄使

莫斯科电台的中国语

莫斯科记者捉迷藏

截然不同的遭遇

受中共批评的苏片

美国：内政与外交 坚尼迪被戴红帽子

攻击坚尼迪的书

詹森的胜利是什么？

詹森与国会之间

美苏：冷战与对峙 太空武器 位居首席

美苏核武器的比较

下一步是高峰会议？

热线能不能防止核战

小麦事小 影响甚大

詹赫之间如何相处？

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危机的内幕真相

“轰炸派”和“封锁派”

总统之弟 献策见功

美国侵古的军事计划

内幕文章 引起抨击

两个苏联元帅的命令

亚洲：外援与内困 反对马来西亚的三仁兄

亚洲的三大势力

印尼是第二个古巴

美国为什么援助印尼？

中国人感到忧虑

南韩读书人误国

一个美国人在外蒙古

南韩的“制米运动”

日本何以忽亲中共？

亚洲人改变历史？

缅甸会成为共产国家吗？

高棉拒受美援之后

南越：动荡与危机 南越的自卫性村庄

南越局势如何演变？

女人安全，光头危险

第六位和尚的自焚

南越危机未消除

在“过渡”气氛下的西贡

南越办报纸者特多

中印：边境冲突 “将我写的字吃下去”

葡萄牙大捧中国人

春天早临 印度不安

中共对印俘洗脑？

中印冲突事件一周年

西欧：合纵与连横 老戴不死 美国不安

“翘鼻冷对千夫指”

盟国的核子部队

十五国的军事同盟

北约拥有的军队实力

华沙公约国的兵力

欧洲的新变化

许谟并不过份亲美

东欧：求变与困境 捷克和北京填鸭

难以相信的慷慨

罗马尼亚背叛苏联？

捷克对人民的让步

捷克作家的“挑战”

罗马尼亚的经济情况

保加利亚人害怕失业

波兰电影模仿新潮派

共产阵营：分裂与派系 印尼共党 亲毛反赫

“不结盟”的共产党

亚洲共党的六点立场

亚洲共党为何支持中共？

印共分裂成二派

意共的拥毛泽东派

比利时与巴西共党

美共澳共态度如何？

人物之一：政坛名流 高棉元首施汉诺

坚尼迪最接近的人物

哈里曼老当益壮

麦米伦的继任人

英首相的三位继任人

哈里曼与赫鲁晓夫

南越第一夫人

尼克逊竞选美总统？

吴廷儒和勤劳人位党

赫鲁晓夫打羽毛球

“第一夫人”的女儿

马来西亚与拉曼

鲁斯克与詹森

西德未来领袖艾哈德

西德将向苏联靠近

英国新首相许谟

最有权力的女人

美国的第一夫人

承继父亲之妻的国王

陈丽春的自恋狂

戴高乐有了对手？

英相下放工厂农村

匈牙利作家谈赫鲁晓夫

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

狄托有三个太太

痛悼最优秀的敌人

人物之二：社会精英 史东希尔为何许人？

一个名报人的死

最伟大漫画家大卫罗

一个女间谍的事迹

杂感：哲理与和平 “真理是白色的”

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

十年前的两件事

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

罗素的信仰

苏联元帅和袁崇焕

“免于饥饿的宣言”

秘密武器：“愚蠢”

邪派高手赵燕侠

十大政治家的年龄

文艺：创新与争议 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

《自由谈》中三问题

美国的武侠小说迷

最畅销的间谍小说

世界最大胆的影片

最大胆影片的争论

自称新潮不免可惜

“第四十一个”及其他

科技：生态与环保 美太空人的降落地点

全世界都闹水荒

人类未来的朋友

一千猎犬为人牺牲

女人身上的新发现

美苏同意启用新历法

各国：世态与风情 日本为世运所作的准备

金门已成游览“胜地”

东南亚国家文化节

连贯欧亚二洲的公路

海上大学到香港来

日本发起减少礼节运动

日本人研究中药热

西德人比他国幸福

东欧女人学摩登

社会：趣闻与传奇 英女皇有多少钱

锡金王妃的通讯姻缘

联合国的应召女郎

桃色事件的心理分析

疯狂变态的日本影迷

邮政列车劫案始末

不可思议的事情

美总统最难过的一关

仍然是手枪杀人的世界

后 记

作者简介

金庸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生于一九二四年。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有英、日、法、意、韩、泰、越、马来、印度尼西亚等多种译文，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和舞台剧等，陆续在世界各地上演。

数十年来从事新闻工作，为报纸撰写社评和专栏文章近千万字，是华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报人。亦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涉及法律、历史和佛学诸领域。曾获颁众多荣衔，包括英国政府OBE勋衔，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衔、“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加拿大UBC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香港大学、加拿大UBC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的名誉教授，以及当选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和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荣誉院士。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加拿大UBC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

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七日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这花瓶上绘的都是战将武士，杀气甚重，以备新年赌钱，大杀三方。瓶底写着“成化年制”，应当是明朝名瓷，但价钱便宜，想想又不像，只好等廖福林兄、宋玉兄等来鉴别一番了。

在我《明窗小札》之旁，多了一位邻居，乃是周青兄写的《北望神州》专栏，内容报导大陆和台湾的近事。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都在香港之北，周青兄一眼望去，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大陆所能出口的各种书报杂志，台湾的各种书报杂志，英文书报杂志中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周青兄也是本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这专栏所以请自己人写，倒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因为稿费有限，工作辛苦，外间朋友不见得肯花这么多工夫去研读和消化资料，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若非本报工作人员，一定会觉得不值得。另外一个原因：自己人日夕见面，更容易掌握和坚持本报“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的政策。

所谓“积极中立”，并不是消极地既不亲共又不亲台，既不反共又不反台，更不是什么第三势力、中间路线，尼赫鲁式的不结盟主义，狄托式的修正主义。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当然，我们也不免有看错了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见解件件正确，岂非比北京和台北诸公更加明智？事实上决无是理。但我们占了三个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明报读者十万（以平均每份报纸有两个人看来计），大家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十万个臭皮匠，未必便不及一两位英明伟大的诸葛亮也。

以上所述，是金庸兄和我数日长谈的大致结论。我既加入明报，自当遵守明报办报方针，我的工作，可以说是“十万个臭皮匠的收发员”，让更多读者能和明报打成一片，对于国际问题、中国问题、香港问题，大家有一个明智的、尽可能正确的看法。我们说得对，请大家赞同，我们说错了，请大家指正。

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

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位读者写信来问我：“你所看到的这许多外国新闻资料，是从哪里来的？”答复是这样：买来的。当然是买的，难道这是偷来的不成？这位读者的意思，大概是问我从什么地方买来的。那些主要的报纸杂志，例如《纽约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展望》等等，我是向西书铺订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有远东航空版，香港售价是每期两元，如果长期订，价钱就便宜得多。以《时代周刊》为例，我一次过订阅五年，只需一百九十五元，每期合到七角五分，只是市价的四分之一。

英美杂志的长期订阅价目，往往比零售便宜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广告。美国大公司刊登广告，最重视一家杂志的订户多少，总销数尚在其次。大概他们以为订户是固定读者，生活稳定，是广告的良好对象，西方国家杂志以广告收入为主，往往越销得多， 经济上越是没有好处。为了争取广告他们便以极大的折扣争取长期订户。

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普通都是一元一份。如果每一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那报贩是一位中年女子，见我是熟客仔，后来不反对我东翻西翻。逢到跑马日，她往往还笑嘻嘻的说几句：“老板，今日发财！”

我经常购买的报纸，最贵的是《泰晤士报星期刊》，在英国卖六便士（港币四角），香港西书店里却卖七元五角。这主要是航空邮费，还有一部分是利润。我相信利润一定要相当大，因为我见书店中常常存着卖不去的旧报。那份报纸很厚，航空邮费实在不便宜，只要有一份卖不掉，书店便颇有损失了。

在一月六日的《泰晤士报星期刊》中，有一篇该报驻北京记者若克·马苟斯（Jacque Marcuse）所写的报导，描写中共大陆上一般中层阶级者的生活。这位马苟斯先生是老北京，中国通，又是长驻的记者，他的观察当然比走马看花式的外国访客要深入得多。只是他身在北京，所写的报导如果太得罪中共，势必要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免有请他自动松人之虞，因此笔下留情之处，也可想而知。但一般说来，这篇报导态度颇为客观，又想到七元五角买一份报，血本有关，明天我在这专栏中译出，以供读者们欣赏，乘机也可回收成本。

从明报起价说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

新春假期中，大批香港客到澳门去玩，其中有不少是本报的“死党”。结果澳门的明报被炒起了价，一般是卖到三毫子一份，最抢手时更炒到每份五毫。这是好几位读者写信来告诉我们的。他们说，一般的香港报都没有起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那便是经济学中简单的“供求律”。顾客的需要增加了，但供应量没有增加，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提高。但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是这样。他认为，每件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来决定，以一份报纸为例，其中的劳动量包括排字工人、印刷工人、造纸工人、造印刷机工人、造油墨工人、写稿者、记者、编辑、校对、报贩、经理等等的劳动总和，报纸卖得贵了，超过了它本身的劳动量，所贵的部分，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被人剥削了。

因此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货物的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局认为一斤米、一匹布应该值多少钱，便定多少价。供应不足便没有货，人民便买不到。他们用行政命令来限制，而不是用起价的办法来限制。

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明报希望销得多，固然是报纸的影响扩大了，在经济上，那便是每一份报纸的成本减低，利润增加。“利润”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不大清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非你不经营企业，否则自街边的咸脆花生档，以至“某某学校有限公司”，都非注重利润不可，否则便是破产和执笠收档。

但“利润”这两个字，最近在苏联经济学界也讨论得非常起劲。去年九月间，苏联卡尔科夫工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各种企业管理不得当，主张应当根据“利润观点”来经营。他提议，每一间工厂的生产，其成功和失败，须以是否得到利润来计算。在共产国家中，每一间工厂为了完成生产计划，总是只求产品增多，至于人力的浪费、原料的浪费、人民是否欢迎，那是根本不加考虑的。他们往往用一元二角的成本，来制造一件只值一元的商品。因为由政府规定价格，这件只值一元的商品，便被定价为一元三角。李勃曼抨击这种办法。他的意见还没得到政府的采纳，但苏联经济学界已展开了热烈讨论。

谈孟彻斯特的《卫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

《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重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孟彻斯特是香港的死对头，因为这是英国的纺织业中心，当地的纺织厂商竞争不过香港人，便想出了限额输入这一着毒招出来。使得香港这几年的经济大受打击，始作俑者便是孟彻斯特。这个地方的纺织厂商麻麻地（粤方言，一般、普通之意，编者注），却有一张好报纸。本来，英国一切以伦敦为中心，《孟彻斯特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C.P.Scott）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现在该报仍在孟彻斯特出报，报名则已简单明了的改称“卫报”。目前的主持人虽然及不上史高特的才能，但因基础已很巩固，仍旧是英国极重要的大报。它的销数不到二十万份，言论的影响力，却比日销四百五十多万份的《每日镜报》（该报自称“本报宇宙间销数第一”）大得多，甚至可能超过日销四百十万余份的《每日快报》。

《卫报》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

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每个研究新闻学的学生可能都知道他所写的一篇署名文章，那是《卫报》出版百年纪念的社评。他主张一切要诉诸理性，要容忍反对者的意见。那篇文章中说：“反对者的声音，应当和朋友们的声音一样，有同样的权利被人们听到。撰述评论的人必须能够自我节制。坦白是很好的；但公正更好。”英国许多报学史中都这样说：“他的言论很温和很平静。但他轻轻的说话比许多大声疾呼传送得更远。他的意见影响了制定英国国策的政治家们，也就是影响了英国整个国家的政策。”

《印度时报》和《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

本报的《自由谈》越来越引起广大人士的注意，许多读者的来信中都曾提到过这个事实。日前在一个宴会之中，我遇到日本驻香港领事熊田先生，他从大衣袋中取出一份明报出来，对我说：“贵报《自由谈》中的资料丰富得很，内容真实，我是每期必买的。”熊田先生是中国通，他的国语讲得比我还好。

《自由谈》中曾详细讨论到中共的《参考资料》问题，这些讨论的内容，被新德里《印度时报》的驻港记者归纳起来，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登在一月十六日的该报，这通讯的题目叫做“红色中国的秘密武器”。我初看到这题目时，还以为是讨论中共的核子武器，哪知一读内文，才知材料主要摘自明报《自由谈》，颇为意外。

文中详细介绍了《参考资料》的形式和内容、消息来源、编辑方法、读者对象等等，这一些，与《自由谈》中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 这里不再重复。这通讯中说：“香港一位统战工作者辩称，参考资料中所登载的新闻，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他说所有重要的国际新闻，不管思想的倾向如何，都有登载。有时上面甚至会登出帝国主义国家新闻记者关于新中国的报导。这一位统战人士的话或许是不错的，但该刊所登的西方记者的报导，往往是歪曲的恶意的诬蔑，表示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敌意。”文中所说的那位统战工作者，当是指曹聚仁先生了。《自由谈》热烈讨论《参考资料》的问题，那正是曹先生所引起的。

文中说：“有一个来自大陆的年青干部说，他过去三年来不断的阅读参考资料，当苏联的廿二次党代表大会整肃莫洛托夫时，参考资料上却发表了一篇称赞莫洛托夫的文章，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斯大林的左右手。这篇文章中描写的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来自顿巴斯的一个矿工，内心深深妒忌斯大林伟大的功绩。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赫鲁晓夫才不得不进行反斯运动，整肃斯大林的信徒。因为斯大林从前批评过赫鲁晓夫，所以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进行卑鄙的报复私仇。”一九六〇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中除下鞋子来猛击桌子。在这时期中，他又对狄托表示十分友好。这种情况在《参考资料》中，都有详细叙述，中国的干部们知道之后，对赫鲁晓夫便很瞧不起，这大大的便于中共日后所进行的反赫运动。

谈《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饮茶，谈到了明报的立场、作风和做法的各种问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主张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以积极中立的态度，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过得幸福！这是明报的读者们都能了解的。但你们显得有些摇摆不定，以《自由谈》为例，你们刊登任何一派的思想和见解，到底你们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是什么呢？各方面的文章都登，不是容易造成混乱么？”

关于这问题，金庸兄和我向这几位朋友谈了很久。我们认为，当前世界上的大问题之一，在于偏执，不能容忍；在于迷信某一种教条，缺乏科学精神。《自由谈》所刊登的稿件，主要是谈事实，而不是谈思想和意见，即使是表白某一种意见，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辨别来稿所写的内容是真的还是捏造的。当然我们的判断很可能发生错误，如果一篇文章的作者技巧很高，那我们就会被骗过了。但广大读者的眼睛，那是决不能被骗过的。不久我们就会得到反映，《自由谈》上就会刊出辩驳和讨论。容忍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相信这是民主自由的真正精神。

《自由谈》发刊之初的征稿启事中，曾说：车大炮的文章只要车得精彩，也是欢迎的。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证明我们起初把这个刊物的作用估计得太低了。我们起初以为，可以在这刊物中登些谈笑风生的、幽默风趣的文字，这刊物可以是介乎文艺性和政治性之间。可是《自由谈》出版几期之后，立刻证明我们从前的想法错了。明报的读者们要求严肃的讨论事实，反对车大炮。读者们可以从近来《自由谈》的稿件中看出来，香港人并不如一般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个个醉生梦死，只是追求金钱、享乐，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完全不加关心。我每天阅读数十份来稿，由于篇幅有限，这些稿件大部分无法刊出，但我个人是每一个字都详细读过了的。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些投稿者虽然生活在香港，可是忧国忧民之心，丝毫不弱于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同胞。

《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的。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

一个梦想　一个杂志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一次和朋友们闲谈，大家觉得海外缺少一本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比较高级的杂志。香港出版的杂志很多，销路最好的是电影画报与妇女家庭刊物。其次是《武侠与历史》之类的小说杂志，更其次是《野马》、《蓝皮书》之类的侦探小说杂志。至于政治性的、文艺性的杂志，销数都是少得可怜，能够长期维持的实在很少。政治杂志不是极左，便是极右。因为是存心作政治宣传，读起来就觉乏然无味。像我们这种既非共党人士、又非忠贞人士的知识分子，便没有什么合适的经常阅读的杂志。

在海外，既能供给知识，又能刺激思想的杂志，目前主要是外文的。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便于阅读外文。而这些外文杂志所谈论的问题，往往又不是中国读者所十分感觉兴趣的。例如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是一本很好的知识分子刊物，但它最近主要的兴趣所在，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那便如何如何。它偶尔分析一下中共的人民公社和中苏争执，在熟悉本国事务的中国人看来，不是了无新意，便是不着边际。

明报的知识分子读者越来越多，在读者的来信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我们把报纸办得更高级些，《自由谈》中多登一些学术文章。但报纸毕竟是一种通俗的读物，在报纸上讨论哲学思想、历史问题等等，终究是不适宜的。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在适当时候，由明报出版一本很正派的、比较高级的刊物。在政治上，它仍是严守明报那种独立自由、不偏不倚的风格，但刊登一些正规的文艺创作，批评散文、学术论文、政治思想。办到两三年后，如果一切顺利，如果它的质素能不断提高，如果明报的业务能够发展，有能力支付相当高的稿费，说不定我们能约到海外最优秀的学者来给它写稿。

大陆上与台湾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这本杂志也可予以转载，例如大陆哲学家关锋先生最近对庄子所作的研究，吴世昌教授对红楼梦的研究，台湾蒋匀田先生关于现代政治学的新作。我们还可刊载一些赵无极先生在巴黎新作的绘画照片，或者李政道先生在纽约生活的近况等等。

在目前，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许这梦想将来终于能变成事实，或许，过得三年四年，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谈时，仍旧会感叹海外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中文杂志。

中国：社会和经济 北京的资产阶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所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题目很长，叫做“中国仍旧容许中产阶级存在，但在毛泽东的‘乐土’上，欢笑是消失了”。这篇通讯开头描写他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上海相识的一个老朋友，最近在北京一家专卖外国书的书店中遇到，因为相隔了二十年，几乎是互相不认识了。以下他这样描写：

“我问他：‘现在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什么也不做。我仍旧是有闲阶级。’于是我再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穿着一套蓝色的棉袄，那是中国冬天人人都穿的制服，那套棉袄已很破烂肮脏。他头上戴一顶污秽的布帽。但他红光满面，过得很不错的样子。他邀我到北京一家最豪华的餐馆去吃晚饭。他还请了另外一些朋友。这顿晚宴丰盛之极。我们吃了鱼翅和北京填鸭，他道歉说，这几天买不到燕窝，所以少了这一道菜。但席上没有米饭馒头，因为他的粮食配给量早已用完了。后来，他把他的情况说给我听。

“他本来在天津开着一家工厂，国家接收了过去，但付给他定息。他在北京的房子可以保留，因为这所厂房的房间不超过十五个，他目前还住在那里。他没有薪水，也就没有‘工业证’，就不能买呢绒和皮鞋。事实上，所有的消费物品他都无权购买。他唯一可以用钱的地方就是吃，当然，在家里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月只配给三两猪肉。但在餐馆里，除了米面粮食外，什么东西都不必配给证。”

这位英国记者大概不知道，目前在中共大陆，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四个城市，上餐馆不用粮票，其余全国各地就不行了。文中接下去描写衣着的情形：

“布料的配给额实在太少，无法买一些绒料去做一套西装。就是要做一套新的布制服也不成，内衣裤的问题更加不能解决，他说，好在那是旁人瞧不见的。棉花的配给量每人每年只有二两，只够做一双棉鞋。他拿到的钱没法子用掉，便去存在人民银行，定期存款有年息五厘。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他说他希望总有一天能得到批准出国，如果他表现得在什么地方对政府有用，那是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了。也为了这个理由，他和他妻子决心不生孩子，因为当局极不愿意放下一代的年青人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号称已没有阶级，但中产阶级还是有的，像他这种人，当然不能作为中共中产阶级的代表，他只是一些特殊分子的典型：有钱的、在外国留学的资产阶级，现在人到中年，已不能和新的环境相适应了。从政治上看来，这一类人数量极少，因此当局也没有强迫他们改变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去从事生产，遵守纪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这种人共有数千人。”

三个问题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中，描写了北京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后，接下去描写一般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曾在英美法德等国留过学，现在是在政府机关、工厂、医院等机构中工作。那篇报导中说：“这些人极大多数是薪水极低，营养不足，工作过劳。在每天时间极长的工作之后，还须参加政治学习。这种政治与主义的灌输有多深，能发生什么作用，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看来他们都很起劲和忠心，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忠心，那至少是对国家忠心。这些人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向一个外国人说真心话。每逢我遇到他们，总是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我所得到的答复总是相同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中国的一般情况正在越来越差？’每个人都说不是。生活情况正在慢慢改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每个月配给猪肉二两，现在已有三两，虽然一个月三两肉还是少得可怜，但却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很充足。现在，北京市场上甚至已首次有柠檬出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是失败了，但那时候种的果树，现在却开始有收获。大家一致承认，物质生活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虽然改善得极慢。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受人剥削？’答案仍旧不是。有一个医生，因为看病实在看得很辛苦，知道自己迟早会病倒下来；又有一个工程师，经常的加班工作，只希望能获批准出国（那是办不到的，凡是技术人才，决不可能被当局放出去），但他们都不以为自己是受到了剥削。他们对我说：‘没有人想在我们身上赚钱。’事实上的的确确是这样，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变得有钱。部长们坐了苏联制的豪华大汽车去办公，但这些汽车是国家的财产。周恩来总理的薪水，比我上述那位上海资本家朋友所收的定息要少得多，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丝毫也不感惊异。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喜欢国民党回来？’我所得到的回答，又是一个很强调的‘不’字。有一位中国医师，我是经常和他见面的，他坦白表示对目前的政府十分不满，但他对我说，‘那批腐化贪污的国民党家伙将我们交在共产党手中，咱们还要他们来干么？’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者到底是否快乐，我无法肯定。因为热心的共产党干部对我这种番鬼佬心存怀疑，说的话都是共产八股，不值一听，而肯和我说真心话的那些人，又都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说出来的都是黑暗的一面，未必公正。”马苟斯认为，据他所得到的印象，这些人最大的反感是“没有自由”，内容如何明天再在本栏介绍。

“他们都没有笑！”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在描写他所见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层阶级者的生活和心情后，接下去又写道：“今日中国真正的中层阶级，主要是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干部，那些人是我所绝对无法接近的，他们工作过度，所负的责任过多，成天只怕犯错误，因此事事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在我所见到的那些人，很显然是没有什么快乐，一副郁郁不欢的样子，那决不是完全为了物质缺乏的缘故。

“原因之一是没有自由。另一个原因是生活沉闷，没有什么调剂和娱乐。第三个原因，在中年的夫妇而言，如果他们的孩子已长大了，那么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有思想上的冲突。做父母的心中对共产党的各种做法颇有反感，而子女却饱受了共产党的思想灌输。

“我那个做医生的朋友在说到自由时，他对自由的定义是这样：‘自由就是能离开中共大陆的权利。’还有，如果你喜欢去看哪一个人就能去看他，不会被门房阻止，被他问许多问题，那就是自由。要知在大陆上，做门房的往往就相当于警察。还有，自由的意义表示你不必每星期去参加政治学习会，能够公开发表意见而不怕被人偷听了去，在这里，这种事情是被禁止的，认为是有毒害的。至于生活沉闷，那是由于没有什么娱乐。京戏本身就很单调。戏剧和电影中充满了教育性和政治性。音乐会和芭蕾舞的水准甚低。餐馆的烹调是很好的，但只开到下午八时为止。除此之外，什么娱乐都没有了。麻将等等各种赌博一概禁绝，酒馆中也没有人猜拳。

“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发生令人很伤心的困难。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从幼稚园中出来的幼童，双颊红红，很是可爱。但一进小学，国家就把孩子接收过去了，至少在精神上是接收去了，因为政治教育从小学开始。父母在家里不敢和子女争辩有关思想上的问题，因为第二天孩子们很可能会去报告学校当局，做父母的不免要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样情形下，家庭中的气氛自然不会愉快的了。不过在大多数家庭中，亲子之爱虽然受到了影响，总算还是保持着的，这是中国人的天性，那是铲除不了的。

“当我到达北京不久之后，我一个老朋友问我对新北京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谁都不笑了。’他回答得很妙：‘从前日子非常难过，人们只好开开玩笑，以忘记自己的痛苦。现在他们都很快乐。’我问：‘他们真的都很快乐么？’他说：‘你自己可以看到的。他们都没有笑！’”

北京大学的一个故事

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

英国《孟彻斯特卫报》在英国新闻界的地位，是被认为仅次于《泰晤士报》的。该报最近连续登载了驻北京通讯员斯温·林维斯特（Sven Lindqvist）的一连串通讯，总题目用得很大，叫做“中国内幕”。其第三篇通讯的题目叫做“转弯抹角，旁敲侧击”，说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位林维斯特先生和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很熟，这故事是那教授跟他说的。

北京大学校园中有许多池塘，两年以前，学校当局利用这些池塘来养鱼。校方雇了两个人来管理。大学中有一位老教授，他对明代的木刻特别有研究。有一天，管理池塘的一个工人来到教授的屋中，自称对木刻很有兴趣，想借一些明代的木刻来欣赏。老教授当然很高兴，搬了许多木刻给他看。过了几天，那工人又来了，偶然提到一位著名作家的名字，他说听说老教授是这位作家的好朋友，藏有不少那作家初版的作品，他想借来看看。那教授恍然大悟，原来这工人其意不在木刻，目的是在借阅一些珍本书籍，当下也欣然答允了。

那养鱼工人第三次拜访时，无意中又提到，他原来和那教授的厨子是同乡，从小在一起长大，这次故友重逢，很是高兴，当晚两人要小小地庆祝一番。那教授自也不便拒绝。从此之后，这养鱼工人便经常拿了池塘中最好的鲜鱼，在教授的厨房中和那厨子开怀大嚼。学校当局发现鱼塘生产不符理想， 出了煌煌告示，严禁员工学生私自捕鱼，但那养鱼工人监守自盗，煮食如故。因为他是在教授的厨房中烹煮的，所以旁人不会发觉。那教授得悉自己被人利用之后，很是气愤，但一加调查，却又不怎么气恼了。原来这养鱼工人是学工程出身的。他被派来管理鱼塘，原有说不出的满肚委屈。教授反而对他颇为同情。

岂知事情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之外。最后发觉（据林维斯特说，那是北京大学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学生告诉他的），这个管理鱼塘的人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除了养鱼之外，还负责这一部分校园中的保安工作，以防止坏分子捣乱。因为北京大学中思想复杂的人很多，说不定有人会在僻静处图谋不轨，由一个养鱼工人来暗中监视，谁也不会疑心于他。

我们不知道这故事是真是假，听起来似乎古怪得很。译写着这故事的时候，自己心中很感到一阵悲哀。

马列代替了孔孟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

英国《孟彻斯特卫报》那篇《中国内幕》的连载中，作者林维斯特（Sven Lindqvist）在叙述北京大学那个管理鱼塘工人的偷鱼事件时，讨论到大陆上许多人学非所用。他文中说：“据我所知，有些语言专家被派去教物理和化学，电讯专家被派去做体育教练，有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则在一家百货公司中做会计。”他认为这种情形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在一九〇〇年以前， 中国只有一种教育——儒家的学问。凡是精通四书五经的人，可以做行政官、法官、水利官。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只要是共产党员，只须懂得马列主义的经典，中共就认为他无所不能，任何工作都由他来领导。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和列宁代替了孔子和孟子而已。作者说，“不管被分派的人意愿如何，当局要他去做什么工作，他就非做不可，这种办法虽然有其便利之处，但害处之大，却也是不胜枚举。有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派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便竭力掩饰自己的才能，故意表现得庸庸碌碌，一无所长。”

他文中又谈到北京大学在反右浪潮冲击下的结果：“几乎每一系，每一个班级中都损失了教师和学生。其中有许多经过劳动改造后已经回来了；另外一些一直留在学校中，干着极低级的劳役……北大医院中有两位很有能力的医生。其中一位是外科专家，他还可留在自己家中，做些粗工。医院中如果出现了疑难的病症，他就被派去指导青年医生如何动手术。最近，他又受到大字报的激烈攻击。因为在诊治校外病人之时，他没有看出一个女子的乳癌来。大字报上说这是由于他的政治背景所致，他根本不关心人民。其实，院方对所有的医生都是有指示的，如果病象不能确定的时候，不要将病人随便收容入院，以免加重院方的负担。另外一个医生在反右运动中顺利过关。他现在的月薪有三十二镑（约等于港币五百元）。因为他有八个子女，经申请后加薪三镑十先令（约为港币五十五元）。但后来发现他家中装了两根灯管，认为生活奢侈，加薪部分取消。最近他开了一张药方，因为男护士没有受过适当训练，而他没有加以指导，那病人死了，结果这医生又被减薪三镑十先令。”

他文中还说到一个年已六十五岁的教德文的女教授，因为被判为反革命，现在每天在她从前所主持的德文系办公室中扫地抹桌。她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规定不得走出学校范围以外。

铁掌中的肥皂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英国《孟彻斯特卫报》上那篇林维斯特所写的《中国内幕》，还在继续连载。在一段文字中，他讨论到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手法是出奇的精巧。他文中写道：“中国人待人接物的天才本领，在人民政府的治理之下，那是减缩了许多，当局认为这是不切实际，浪费时间。然而这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他们都自觉的认为，凡是有教养的人，都应当如此。当我和中国人相处时，在待人接物的艺术方面，总是感到自己的粗鲁笨拙，虽然，有时我也觉得，他们拐弯抹角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必要的。我常常发现中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以暗示来表示意见，对此颇为自豪。有时，一句直率粗鲁的话，使他们大大的不愉快，正如我们看到宴会上一位嘉宾把刀子放到口中去一般。”他谈到京剧中的表现方式，演员要指那一个人时，决不是伸手直指，而是对着所要指点的那个人的方向，用手指优美地绕一个圈子。他说，据他所知，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九曲桥这种东西，造一座桥到达彼岸，却在中间转许多不必要的曲折。

随后他又叙述到北京大学的情形：“北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大学，外国来的访问者常常前去参观。它所表现的情况，使得某些人印象深刻，却使另一些人大感吃惊。图书馆中有大量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无人敢于借阅。学生有自由选读马列主义或西方哲学，但今年并没有哪一位教授开西方哲学的课。北大的环境是比从前大得多了。许多外国访问者来到这广大的校舍中时，对于大学生活的枯燥， 深为惊叹，大学的环境美丽之极， 青竹园林、碧水池塘，但在这美丽的校舍中，却隐藏着许多辛酸和苦难。”

“我并不想来描写政治迫害的情形。受到迫害的人事实上并不多，虽然，这些人的阴影，映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新的政策下，这些受害者可以得到补偿和道歉。我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北大师生们各种各样的规避取巧、各种明哲保身、各种极力设法避开祸害的手段。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学府，然而流行的风气却是虚伪和装假。人们在环境的铁掌之下，变得像肥皂一般的滑溜。中国传统的处世方式，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合用，长期来发展成功的决不得罪人的持身之道，人人都在使用，用这种圆滑灵巧的办法，来不得罪社会主义。其实，那是高度的虚伪，是互相欺骗。”

人民公社和干部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人民公社经过了惨重的失败，也知道去年的农业生产有了若干进步。到底中共如何接受人民公社失败的教训？如何补救改进？这些问题在《自由谈》中曾大量地发表读者来稿予以讨论，报导他们的亲身经历。英国记者林维斯特所写《中国内幕》第四篇，题目叫做“人民公社和干部”。其中关于公社的成立和失败，已是众所周知，不必重述。他报导中共当局所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我在这里译述一部分，作为《自由谈》的一些补充。

中共面临公社的大失败后，颁布了“六十点”调整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一、让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纠正干部的错误，由各级干部承担失败的责任。以“突击”“苦战”“军事纪律”等等手段来强迫农民作过多劳动的干部，受到处分，进行“卫星田试验”的干部们，必须向老农学习经验。

二、分割规模过于庞大的人民公社。将土地所有权下放到生产大队，亦即倒退到十年前实行合作社时的情况。生产队的规模缩小，目前每一队约为三十人左右，有权自行决定如何耕种。

三、农民有权保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自留地。饲养家畜的农民可得到物质补偿。在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时所杀的家畜、所拆毁的房屋、所熔去的铁锅农具等，可适当的得到赔偿。

四、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根据每人的劳动能力而分六级付给工资。不得无偿的征用劳役。开会和政治性运动尽量减少。

实行了这六十点的调整后，农村情况颇有改进，林维斯特说他在《宝安公报》（那是广东省只供干部阅读的一种内部刊物）上读到了十一份观察报告，其中说人民公社经过整理后，农民私有性的秘密耕作已经减少；由于互相监视，盗窃行为已经减少；社员能直接监察干部，贪污和浪费行为已经减少；富有生产队和穷困生产队之间的冲突摩擦减少；生产队的耕作更能适应实际情况；社员的劳动情绪提高，不再有故意抛荒土地不耕的情形。

整个说来，那是大大的倒退，是向农民大大的让步。但农民的情绪提高之后，干部们的情绪低落了。干部遵照上级的命令行事，到头来却要承担全部失败的责任，许多热心的干部都受到了处分。于是他们便以“放任不理”的态度来对付公社工作，情形如何，明天再谈。

“包产、包工、包肥料”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六日

中共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向农民们作了重大的让步，结果领导干部们在精神上大受打击。林维斯特在文中说，他曾看到过一些广东省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其中登着调查各地情况的报告。有一份报告中说：“干部们的领导变得十分松懈。他们只说国家规定的任务太重，只希望上级来替他们解决问题。老干部被免职了，新干部们担心自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不敢鼓足干劲的去指导生产。他们说：‘我们何必大卖力气，引得旁人怨恨？’由于干部们没有好好的领导，公社中的工作就处于无组织和无纪律的状态。社员们从上午七时工作到九时。中午再开始工作，二时休息。四时再开工，不到五时便停工了。四百多头鸭子到田里食谷，干部们也置之不理。群众见生产处理得不好，大家精神很差，知道配粮一定又会减少。他们说，‘干部不负责任。我们的汗全白流了。’”

另外一份报告中说，群众对生产漠不关心。他们对前途失却了信心，说道：“我们宁可在别处做狗，胜于在这里做人。”生产队的管理十分混乱，新选出的七名队委谁也不肯负起领导的责任。社员每逢市集就停止工作，谁都不肯干粗重的劳动。

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的情况，中共又想了一种新办法出来。公社和每一个家庭订约，将每一块田包给一家一家。如果生产不足规定产量，这一家要赔偿不足之数的百分之三十，如果超额完成任务，那么超额的半数归农民所有。这种包产合同订得非常细致，甚至如有家畜到田中吃谷，那便如何如何的情形也一一订明。合同中也订明每亩田必须施肥若干。据报告，这办法实行之后，收效极佳，农民们能自动的工作，不必由干部打锣召集，妇女儿童，全家出动。如果白天做不完工夫，他们自动会在晚上接着干。

然而深一层的考察，这种最新的办法便是“农田归户”，便是在基本上取消集体劳动。不过农田的所有权是属于人民公社的。从前，农民向地主租田，现在则是向公社租田。

中共目前的办法还是在试行阶段，林维斯特认为，这办法是违反人民公社的根本精神的。如果更进一步，把每一块田永久性地租给一家农家户，那么比之向地主租田的时代，农民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可是那也是表示人民公社的解体。实质上是农田归户，但农民须得将极大部分的收成交给国家。

塞翁失马　多难兴邦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瑞典作家斯温·林维斯特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他所写的六篇《中国内幕》，已于二月十五日在《卫报》上刊载完毕。本港泛亚社曾将他的通讯选译了一些发布，本港有些报纸也曾登载。但泛亚社的选择说不上公正，专选林维斯特报导中不利于中共的部分，至于他说中共的好话，那就全然不提，还不如本栏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事实上，林维斯特的报导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不是由于他故意歪曲，而是由于了解得不充分。例如他提到人民公社和农民订约包工、包产、包肥料，就有一位读者来信指出，订约的对象是生产队而不是农户。我相信这位读者的话对，林维斯特是错了。那封读者的信，将在《自由谈》发表。

林维斯特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在各方面正在向人民让步。他说：“在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中国社会是变得比较的合于人道、有更多的容忍、比较有理性的了。看到局势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那是很愉快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在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中，决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一定继续下去。但我相信，中共目前的政策，对中国而言，乃是最佳的政策。”“我个人的许多经历，虽然并不能使我赞美中共，然而使我懂得，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巨大悲剧，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许多情形下，当局在设法改善局势，使得本来不必如此糟糕的情况，有所改进。在两年之间，我看到中共的政策有了整个的改变。中共党内确是有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然而它避免了斯大林式的暴力行动。中共领袖们要人民流泪流汗，来建设他们的国家，但并没有要他们流血。中共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已失却了人民的信心，幸而他们还有足够的聪明，正在竭尽所能，来设法重新得到人民的信心。”

林维斯特认为，一九六〇年时的中共，和一九六二年时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我相信，中共最困难的年月中所造成的局势，比之它最兴旺的年月还更有希望。中共初期的胜利，使它自大狂妄，以致造成了失败。然而在遭遇到失败之后，它却埋头苦干，反而成为长久进步的基础。中共只要脚踏实地，克制它过分的野心，那么这种长期的进步，或许便能逐步改变中国困苦的面貌。”他的结论正是合于中国人的古老哲学：晏安鸩毒，多难兴邦。也正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百货展览会”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一位署名为“志明”的读者来信，问我这专栏所介绍的林维斯特的《中国内幕》，原文可以在什么地方买到。他认为我的译文只是摘录，看来不够过瘾。我是在英国的《卫报》上读到的，不知美国其他什么报上是否还有登载。这位志明先生若想读齐全文，只有写信去孟彻斯特补购旧报了，那是分别刊载在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该报的。我看过的旧报没有保留，手边只存有该文的第二段，现择要译介如下：

林维斯特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天到北京的，那时中共正在遭到经济上的极大困难。他说：“整个城市似乎已经死了，店铺中都是空的，饭馆关着门。没法子买到一枚钉子、一团线、一张纸。大跃进的口号还是在叫着，但在这个空壳子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法干。整个国家似乎已经窒息了。在两年之后的今天，危机还在发展，但已不是那样的严重。已有东西在店中出卖。虽然，购买的人很少。当局已放松了管制。街上有了小贩，有了争取顾客的工匠。北京是全国管制得最严的地区，但当局也不得不适应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局面，任由人民自谋出路。”

那篇文章中说到今日北京居民的配给是这样：面粉的每月配给量，主妇是二十四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体力劳动者四十斤。数量仍和一九五九年以来没有分别，但质量已有改善。食油每月半斤，猪肉或鱼肉每月三两。每人每年可买鞋一对，肥皂两块。

物价也已普遍降低，在六〇年，在饭馆中吃最普通的一餐饭，要人民币十五元到二十元，以一个每月工资六十元的工人来说，那当然是绝对吃不起的。今年，这样一顿饭已降到了五元（约合港币十二元）。

本来空荡荡的店铺中，现在货架上又摆满了物品，但普通人要去买它一件，那是很不容易的，幽默的北京人将这些百货公司叫做“百货展览会”，意思是说只可看看，不能买回家去。中共现在有一种工业证制度，每二十元的工资加发一张工业证。每件定价一元的物品，购买时通常须缴一张工业证，一个热水瓶的售价是五元到十元，除了付给人民币外，还得缴五张到十张工业证，高价物品买的人少，工业证就可少些。一只木箱售二十元，只需十张证。一台收音机售价一百五十五元，只需四十五张证。某种货物存货较多，购买时所需工业证也可少些。

中共今后的农业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中共的经济情况最近几个月来有若干好转的迹象，这一点美国反共的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在最近一期的《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上，美国专门研究中共经济的专家艾荣·钟士（Edwin Jones）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北京的经济：上升还是下降？”对中共的经济现况，有很详细的分析。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的调整、从经济大混乱中的逐步恢复，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这些中国读者们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必予以重述。

文中指出，在恢复人民信心这方面，中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提高专家的待遇，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减少开会和政治学习，减少劳动的时间，容许群众在非政治性问题上发表意见，各种烦琐的清规戒律大大减少了。“这种种措施似乎有某种程度的成功，最近从大陆出来的难民，虽然公开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很少有人对毛泽东和政府领导者表示强烈的敌意，这显示，如果目前这种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继续下去，政府当局如能在一九六三年中选定一种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那么在今后一两年中，民众的信心会显著的增强，对于政府的号召也会有更积极的响应。”

谈到中共今后的发展，钟士根据中共所公布的文件和报导，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三——六七）的重心在于农业，在于设法生产足够的粮食，供应逐年增长的人口。由于将很大一部分资源移到了农业上，以及苏联停止援助，中共原定一九六七年在基本工业和技术上能够独立自给，现在时间须延长到了一九七二年。本来计划在一九八二——九二这十年间，和世界各主要工业大国并驾齐驱，现在也将计划推后了十年。

中共目前全力发展农业，以日本为模范，注重机械化、灌溉、肥料这三个主要方面，以求每一亩土地上的产量增加。他们的重点尤其是放在大城市附近的农田，因为城郊交通运输便利，便于使用机械和电力。过去十年间，中共在水利建设的主要工程上已花了四十亿美元，在今后十年间，中共水利建设的大工程费用，可能会达到六十亿以至八十亿美元。中共每年需要一千五百万吨化学肥料，此后十年内在化肥厂上的投资，大约为三十亿美元。机械化的投资很难估计，从中共的需要和机械设备能力推算，十年内的投资可能为六十亿至八十亿美元。

中共今后的工业发展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

美国经济学家艾荣·钟士研究中共今后经济发展的情形，认为在此后十年内，中共在农业机械上的投资，估计为六十亿至八十亿美元。这数字当然不小，不过中共的农业机械，价格比美国贵得多，所以这数字如果折成美国的价格，只等于三十亿至四十亿美元。美国一九五九年全国所应用的农业机械，价值为一百四十亿美元。所以即使中共这样巨额投资，十年的累积，也不过是美国一年的四分之一而已。

中共的出口，在一九五八——六〇年间到达最高峰，此后便大大下降，如果以后能逐步回复到最高峰时的水准，估计在农业上的投资，可能为出口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如果肥料厂的机械设备不能如理想的迅速进口，那么肥料的进口数量就会增加。钟士认为，以上的估计投资是中共的经济能力所能办得到的。

说到工业的发展，钟士认为中共有三个优点，第一是天然资源丰富，第二是劳动力巨大，第三是政治统治严密，能将人民的消费减到最低限度，节省金钱出来作为投资。它主要的弱点在于技术，如果苏联在技术上的援助不能恢复，中共的工业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大跃进的失败，使中共的工业生产在一九六〇年年中时减少了一半，回复到一九五七年时的水准。中共在六一、 六二年中，竭力设法使工业转变去生产农业设备、消费品及出口物品，但每间工厂性质不同，这种迅速转变是极不容易的。如果中共希望在今后十年之内，在工业上回复到最高峰时期的产量，必须大量进口机械设备。但在今后三年之内，中共必须还苏联五亿美元的欠债，此外有二亿美元的粮食欠债，要还给加拿大、澳洲等国，如果继续进口粮食，那么外汇支出更多。现在北京方面希望能以赊欠的方式，从日本及西欧进口机械设备。假使能得相当数量的赊账，那么在一九六五年以后，中共的工业可以开始逐步复苏。

由于技术的落后，中共目前对大学教育十分重视。在一九六〇——六二年间，全国有四十七万三千名大学生毕业，加上以前的数字，一共有一百一十万大学毕业生，不过近年来的大学生专业训练不足，所以目前高等教育的重点，是从数量转到质量。大学教育的期限延长为五年，许多不够水准的高等校院解散了，学生的劳动和政治活动大大地减少。如果这种比较现实的政策以后能够不变，那么十年之后，中共可以增加二三百万水准相当高的技术人才。

中共恢复经济的关键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外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了解，往往是隔着一层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研究英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比之英美人研究中国问题，那是要容易得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历史长久而复杂、中国的文字难学、文学作品不易欣赏、语言发音困难、方言众多、中国地大人多，各个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读了三十几年书的人，一生和书籍笔墨为伍，但还会有许多中国字不认识，许多会写错、用错、读错，要一个外国人来研究中国问题，确是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许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读到中国史时不免有许多笑话，而这种错误，一个不必是学者的中国人，也会很容易发现的。这些日子中我在读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大部头著作《历史的研究》，便不禁有这样的感想。显然，钱穆先生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化史专论》，对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比汤恩比说得正确得多。

但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外国人就不这么吃亏。政治牵涉到人事、心理和性格，比较困难些，经济却主要是具体的事实和数字，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真正科学的。我以为外国人对中共经济的分析研究，虽然不及中共的当政者或专家们了解得清楚透澈，但他们也有一个极大的长处，那便是比较客观，不必顾忌到成为右派、观潮派、“前怕狼后怕虎分子”等等。当然，政治和阶级性的偏见还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个人以为，在外国人所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文章中，以经济性的论文最有参考价值。

例如，美国人艾荣·钟士对中共经济近况的分析，我以为很接近于事实。他那篇专文的结论是说，中共在五十年代中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社会革命所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巨大的失败，使得北京的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六十年代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思想改造、发动群众、苦战三年等办法来解决。他们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渐进的进步。他认为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缓进而现实的政策可以克服各种经济困难。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中共有了若干成就之后，是否又会急躁起来，又会沉不住气而“癫”了起来，是否又会过于信任党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上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如果再来一场大盲进，那又会全功尽弃。因此，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自制”。

“野兽被吃光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我手边有一些英文资料，提到大陆人民以野兽为食的情形。

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一向嗜吃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这本来不足为异，不过据广州报章刊载，一些农民因粮食缺乏，不约而同都向山野的飞禽走兽着手，捕而烹之，大快朵颐。这种现象已引起广东农林部的关注，中共官员很怕野兽会因此而致绝迹。

捕猎野兽的方式应有尽有，用毒药、炸药、矛枪、陷阱，以及许多极其天才的方法。有时候，在山林中纵火，迫使野兽从隐藏的地方窜出来，这使山区森林遭到很大的损害。

没有一种野兽能逃过被捕杀的命运，广东当局特别指出，鼬鼠、猿猴、山羊、野牛、鹿、野兔等已有绝种之虞。虽然这种现象，是因人民的饥饿所引起，但中共干部起初还想掩饰这种情况，将公社社员捕食野兽的情形，说是为农田除害。最后，他们加以解释，由于社员太热心驱除害兽的缘故，他们把其他的野兽也误杀了。

在这种解释的同时，那些干部们也许正在享用着炖羊脑、炒鹿肉和烤兔子，那么反对社员们误杀野生动物，自然不会怎样的热心。

不过广东当局已开始注意这种情况，有一项报告指出，海南岛的猴子已被人们吃光了。海南人捕猴，成群结队，当作一件业务，他们硬说，猴子对庄稼是有害的。

以上是仅就广东的情形而言，邻近的省份如广西、湖南，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野兽到底还不是“人民的财产”，吃了不至于犯法，那么在腹饥如雷的时候，自然最先想到这些肉类。

广东农林部已颁下一项严厉的禁令，声明除了狼是可以随便击杀的动物之外，其他的野兽都不准捕猎。虽然山羊、鹿、猿猴、狒狒，这些动物，有时能造成农田的一些损害，但那是不重要的，不应该以此为借口无故加以杀害。

中共与西方距离缩短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中共与巴基斯坦正在谈判一项“航空协定”。这项协定表面上看来只与航运有关，但却有着重大的含义。

如果这个协定成立，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将于明年初开办它的喀喇蚩（又译卡拉奇，编者注）、达卡、广州、上海、东京的航线。

巴基斯坦且会建议协助中共发展民航，民航是中共比其他开发国家落后的一个部门，比方说，关于该航线将使用的波音式机，广州和上海的机场跑道还不够大，不能供其起落。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向周恩来提议扩张。

在巴基斯坦与中共之间建立航空连系的观念是在六月间提出的，想不到进展如此快速。

在筹备方面，中共的麻烦多一点，除了扩大跑道外，在广州和上海必须设立某些近代的导航设备。北京和非共国家间的此类协定，这还是第一次。其中包含的问题很多，例如过境旅客的处理，其中可能有美国人。在这些事项上，巴基斯坦将试图获得中共的充分安全保证。巴基斯坦还试图获得广州上海间的运输权利。

即使得不到此项权利，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也定然有利可图。以广州和上海为中途站，从达卡至东京的飞行，将只需七小时，为巴基斯坦至日本间最快的航线。运货与搭客的可能性，都很良好。

巴基斯坦将给予中共在达卡和喀喇蚩降落的权利，这种新安排，将减少中共前往欧洲和美洲货物与旅客必须借道莫斯科的依赖性，较短的飞行时间缩小了中共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距离。

据悉，日本航空和英国海外航空两个公司，对于获得大陆上的交通权利，也都感到兴趣。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业务经理，于上月对此问题还作了一次暗示，虽然他审慎地补充说，与中共并无“直接”谈判。

巴基斯坦与中共的这笔买卖，美国国务院最感到关切，认为将破坏自由世界的团结，并暗示可能因此停止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或者波音机的零件拒绝售予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巴基斯坦已决心抗拒美国的压力，这将使已在下陷的美巴关系更为恶劣。如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尼泊尔的航线一般，巴基斯坦与印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之后，才开辟对中共的航线，这表示巴基斯坦扩大其接触范围，一面为了商业利益，一面可作为其外交上有新转变的预兆。

中共在欧洲的“分站”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自中共与苏联发生歧见后，日内瓦的房租日渐上涨了。”这是西方记者嘉柏伦的幽默语。 骤听起来，好像没头没脑，但熟悉中共动态的人，却可能会作会心微笑。原来这两年，中共已将日内瓦作为欧洲活动中心，在这美丽的瑞士城市中租赁了五六十座房屋作为各种机构的办事处。表面上，这些机构都是与经济、商业有关，但西方情报工作者怀疑这正是中共间谍活动的大本营。

一九五九年以前，中共大概还没有在欧洲活动的念头。那时候，欧洲被看作是“受苏联影响的地盘”，中共却全心全意地对付亚洲。自中苏共背道而驰的迹象日渐明显后，中共觉得不能在欧洲留下一片“空白”，便在瑞士日内瓦动起脑筋来。

一九六一年，寮国（又译老挝，编者注）和平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共代表团极之庞大，当时西方记者不明白这个代表团的许多团员要来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日内瓦到处“游览”，想混熟这座城市。不久，中共的各种机构便一个一个地在日内瓦出现了。

西欧各国现在想与中共做生意，非常简单，只要派员到日内瓦就可与中国人碰头。这令一些西方小国觉得十分方便，一来可省旅费，二来不必千里迢迢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共大陆去，或是由中共派一个代表团来，这两件事都显得太隆重，会引起世界的注意。不如现在悄悄的便做完一笔生意，神不知，鬼不觉。法国最近便与中共在日内瓦完成了一个商业协定。

中共与东欧共产国家的一些秘密往来也在日内瓦进行，这种交易包括各个方面，外人不易知晓。西方观察家以为中共能在西欧建立这样一个情报活动中心，是东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时，日本曾试图作此种努力，但失败了。

中共驻日内瓦机构的另两项工作是争取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及侦查苏联与西方国家的“交易”，以免被“暗中出卖”。这两项工作都是极之重要。西欧各国共党中的“亲毛派”随时可以到日内瓦去获得他们的精神指导。

此外，在欧洲置一“分站”，也可使中共更易与美洲各国人士联络及做生意。

有此种种原因，故将来到日内瓦租房子的中国人看来还要陆续增加，而瑞士的包租佬与二房东少不免要坐地起价了。

美商人垂涎中共市场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当日本与中共的贸易已惹起台湾愤慨的时候，盛传美国也有一些商人要与中共贸易，这种消息已引起台北的密切注意。

约在一个月前，外电报导，美国西海岸商人有意与中共贸易，但后来没有获得证实。本月二十四日，合众社消息说：“由美国派往中共的一个类似英法荷等国的贸易代表团已抵香港，并在赴北京途中。”

这个消息，或许是误传，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而美国西海岸商人一直在进行游说美国政府向中共放宽禁运，也是的确的事实。

本月十六日，美国商务部长何奇士在一次电视访问中曾指出，印度、中共大陆和非洲在开发中的地区都是潜在市场。这话虽经美国商务部于二十二日发表声明说：“并不表示美国对中共的禁运政策有任何的改变”，但何奇士于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却又说：“美国政府将郑重考虑商界领袖们所作重新检讨对共产集团贸易政策的建议。”

所谓“商界领袖”，指的是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奥勒冈（又译俄勒冈，编者注）和华盛顿各州的大商人。如旧金山区世界贸易协会主席古德门，旧金山商务会议贸易部门经理威尔逊和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董事长吉利昂等，都是极力主张与中共通商的人物。他们与众议员波特及“中国通”纳殊组织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检讨委员会”，企图把美国现行对华政策作有利于中共的转变，主要是放宽禁运。所持的论点有三：（一）美国不与中共做生意，但是其他自由国家却把美国货卖给中共，既然无法绝对禁运，美国又何不直接与中共通商？（二）与中共通商，可以达成国际谅解。（三）与中共通商，可以避免逼其走上威胁世界局势的险途。

美国政府除了对这种观点可能加以考虑以外，另外还有两种危险的足以影响美国的因素。第一，美国与苏联贸易的扩展，势必使它对中共禁运政策日益遭到要求改变的压力。第二，日本与西欧自由国家的扩大对中共贸易，也会使美国的对中共禁运政策日益陷于孤立。这两种趋势均是清楚地摆于目前的。

因此台北方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担忧，也并不是太早了。

香港是中共的大客仔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最近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用一堆生动的数字，证明香港对中共已越来越重要，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大陆货品的销场。

今年上半年，比之去年上半年，中共出口到香港的物资，共增加了百分之廿四。在同一时期，她的进口货品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比对之下，造成一个很大的盈余额。

不可不知的一点是，去年（一九六二）中共自香港身上赚去港币一十一亿八千九百万元（合美金二亿一千万元，或一千一百八十九张头奖马票），比之前年的出超九亿二千九百万港元已大有增加。今年看样子还要发展：仅在今年头三个月，中共的出超数目已是港币六亿二千六百万元，比之去年上半年要增多了。

这数目说明香港人是大陆货品一个很大的主顾。（当然，反过来也说明香港对大陆的依赖性；彼此均不能缺少）在各项货品中，最大宗的输入是棉纱、布品，其次是食用牲畜；再其次是谷类。香港去年输入大陆猪、牛肉约一亿三千七百万港元，完全是吃进肚里去的。

大陆农村的情况似乎已好转了不少，水果、蔬菜来港均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我们从市面上也可以感觉到，大陆的水果今年每一样都有很好的收成，据说中共特别在深圳方面经营一巨型农场，专门饲养猪牛羊以供给香港人食用。

另据香港商人的感觉，中共设在香港的贸易商行，已采取一条较为现实的道路，以营业为目的，而不再将政治放在第一位。从前要讲关系、讲“照顾”，现在只要有钱赚就行了。

中共要战争还是安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早在一两个月前，我摘录过一段西方记者的报导，说中共在欧洲设下一个分站，那就是瑞士的日内瓦。欧洲人如果要与中共谈政治，谈生意，可以到日内瓦去，不必远路迢迢跑去北京。

昨天，台湾征信新闻报有一篇《香港通讯》，也谈到“日内瓦中心”的问题。该文说：在香港某华丽俱乐部中，有一天的晚上，几位有身份的英国商人在酒后谈到贸易问题，其中一人焦急而忧惶地说：“无论如何，我们要联合起来想办法，打倒日内瓦中心。”其他的人同声相和。“日内瓦中心”是国际贸易上的一个新名词，中共与西方国家的重要贸易，近来都在日内瓦谈判、签约。香港与中共接壤，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香港成为大陆对西方贸易的中心，但是，这一个中心地位，如今已显著地转移了。

为什么中共对西方贸易中心转入日内瓦？据香港商人表示，原因有五点：

一、法、意、西德与中共贸易的急剧增加。二、中共在日内瓦与西方进行贸易，是高阶层的直接谈判。在香港做生意，香港商人必然赚去中间利益。三、付款问题，香港商人对中共放账有戒心。四、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与美国的经济势力，都影响香港与中共的贸易发展。五、香港无法保密。

日内瓦中心不但夺去香港的地位，而且夺去香港的人才。西德、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都自香港商务机构调回通中文和曾经与中共有贸易经验的人去服务。

一些有地位的香港英商说：香港的商人在积极争取日内瓦的地位时，美国商人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卷入对中共贸易的关系中。美国的政策早已有松弛的趋向。

这种种情况，对中共来说，当然极为有利。该文的结论是：台北如果要抵制中共在国际贸易上的进展，最好的办法是把战争带入中共大陆，只要战争发生，西方国家决不会做中共的赊账生意。现在就由于局面太安定了，人们看不到兵革之争，于是放心放债给中共。

这一点见解，看来幼稚，却也不无理由。它正好反面给中共提出一个启示：安定是对中共有利的。在这二三年间，中共最好不要致力于国际争端，人家吵人家的，我干我的，到得将来国力强盛，羽毛丰满，那时候我不出一声，人家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了。

香港：中英纠纷 九龙城寨　六拆六罢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

由于香港政府拆迁九龙城寨的房屋，中共提出了抗议，成为全世界群相瞩目的大新闻。不明真相的人，以为这是中共为了答复赫鲁晓夫的批评，故意在香港向英国当局显些颜色，其实中国政府反对港府拆迁九龙城民居，已有极悠久的历史，自一九一九年开始，中国政府即曾为此和港府交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苏俄的革命也刚刚成功了不到一年。

一八六〇年，当九龙半岛的尖端割让给香港时，中英所签的条约中规定，九龙城寨的统治权是由中国政府保留的。及至一八九八年，订立扩大九龙租借条约，对于保留九龙城寨内中国治权，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这样订明：“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湾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

九龙城内驻扎中国官员，在城内各司其事，那是在条约中订得明白的，并且还特别规定了陆上和水道的交通。这情形，和目前西柏林的处境其实很相似。西柏林孤零零的处于东德的大片土地之中，但它与外界的交通，似乎还不及九龙城这样规定得明白，不过长期来，中国官员早就不在九龙城寨驻扎，于是九龙城成为英国无权管，中国有权管而不管，变成了两不管的特殊地区。

一九一九年，英当局口头通知拆迁九龙城寨民居，后经国民政府广东外交署朱兆萃交涉而作罢论。一九三二年，英当局又进行拆迁，九龙城内居民反对，广州派员来港交涉，英当局作罢。一九三三年，英当局要求九龙城居民自动拆迁，否则强制执行，当时甘介侯任外交特派员，向英国交涉，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复文称：并无其事。一九三四年，英当局企图拆迁未果。一九三六年，香港当局再度进行拆迁，着九龙城居民申请换屋换地，并予补偿，居民不同意。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刁作谦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交涉。不久日军在广东登陆，此事不了了之。到一九四八年，为了九龙城拆迁事件，闹成轩然大波，广州英国领事馆也被烧毁，拆迁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由上述简单的历史事件可知，香港英当局，一再想拆迁九龙城寨民居，中国政府一再交涉，在中共当政以前，先后已发生了六次之多，这次已是第七次。以往每一次交涉，英国当局都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停止拆迁，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十五年前的九龙城事件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

在历史上，自一九一九年起直至今日，香港英国当局曾有七次企图拆迁及徙置九龙城寨的民居，每一次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以前六次，提出抗议的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这一次则是中共政府，在以前六次事件中，纠纷闹得最大的是一九四八年那一次。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港府当局强制执行拆除九龙城寨的寮屋。国府外交部于一月十日发表声明，认为港府破坏一八九八年的中英条约，向英国提出抗议；要求港府释放被扣留的两个九龙城寨居民代表（刘毅夫和朱沛唐）。同时，国府驻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亦四次访问港督，力促尊重我国的主权。

到一月十二日，港府又进行扫荡。此时当地居民已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警察进行强制拆屋时，居民投石抵抗，代警司施巴路的鼻子上被石头击中。于是警察开枪，居民代表张忠武中枪而死，此外有十余人中枪受伤。

于是事件扩大，中国全国各地示威抗议。广州沙面的英国领事馆被群众焚毁，英国领事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英国国旗被扯下，连广州太古公司也被焚。这是中英之间最近的一次外交大纠纷。后来港府当局停止拆迁，同时各处中共军积极进攻，军事局势日见恶化，全国人民自顾不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也有人说，这次全国性的反英运动，是国民党ＣＣ派组织的，目的是在转移人民的眼光，以掩饰国府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大困难。不论真相如何，为了这样一件小事，以致酿成流血惨案，烧毁英国领事馆，实在对谁也没有好处。

这件事发生时，我还在上海读书，听到来自香港的同学们谈起九龙城的真相，大家都觉得这本来是一件小事。香港当局不应当破坏条约，不应当开枪杀人，而广州群众烧毁英国领事馆，侮辱英国国旗，也是太过冲动。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港府企图拆迁九龙城民居那一次，代表国府向英国交涉的两广外交特派员是刁作谦先生。刁先生是广东人，是前清的翰林，又是英国留学的博士（好像是剑桥大学的）。身兼翰林和博士两个头衔的，以我所知，古往今来似乎只有刁先生一人。另有一奇，他又是剑桥大学的网球选手，经常代表学校和外界比赛。他入外交界后做过驻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公使。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教英文，我曾听过他讲课，做过他半年学生，当时他教的课本，是英国女小说家奥丝丁的《傲慢的偏见》。刁先生中英文俱好，那是不消说了，只是说的国话全是广东腔，十分难懂。刁先生现居香港，数年前我曾见过他老先生一次，白发如银，精神矍铄如昔，当是长年爱打网球之功。

苏联：专制与强权 一首苏联新诗：《害怕》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

最近又读到了几首苏联青年诗人伊夫杜仁科的政治诗，像《古巴和美国》、《来自古巴的一封信》等，太像是《真理报》的社论，枯燥乏味，但那首《害怕》，却颇足以令人深思。这首诗揭露在斯大林时代，人民如何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最后则歌颂“赫鲁晓夫时代”的光明。这个“光明的尾巴”读来微觉肉麻，但想深一层，恐怕也是不得不然。该诗意译如下：

“在俄罗斯，‘害怕’正在逐渐死去。过去年代的魅影，已像是在教堂中乞讨的老妇。我还记得在当年，‘害怕’是如何的威风凛凛，笼罩着一切。‘害怕’像黑影一般，无所不在，涌进了每个家庭之中。

“人们被管制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每个人身上都被盖上一个图章。在应当沉默的时候，我们被训练得高呼口号。在应当呼喊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敢作声。现在，这一切都已很遥远了。现在回忆昔日，甚至有些奇怪，那时偷偷地害怕被人检举告发，害怕有人敲门。害怕和外国人说话，你想一想，那是外国人！甚至于，害怕和自己的妻子说话。

“那无边无际的害怕……害怕当别人前进时，你被留在后面，你的伴侣就只有‘沉默’。这并不是由于怯懦。人们心中怀着勇敢和纯洁的信心，高高的大厦建造起来了，劳动英雄们忘我地工作。我们不怕在狂风大雪中造屋起坝，也不怕在枪林弹雨下冲锋陷阵。但我们往往自己心中不安，不敢坦白地跟自己说话。

“在俄罗斯，‘害怕’正在逐渐死去。试想一想，没有了‘害怕’，日子可真不坏啊。高楼大厦在飞快地建立，那是给活生生的人住的，不是给标语图画中的人住的。我们没有跌倒，我们没有腐化。敌人们说，在俄罗斯，‘害怕’是被克服了，可是又有了巨大的害怕。

“不错，我看到了新的害怕，光明的害怕：害怕对祖国不够忠诚，害怕亵渎了真理，害怕狂妄夸大以致变成傻瓜，害怕老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害怕对别人缺乏信心，害怕对自己自信过了分。当我抒写这些诗句，我是太过匆忙草率，我只害怕，写诗的时候没有尽了我的全力。”

然而就在前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则合众社发自莫斯科的电讯，说伊夫杜仁科受到共产党的强大压力，已同意改写他那首题为《巴比雅尔》的诗（该诗抗议纳粹杀害犹太人）。大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根据该诗所作的第十三交响曲，也已宣布延期演出。据伊夫杜仁科说，他要在这诗中加上一节，描写一个俄国女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救了两个犹太孩子，以表示苏联人并不反犹。

在俄罗斯，“害怕”是不是已死去了呢？

谈《集中营里的一天》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

昨天我们登完了苏仁尼津（又译索尔仁尼琴，编者注）所作的《集中营里的一天》的节译。这本短篇小说出版后轰动了苏联， 莫斯科、 列宁格勒、高尔基城……各处书店门外人们排着通宵的长龙，等候买这本书。人们到处说着，这是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的。一篇短篇小说，在苏联人生活中所造成的耸动，几乎是等于古巴事件。

我们所读到的虽只是片断的节译，但大致上已能了解到这篇小说的内容。起初，我们或许会觉得奇怪，这篇小说写得很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酷刑，没有逃亡和追捕，没有枪击和流血……一切在电影中、小说中已读到的集中营中的惨酷场面，这里都没有描写。所写的只是平常的枯燥的一天。然而我们多读一遍，再细细的想一下，便不禁佩服作者艺术手法的感人之深。这位本来做数学教员的作者，以他精确的白描手法，叙述了两个主题：寒冷和饥饿。集中营里的犯人不再想到冤屈和不平，思想只是集中在如何可以温暖一些，如何可以多吃一点面包。有灵魂的人，变成了和野兽没有多大分别。犯人们被卫兵用枪押着，去建造一个电力站，这个电力站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生活”。那些奴隶们自会苦涩地想到，所谓“社会主义生活”，原来是这样子的。

评论家们指出，这本小说所以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除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在政治上，有下列这些意义：

第一，它首次详细的向读者们报导， 苏联从前存在着这样不公平的制度，这样可怕的监狱。在这本小说出版以前，没有人这样生动具体的描写过斯大林的罪恶。

第二，它指出，牺牲在斯大林手下的，不单单是那些重要的政治家，更多的是无辜的普通人。读过赫鲁晓夫那篇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人，知道苏联一次又一次的清党，曾杀死了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读了这本小说，才知道无辜的平民死得更多。

第三，小说中又指出，这许多冤屈的事件，大部分是斯大林所根本不知道的。小说中有个犯人要向斯大林投诉申冤，另外有人叫道：“大胡子爷爷不会可怜你的！他连自己的兄弟也不信任，难道会信任你这狗娘养的？”

苏联最近又出版了另一位作家亚克苏耶诺夫的小说《去星空的车票》，其中描写一群少年逃离了家庭学校，到波罗的海海滨去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期，而不是像其他的少年先锋队员那样，到东方去垦荒。作者对这群少年显然抱赞同的态度。这样的主题，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苏联试行“利润动机论”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

苏联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于去年八九月间提出了“利润动机论”之后，苏联经济业学界和党的领导方面曾进行热烈讨论。大多数人心中都认为这是合理的，但这办法是显然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最近，赫鲁晓夫出来说话了。他说，资本主义也有某些好处值得我们学习。他决定局部试行李勃曼所建议的“利润动机论”，如果成绩优良，再行推广。

苏联所有的工厂本来完全是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每间工厂用多少工人、工人的薪金如何、福利如何、资金如何运用、如何添购设备等等，完全由中央下命令规定。于是每间工厂都存在了这样的情形：大家尽量争取用最多的工人，用最多的原料，将大量资金和配备积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工厂当局，是不敢开足马力，以免今年的生产数量太大之后，明年无法超过，以致成为“落后单位”。一家工厂本来可以生产一万吨物品的，管理当局宁可生产八千吨，以便明年生产八千五百吨，后年生产九千吨。

在香港人看来，李勃曼的办法一点也不新。他主张每家工厂有自由经营的充分权力。雇佣工人、薪金多寡等等全由厂方决定。国家只交予生产任务，至于如何达成，用什么方法，政府全然不加干预。哪一家工厂赚钱最多，便是最有效率，最先进。所赚的钱一部分上缴，但大部分可分配给职工分红，也可自行添购机器。除了不能自行推销货物之外，经营的方式几乎和香港的工厂没有什么分别。赚钱赚得多，职工不但分红多，在政治上也是对国家贡献多。

赫鲁晓夫说，这种“利润观点”，和资本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国家经济”以赚钱为目的，那是错误的，但每一家工厂可以以赚钱为目的。赚钱的多少，便是每家工厂效率高低的表示。这办法可以纠正工厂中官僚主义的管理方式，纠正敷衍上级、假装进步的各种虚伪作风。

苏联党的方面有许多人反对这个新办法。看来，这办法在工业方面一定会得到成功的。那么应用在农业上，集体农场的根本制度岂不是受到了威胁？如此发展下去，岂不是一步一步的向资本主义靠拢？那岂不是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私底下认为，这种办法即使不是南斯拉夫的道路，至少也是波兰的道路。

在中共领袖们看来，那当然是修正主义了。

昔日名将　竞相谄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大家都知道，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役。但今日你若在苏联提到“斯大林格勒”，你就是反党分子。因为斯大林格勒早已不存在，这个城市现在已改名为伏尔加城。

不久之前（二月二日），苏联举行“伏尔加城之战二十周年纪念”。苏联将领们纷纷撰文，指责斯大林当时指挥错误，真正使伏尔加大战取得胜利的并非别人，乃赫鲁晓夫是也。当时在斯大林格勒担任苏军总司令的是叶里孟科（又译叶廖缅科，编者注）元帅，他于一月廿七日在《真理报》上撰文说：“其时形势恶劣，斯大林说这是由于欧洲没有第二战场之故。当然，盟军如在西线进攻，当可减轻苏联战线上的压力，然而局势所以如此糟糕，主要是由于斯大林对局势的估计上，在战略计划上，在对军队的领导上，都犯了巨大的错误。根据于历史事实，我们必须纠正一种不正确的说法，所谓斯大林在伏尔加城地区的战役中发生决定性的作用，那完全是不确的。对他所起的作用完全估计过高。他许多主要的决定都是错误的。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他决定将伏尔加城的防务分为两部分。这使防守上发生很大的困难，使友军不易互相支援，在组织上大大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至于谁是真正的英雄呢，叶里孟科元帅在文中写道：“领导着共产党人们，决定在伏尔加尔河两岸战至最后一人的，乃是那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那位卓越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

现任副国防部长的崔可夫，当时在斯大林格勒曾指挥好几场剧烈的战斗，他于一月卅一日在莫斯科电台中广播说：“我要特别指出赫鲁晓夫同志所担任的重要角色。他不仅是党的代表，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把我们组织起来，才得到伏尔加城的大捷。”

可是在此以前，谁也没听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中建过什么殊勋，便是在去年出版的新版《苏联百科全书》中，也只说赫鲁晓夫当时是斯大林格勒作战委员会的委员，在鼓励士气方面“担任”一种“重要工作”，除此之外，那是什么都没有了。在赫鲁晓夫死后，斯大林格勒的战史势必又要重写一次，如果那叶里孟科、崔可夫等名将还没死，他们又要另抬一位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出来。抬谁呢？容易得很，当时谁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谁便是“斯大林格勒大战的当然英雄”。

西伯利亚　人口难增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许多西方国家的政论家都说，苏联有许多事情忌惮中共，其中之一是害怕中共庞大的人口终于侵入到西伯利亚。苏联海参崴一带的远东省，本来是中国的土地，清朝时被俄国侵占去的， 如果中国将来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苏联势必十分头痛。因此苏联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要增加西伯利亚的人口。只有西伯利亚住的俄国人有相当数量，才不怕中国人的渗入。

苏联的《经济公报》透露，目前西伯利亚的人口是七百五十万人（这块如此巨大的土地上，人口只不过等于两个香港），计划到一九八〇年时，要增为一千二百七十万人。所希望增加的人口并不算多，但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二十多年之中，苏联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该地人口还是只增加二百万人。

据该报载，去年在卡巴罗斯克和伊尔库斯克两地，曾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如何迅速增加西伯利亚的人口。最大的困难，在于当地太过寒冷，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会中一位代表说，过去三年之间，移居到西伯利亚地区的人数，还不及离开该地的多。苏联当局用尽各种办法，鼓励人民向东移，凡是到西伯利亚工作的人，当局发给特别津贴。然而由于房屋设备不佳等等原因，很少有人肯到西伯利亚来。会中许多代表说，来到西伯利亚的，大部分是游手好闲的冒险家，领了政府发给的移民奖金，到西伯利亚来敷衍一阵，游荡一阵，又回到欧洲去了，真正定居而工作的人很少。以马加顿一家工厂为例，许多工人名不符实，事实上并不上工，只领薪水。工厂当局只好将他们开除，还有许多则酗酒、行为不良。在某一段时期中，新招募到五十五名工人，其中十六人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自动松人了，又有二十人不久即被开除。

共产党的机关报 《共产党人》报导说：西伯利亚布拉斯克大水电站的建筑基地上，在去年一月到八月之间，有一万一千人弃工松人，这数字和该期间内新招工人约略相等。卡萨克斯坦（该地和中国接界）共产党第一书记最近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一年之中，卡萨克斯坦新招工人二十一万人，但弃工不干的则有二十万人，如果不是大力招募，各工厂中的工人就会急剧减少。工程师的缺乏情形同样严重。苏联远东省的木材工业缺少七百名木材工程师，然而每年所能招聘到的，只不过是二三十名而已。

苏联妇女努力扮靓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英国的报业巨子汤姆生（加拿大人）去年曾来香港。当时有人问他，是否有兴趣买一家香港报纸。他说没有兴趣，因为他不懂中文，如果买了一家香港报，却看不懂自己的报上说些什么，被人揾了笨也唔知。他最近到苏联访问，曾和赫鲁晓夫会面，他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会和中共破裂而和西方国家靠拢。赫鲁晓夫说中共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汤姆生拥有一百多家报纸，其中最出名的是《泰晤士报星期刊》（《泰晤士报》的老板另有其人）。该报的彩色版上最近登了一篇文章，是英国女小说家巴美拉·汉斯福·约翰逊的访问记。这位女作家常到苏联游历，谈到了苏联妇女的近况。

她说，最近十年来，苏联妇女的外貌已有大大的改变，越来越和西方国家的妇女接近，这显然是整个社会风气改变的结果。她们搽唇膏。用化妆品、烫头发，只是不搽眼膏。因为天气冷，她们很少戴帽子，喜欢用布包头。年长妇女的头布是俄国旧式的，年轻女子却都用碧姬巴铎式的头巾。在莫斯科，一对普通女鞋约为四镑（港币六十四元），这与伦敦差不多，比香港却要贵得多了。尼龙丝袜很贵，但时髦女子都穿尼龙袜。衣服也是很贵的，大城市中常常举行时装展览会，观众极多，漂亮的模特儿穿了各种时装（主要是模仿意大利的设计），在台上走来走去。不过这些展览会中不卖服装，卖的是每一号时装的照片和裁剪式样。观众将样本买回家去，就可照样裁剪。

苏联家中用女佣的很普通。这位女作家认为，莫斯科的家庭主妇，比美国主妇舒服得多，原因之一，是苏联连年战争，男子死得太多，年老的寡妇都出来做女佣，到五十五岁时退休，退休后大多数也改做女佣。

苏联女子教育普遍，很喜欢读书。书店中一本新书出版，十万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苏联一般物价极贵，书籍却便宜。西方国家的许多文学作品，苏联都有译本。他们对福尔摩斯的作品极是喜欢，近年来流行全世界的英国女侦探小说家艾嘉瑟·克丽斯蒂（又译阿加莎·克里斯蒂，编者注）的作品，苏联也有译本，但苏联妇女却不见十分对之有兴趣。

苏联妇女近年很注重身材的苗条，年轻女子节食的很多。但因为她们的食物中淀粉质很多，蔬菜太少，所以节食减肥没有西方国家的妇女那样方便。

消息报上一场笔战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苏联当今最出名的小说家是爱伦堡，最出名的文学批评家是叶尔米洛夫（他评论契诃夫戏剧的文章写得极好，有中文译本）。这两位权威作家最近在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上展开一场笔战，情形显得很严重，双方互相不称同志，也不称先生，爱伦堡说叶尔米洛夫对他进行人身侮辱。《消息报》的总编辑亚佐拜（又译阿朱别依，编者注）是赫鲁晓夫的女婿，他是袒护叶尔米洛夫的，在《编者按》中，很明白的直指爱伦堡的不是。

事情起源于驴子的尾巴。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抽象派画家的不对，说他们的画好像是驴子用尾巴来画的。但爱伦堡在他新作《人物、岁月和生活》中，却表示艺术家应当有创作的自由，有权用他自己所喜欢的形式来创作。这种见解和赫鲁晓夫的意见刚好相反，何况爱伦堡始终不是共产党员，于是叶尔米洛夫在《消息报》上发表专文，说当斯大林大举迫害无辜的人士之时，爱伦堡身为名作家，是苏联的公民，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为什么一个作家可以没有正义感？

爱伦堡的辩护在我们看来很是没有力量。他说，起初他是在巴黎，后来到西班牙，作《消息报》的战地记者，对国内的情形很隔膜，后来回到国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斯大林是不错的，许多无辜的人被捕，大家都认为是“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叶卓夫的过失。

叶尔米洛夫特别猛烈的攻击他书中的两句话。那两句话说：“我并不放弃我认为宝贵的东西，我并不指责什么，但我知道：必须咬紧了牙关过日子，去学习那最难的科学——‘沉默的科学’。”叶尔米洛夫问他：你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根据自己的良心而大声疾呼？

在我们看来，叶尔米洛夫的指责是要求太苛的。爱伦堡如果在那时公开反对斯大林迫害无辜者，今日早就没有了爱伦堡。我们倒想问一问：当时赫鲁晓夫和叶尔米洛夫为什么不敢公然出来反对斯大林。

爱伦堡的文章中，有许多段写得极为沉痛，他说：“我知道已发生了不幸，我也知道，我自己、我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全体人民总是支持十月革命，不论是少数人所造成的罪恶，还是在腐化我们生活的许多事物，都不能迫使我们放弃那条艰苦然而伟大的道路，在那些日子中，有时候我真的不愿再活下去了，但就是在那时候，我也知道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苏作家被押入疯人院

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

苏联作家巴斯特纳克（又译帕斯捷尔纳克，编者注）的小说《齐瓦哥医生》（又译《日瓦戈医生》，编者注），对共产主义制度是有相当辛辣的批评的。这部书在苏联当然无法出版，作者把原稿偷偷送到外国去出版，因而获得了一九五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赫鲁晓夫对巴斯特纳克还算客气，愿意放他出国，但巴斯特纳克热爱祖国，不肯离境。现在作家本人已经逝世，协助他偷送原稿出国的他的情人奥嘉·伊云丝嘉霞及他女儿伊莲娜，现在还关在苏联的监狱里。

最近又有一件差不多的事情发生。作家华勒里·泰西斯的两部小说，《蓝瓶》及《红与黑》，英文版在英国出版。为了保护作家，书上所印的作者名字是假名，叫做伊凡·华勒里。其实，在这两部书到达英国之前的两个月（去年八月间），泰西斯早已被捕。苏联当局宣称他有神经病，将他送入了精神病院。比之监禁或劳改，这办法是巧妙得多。艺术家精神失常，那是毫不稀奇的，当局照顾艺术家的健康，给他终身医治，岂不人道也哉？

泰西斯今年六十岁，是苏联名作家，作家协会的会员。他父亲曾参加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的革命，后来在斯大林进行清算时失踪。他岳父是苏联著名的空军将领亚克史尼斯将军，也是被斯大林枪毙的。

他曾发表过许多研究西方文学的论文，但过去二十年中，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等等，始终是写了之后，秘密保存，不敢拿出来。赫鲁晓夫执政后，情形是好转些了，但说到出版他的作品，那还是根本谈不上，因此他将作品送到国外。他希望等这两部小说在国外出版后，便写信给赫鲁晓夫，解释他不得已的苦衷，要求准许他的作品在苏联出版，如果不行，便希望批准他携同妻子、女儿出国。但结果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和他同样遭遇的，有著名的建筑家拿里沙，被捕后也被送入精神病院。

奇怪的是，泰西斯对自己的命运似有预见。小说《蓝瓶》的主角，遭遇竟和他本人颇有些相同。他描写这位主角健康十分正常，只因为对现实不满，于是一个保安部人员很亲切的来访问，说他身体欠佳，似乎需要休养。他大学中的同事们也暗示他健康不好。他的情人对他说，“根据俄国向来的习惯”，他已面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严重危险。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土里，竟敢公开表示对现状不满，在当局眼中看来，那根本就是患了精神病的证据。

苏联集体农场真相

一九六三年四月六日

苏联最近又出版了一部轰动全国的小说，书名《迂回曲折》（又译《绕来绕去》，编者注），篇幅不长，作者亚勃拉谟夫（又译阿勃拉莫夫，编者注）本来是个籍籍无名的人物。但这部书在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其影响之大，比起描写西伯利亚集中营情况的那部《伊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迂回曲折》所描写的是苏联集体农民的生活，时间是一九六二年。故事不是发生在从前，而是发生于当代。作者没有掩饰集体农场中的各种缺点，在苏联文学作品中是第一部。

小说描写“新生”集体农场主席米索夫斯基生活中的一天，他是这农场战后的第十三任主席。他得到上级指令，要农民割集草藤，作为牲口的秣料。但他开始工作时，一个农民也找不到，于是他只好到处去叫人。好几个农民在农场的浴室中烧水，准备好好的洗个蒸汽浴。老年的女人都去采草菇去了。农场中有两名拖拉机手，一名摔在沟中，爬不起来，另一个却喝得醉醺醺的，走路跌跌撞撞。

农场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终于找到七名牛乳女工，来做他的突击队员。这七个少女本是在学校中读书的，农场主席经过几个月的说服教育，才劝得她们离开学校，到农场来工作。她们虽然同意了，但她们的母亲却又吵个不休：“什么？要我女儿来干田里的苦工，我丈夫和我花了多大心血，让她读上学校！”

小说中很清楚的描写出来，集体农场的农民收入极少，地位很低，他们的工资是根据每人劳动日的多少，来分配农场所得的盈余。结果变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大家做工不起劲，农场的总盈余就很少，大家分到的工资少，那么工作就更加的不起劲。

农民们都很羡慕附近镇上的官员，因为官员的收入多，农女们都乐于嫁给官员。城市居民有身份证，农民却没有，因此不能随便出外旅行。报纸上提到农业生产时，总是说“农业战线上的捷报”，这种语句使这位农场主席大为愤慨，他想：“不错，战争已过去了十七年，但在农业中，我们还是在作战。每一袋麦子，都需要组织突击队去争取。”

过去，苏联的电影和小说都是描写集体农场的农民生活如何幸福，拖拉机手笑口常开，电动的挤牛奶机闪闪发光，只有这部《迂回曲折》，才首次大胆地把集体农场的真相描写了出来。

《迂回曲折》中的插曲

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

昨天本栏中介绍了最近轰动苏联全国的一部小说《迂回曲折》，作者是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亚勃拉谟夫。小说的主角米索夫斯基，是“新生”集体农场的主席，小说描写他一天中的生活，以反映这农场的真实情况。今天再介绍小说中所叙述的两段小插曲。

第一段是米索夫斯基的一段回忆。那时他初任农场主席不久，有一天早晨，他到办公室去开始工作，发觉里面挤满了农场上的农民，大家情绪十分兴奋，米索夫斯基几乎没法挤到自己的桌子旁。农场会计解释道：“明天是选举地方苏维埃的日子，他们都是来领钱的。”原来这农场一向的习惯，在选举的前一天，每个选民可以预支十个或十五个卢布，因为在选举日，俱乐部的酒排开放，在当地的供应商店中可以买到腊肠、罐头牛肉，以及一些平时买不到的东西。但米索夫斯基认为这习惯不合理，不符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他说：“我不能预支工资。你们的工钱早已领去了。”一个坐在火炉旁的红脸汉子说：“很好，你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不投票。”米索夫斯基发怒了，说道：“你们为什么而去投票？为了钱呢，还是为了选举苏维埃政府？”那红脸汉子笑了笑，道：“嗯，我们投票就投票，不过不会选你。”因为米索夫斯基是地方苏维埃的候选人。

第二个小插曲是关于采草菇的。米索夫斯基到处找人来为农场工作，但他看见有三个女人到树林去采草菇。他就去质问她们：“喂，难道这也算是劳动吗？”一个女人道：“许多人都去采草菇，又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亚嘉芬娜好像要哭出来了，道：“只要集体农场能多发几毫子给我们，谁还愿意来采草菇？”米索夫斯基道：“大家不劳动，农场里哪里来的毫子啊？钱会生在树上吗？”那女人胆子大了起来，道：“这种话我们听了十五年啦。整个夏天，我都在田里工作，工分积得很多。我的孩子们就要上学了，可是他们衣服也没有，鞋子也没有。咱们在树林里采草菇，冷得发抖，全身都沾湿了，难道你以为我们很快活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只好采了草菇，卖给商店，赚几毫子。”另一个女人插口道：“我们有什么法子？大概我们是根本不必吃饭的。一年多来，我又没母牛，日子过得真难。”米索夫斯基咬着嘴唇，不知如何才好。如果在八年以前，他会抬出上帝来恐吓这些女人，但现在……

造反、反党和通敌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

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句名言，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对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的。这位斯特朗女士一向左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导不遗余力，但后来在苏联访问时，却被苏联当局认为是美国间谍而驱逐出境。当时香港文汇报正在连载她的一篇长文，因此而不得不突然中止。事后事实证明，苏联这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中共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提到斯特朗时，丝毫没有当她是敌人的表示。

在共产主义内部的斗争中，苏联人最喜欢把政敌说成是敌国的间谍。斯大林大清党，将大批红军将领和高级共产党人枪毙，罪名一概是通敌叛国。大概间谍的罪名一来极重，二来容易使人相信，三来旁人不敢为得罪者辩护。

中国皇帝要杀一个人，罪名往往是“造反”。岳飞三十二岁任节度使，他得意之余，说过一句：“三十二岁建节，古来罕有。”哪知罕是罕的，却不是没有，宋太祖赵匡胤也就是三十二岁当节度使。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主要罪名，秦桧一党说他自比太祖，显然有“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意图。汉景帝时大将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买葬器，有甲循五百具（相当于现在烧给死人用的纸汽车、纸洋楼之类），就有人告他造反。周亚夫辩护说：“我买的是葬器，那是死人用的东西，怎么能证明我造反？”主审的大法官道：“就算你不准备在活着的时候造反，那也足以证明你有死后在阴世造反的意图。”就此而定了他的罪。

到了赫鲁晓夫，加在政敌头上的罪名都是“反党”。莫洛托夫、马伦可夫（又译马林科夫，编者注）、卡冈诺维奇、朱可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无一而非反党。“反党”的罪名是比“通敌”轻得多，因此这些人的性命还可保留。

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皇帝所用的方法是直截爽快，也是最不虚伪卑鄙。因为造反就是想做皇帝。中国皇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帝是我做的，有谁想觊觎大宝，企图取我而代之，此事就该杀头，根本不必研究反得对不对，有没有理由。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一样的，凡是威胁到我宝座的，一概需要排斥，不过“反赫”而成为罪名，究竟不大好听，于是硬加一个“反党”的罪状。其实党的领袖并不等于党，反赫也不等于反党。斯大林则更为狂妄，自以为斯大林就是国家，反斯就是叛国，不拥护斯大林就是通敌。

爱伦堡为何受抨击？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

苏联大作家爱伦堡最近受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抨击，成为苏联政坛上的一件大事。表面上，似乎因为赫鲁晓夫反对抽象派绘画，而爱伦堡则主张艺术家应当有自由的创作风格。其实，单是为了抽象派的绘画，决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真正的原因，在于爱伦堡在他最新发表的回忆录中，有些话碰到了赫鲁晓夫的痛脚。爱伦堡在回忆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恐怖气氛时说，有成千成万无辜之人被捕、被枪决，他写道：“我只好牙关紧闭，学会掌握一种最难的艺术——沉默的艺术。”这些话道出了当时的真情，读者们马上会联想到，爱伦堡固然不敢说话，但当时赫鲁晓夫已是苏联政府中的要人，为什么目睹斯大林这许多血腥罪行，却不提出抗议？

因此，苏联政府御用的批评家叶尔米洛夫立刻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对爱伦堡大肆抨击。《消息报》总编辑亚佐拜（赫鲁晓夫的女婿）并加“编者按”，参加攻击爱伦堡。他们的论点主要是这样：我们大家在那时都知道有许多人被捕和被处决，但因为信任斯大林，以为这些人都是有罪的。这些话的作用是为赫鲁晓夫辩护，意思说，赫鲁晓夫当时所以不提抗议，因为相信这些人当真有罪，并不是吓得不敢出声。

叶尔米洛夫的攻击非常恶毒，他说，我们当时不知这些人是无辜的，爱伦堡却享有特权，知道他们无辜。这意思是说，大概爱伦堡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有关，才有内幕消息。他又说，爱伦堡认为大家知道斯大林的罪行而不敢出声，那是侮辱了苏联全国一代的人民。这当然也包括赫鲁晓夫在内。

赫鲁晓夫后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中发表长篇演说。演说的全文我最近才有机会读到。这篇演说虽然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实在的主题，乃是在为自己辩护，仍旧表示：我知道当时的处决，但不知被害者是无辜的。

这场论争，可能不会怎样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大家心知肚明，在斯大林时代不敢说话，并不是怎样了不起的罪恶，不论赫鲁晓夫或是爱伦堡，当时只要稍有异议，立刻便招来杀身之祸。在我们看来，赫鲁晓夫的强自辩解，不免是欲盖弥彰。身处暴政之下，要公然反抗，那便是决心做烈士以杀身成仁，否则效金人之三缄其口而明哲保身，那是事出无奈，也不必为此而对谁苛责。

卡斯特罗在苏联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三日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这次访问苏联，所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是前所未见的。以万千计的莫斯科人，从机场一直排到克里姆林宫；广播器里播放出“查查”节奏的美洲乐曲；古巴旗与苏联旗并排迎风飘扬，欢迎的口号写在旗帜上：“热烈欢迎为古巴的自由与独立战斗的英雄卡斯特罗同志！”红场上响起了二十一响礼炮，四万人高呼“卡斯特罗万岁！”这是近数年来外国人访问莫斯科所受到的罕见的殊荣。

五呎五吋的赫鲁晓夫在机场上亲自欢迎六呎二吋的卡斯特罗，二人作了热烈的拥抱后，赫鲁晓夫说：“苏联人民将永远与古巴人民并肩站在一起……”

当苏联作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盛大检阅时，卡斯特罗成为第一号嘉宾。经常穿军服的他，头一次刻意修饰，脱下他的军帽，穿上雪白的衬衣，结起领带，改戴上一顶圆扁形的潇洒的贝雷帽，只差没有剃去他的胡子。在检阅台上，卡斯特罗对二十五万人的游行队伍不断地还礼微笑，行列中出现了巨型坦克、大炮，最后是飞弹队伍，苏联展出七十呎长的深绿色远程飞弹，二十呎长的防空飞弹和北极星型飞弹，还有一些类似从古巴刚刚撤出的飞弹，卡斯特罗看到这里，面色一沉，他的笑容消失了。

为了卡斯特罗在检阅台上出现，美国大使今年拒绝观礼。在检阅台上同时“失踪”的还有苏联要人柯兹洛夫，当时引起西方记者很多的猜测，以为他已失势，后来才知道他是因病，入了医院。

除了正式会谈的场合，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并观看了最负盛誉的苏联大剧院芭蕾，在赫鲁晓夫的别墅中喝下午茶，与赫鲁晓夫在森林中散步，和赫氏的孙儿开玩笑……尽管卡斯特罗受到赫鲁晓夫这样亲切的款待，并且在经济上要依赖苏联（每天约需一百万美元），但卡斯特罗心中恐怕还是热烈地拥护着毛泽东。因为当苏联从古巴撤出飞弹时，卡斯特罗曾大光其火，当时没有什么国家给他支持，只有中共遥遥声援。

西方观察家均认为：卡斯特罗对毛泽东的感激，是远超过苏联对他的物质的援助的。

赫鲁晓夫的烦恼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赫鲁晓夫常以苏联的飞弹成就而骄傲，他不止一次地向西方人警告说：“倘使你们如何如何，我们的飞弹便不客气要飞过来了！”但是飞弹越是发展，莫斯科的烦恼越是增加，或许这是赫鲁晓夫所预料不及的。

一九六一年间，赫鲁晓夫曾提出缩减军费的计划，但遭到军人的反对，不但没有实行，而且到后来决定增加百分之四十的国防费用。这数目是令人吃惊的，苏联过去的军费预算一般是占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假使再加上将近一半的数目，那后果如何，实使人不敢想像了，何况苏联的生产数字是在尖锐地下降中。

但苏联的军费还是照样增加。增加的数目大部分放在越洲飞弹的制造上，他们并同时制成以千万计的高空防卫飞弹SAM-2式，可以在极大的高度内把敌机击下来。仅仅这两项飞弹的费用已经非常可观，苏联人又接着制造低空飞弹SAM-3式，以提防飞行较低的敌机来侵。在此情形下，赫鲁晓夫不得不紧缩其他方面的开支，来弥补这个缺缝。他宣布大量裁减地面部队，以节省一笔巨额的军费，这便是苏联突然宣布裁军的原因。

不久，由于美国人开始制造宙斯式反飞弹火箭，苏联国防部也在这方面开始努力。据美国预算，在制造宙斯的整个计划中，要耗费一百亿美元。国防部长麦那玛拉（又译麦克纳马拉，编者注）作了一个冒险的尝试，决定不大量生产宙斯，而跳越一步，去研究更新的反飞弹火箭（现在也已接近成功阶段），而节省下许多钱。但是苏联人由于做事的严密与彻底，与宙斯相类的飞弹，可能已经大量生产。而到将来新的飞弹出产时，这一批耗费巨金的武器马上成了废物。

与此同时，苏联的农业、工业生产都相继下降约百分之四，每一部门都要求苏联政府以资金补充。但军费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并且还有增加的趋势。这种矛盾再不解决，苏联的经济危机必越来越大。赫鲁晓夫的烦恼如何，可想而知了。

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

最近，美国有一个奶罩制造商大发妙论，他说：如果让苏联女人戴较好的奶罩，可令冷战早一些结束。原因是苏联奶罩的款式和质地都很差，如果苏联女子们人人都戴上美国的奶罩，她们会显得更苗条、更美丽，而苏联的男人们也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看她们。于是不再把精神放在冷战的工作上。

这当然是一段最好的幽默奶罩广告。但若戴了奶罩真能有助于冷战的结束的话，那么奶罩制造厂的老板便要出任美国的国务卿了。不过这段花边新闻却说对了一点事实：苏联确为了想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寻求结束冷战的方法。

美国专栏作家艾索普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苏联与美英二国签订核子武器禁试条约，虽说一方面是作为对付中共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是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

过去，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美国总统坚尼迪（又译肯尼迪，编者注）上台的时候，曾特别指出这一点，他害怕苏联会有一天赶在美国的前头。因此呼吁美国人动员起来，与苏联比赛。但到了去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已减跌至百分之四以下，相反，美国的增长率却是百分之五点四。比苏联高了百分之一点五。

在西欧国家中，经济发展均远较东欧共产国家为快，平均率是百分之四点八，东欧国家只有百分之三。这种比例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对于共产阵营当然是极为吃亏的。

在另一方面，苏联的支出却必须大大地增加。在一九六二年初，苏联向外宣布，苏联将增加国防费用百分之四十。西方专家们相信这数字有吹牛之嫌，但苏联的确是增加了他们的军费，大约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这仍然是很重的负担，在一方面，它夺去了苏联经济增长的成绩，在另一方面减少了苏联对经济部门的投资，因而生产率势必再减低。这种互相循环的恶果，赫鲁晓夫不会看不出来。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堪富利常说一句话：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求得胜利的方法之一，是迫使美国付出越来越多的国防费用，而终于破产。想不到这一句话，今天倒过头来适用于苏联身上。

赫鲁晓夫的许多行动，包括准备大规模从匈牙利撤出苏军，都属于减省军费的计划。与美英签订核子禁试条约，当然也属于同一的作用，这将缓和世界局势，减省苏联的国防费用，可将更多的金钱投资到经济生产上。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未始不是明智的。

为赫鲁晓夫而艺术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在苏联，自赫鲁晓夫对抽象派绘画表示不满之后，青年画家们已不敢再尝试形式主义的创作。

不久前，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一个美术展览会上，指着几张画，问道：“这是什么？你们以为我这老头子不了解吗？……你们到底是算正常的人还是性变态者？我极坦白的对你们说，我们不会花一文钱在你们的这些艺术上。你们之中谁想到国外去，到那所谓‘自由世界’中去，只要你们给我一张名单，我明天就发给你们出国护照，你们马上就可以滚蛋……这里挂着的东西完全是反苏维埃的，简直是不道德……这张画是谁画的？这张画的好处在哪里？拿来做马桶盖吗？”

他又指着一张画道：“这一条黄色的线条像什么？恕我说得不好听一点，这简直像一个孩子在画布上解了一堆大便，然后用手指把它涂抹开来……”

当一个抽象画的作者战战兢兢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赫鲁晓夫道：“你看来是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是你怎么会画出这样的东西来？我们应当把你的裤子脱去，打你一顿屁股，使你明白你的错误！”

幸亏赫鲁晓夫没有真正剥掉这些画家的裤子，也没有处罚他们。最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谁因画了一些令人不懂的画而被送去西伯利亚，但他们的作品只好藏在家里自己去欣赏了。

苏联对画家的控制有两种方法。一是由艺术委员会规定谁的画可以展览，谁的画不能展览。如果那委员会永远不把你的画选出来，你就永远不会出名。第二，在苏联，油画的最大主顾是政府，它把一些优秀的作品，用很高的价格买下来。这对画家是一个极好的鼓励，但是也使他们不敢自由创作那些得不到领导者喜爱的东西——正如赫鲁晓夫说：“我们决不会花一文钱在你们的这些艺术上！”这是一个警告。

在莫斯科有三间美术大楼是供画家绘画用的，每一间都有百余个画室，画室很大，约在二十呎乘三十呎之间。画家们只在这些地方工作，住宿的地方却没有限制，散布在莫斯科各处。

苏联对画家的照顾越细致，画家们的创作越是不自由，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

苏联人民的新课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前两个星期，赫鲁晓夫在公开演讲上又一次承认苏联农业的重大失败，他说，今年的谷物收成比去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一向有剩余小麦输出的苏联，现在不得不寻求外国的援助，要向加拿大或美国购买小麦。赫鲁晓夫还说：不单是麦子，糖和牛奶的出产，也比去年减少了。只有马铃薯、蔬菜、猪肉和鸡蛋略有增加。

在作这个声明的时候，赫鲁晓夫提出一个反问：你们愿意像斯大林时候一样，令大家勒紧肚皮，去输出小麦，还是像现在一样，宁可向外国买进小麦呢？如果你们需要前者，还是照样可以作到的。这一番话，无疑地是说给苏联那些反对向外国购买小麦的高级官员听。

与此同时苏联人民听到两个较好的消息，一是苏联将要进入化学世纪，一切“化学化”，改善农业与人民生活；二是苏联在今后二年内减少军费，将多余的款项投入工业用途。

因为这是好消息，这次赫鲁晓夫的演讲特别引起苏联人的兴趣。在巴士上，工人、学生、职员，都埋头在报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演说词句中。老年人、妇女也在电视、广播台上留神地谛听。

接连一个星期，苏联电台不停地播送各地区共产高级官员的演辞，无非描述该个别地区在实行“化学工业化”之后的远景。但对西方人来说，最有兴趣的仍是听到赫鲁晓夫减少军费的一番说话。不论它减去多少，总是对和平大有好处。

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一来或可称为和平的姿势，二来乃是不得不然。苏联经济这两年的“惨败”，是因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发生时，军费大量提高，抽出不少工农业的投资所致。仅仅与美国进行的飞弹制造竞赛，已是一项天文数字。其他的就不要说了。倘若不是如此，苏联工农业的生产一定会比现在好。

苏联今天提出“化学世纪”的口号，准备在七年内投资四百二十亿卢布（合四百六十亿美元），一个相当巨大的数目，企图在七年内改变民生的面貌。如果苏联政府是真心真意地实行，那么，苏联人的生活显然地将会大有改进。

西方观察家所怀疑的，是赫鲁晓夫到哪里去找这许多钱来投资。因为苏联还必须维持很高的军费与太空科学的研究费，赫氏本人所提出的答复有二：一是军费的节省；二是缩减次要经济部门的生产，待化学工业全面完成后，再予恢复。

中苏：历史与论争 成则马列　败则反党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近两年来，所有中共和苏联的争执，和其他共产党的争执，双方发表的演说和文件之中，毫无例外的，一定提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认为自己是正宗，对方是异端；同时又一定提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认为自己遵守这两个重要文件，对方则违反了。到底谁是谁非，普通读者大有一头雾水之感。

马克思的著作洋洋洒洒，加之文笔难深晦涩，难读之至。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乃是把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的著作也包括在内，此公的著作也是洋洋洒洒，文笔虽然明畅些，但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列宁全集有数十卷之多，最近苏联《真理报》又登载一些列宁未发表过的著作。

“莫斯科声明”中说全世界八十七个国家中，共有共产党员三千六百万人。但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全部著作的，不知道有没有三百六十人？

从前共产主义者提到马列主义，总是“马恩列斯”四人并称，斯者，斯大林也。中国的共产党人则更是“马恩列斯毛”五人并称，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天才地结合”。称“毛泽东思想”而不称“毛泽东主义”，意思说毛泽东并非自创宗派，只是承继马列主义的衣钵在中国发扬而光大之，运用而笃行之。据说毛泽东曾谦虚地表示，不该“马恩列斯毛”五人并列，鄙人何德何能，岂敢和诸大宗师比肩？从此之后，中共正式的文件、评论中，不是“马恩列斯毛”了，但一般文章之中，仍是“马恩列斯毛”如故。

自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大举鞭尸之后， “斯”人独憔悴。“马恩列斯”变成了“马恩列”，结果恩格斯也受斯人之累，近年来从没见人在文章中说“马恩列”，只是说马列主义。在共产主义者的眼中，马克思似乎是上帝，列宁是耶稣。至于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狄托这些人呢，拥之者说他们是普及圣教的圣保罗，恶之者说他们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到底谁是谁非，据我们推想，结论不是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找寻，而是看毛泽东、赫鲁晓夫、狄托等人百年之后，承继他们的人反不反对他们而定。

如果当年斯大林认为在政治上有将列宁大举鞭尸的必要，马列主义早就变成了“马斯主义”。在政治上，是非根本是不重要的，往往只是一种借口和幌子。中国人有两句古语，说出了政治斗争的精髓，那便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搬到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中，那是“成则马列，败则反党”。

抢了二千多个香港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

中共《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仍和最近一系列的文章一样，都是直接攻击苏联的，其中在谈到港澳问题时，曾提及一八五八年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以及一八八一年伊犁条约。这四个条约都是规定中国割让大片土地给俄国的。社论中质问苏联：“你们不是不知道，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试问，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你们是不是想过，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呢？难道你们认为，这样做对你们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吗？”

瑷珲条约之后，我国被俄国侵占了四十万零九百十三方哩的土地，历史上，这是世界史上割让土地面积最大的新纪录，因为那比法国和德国两国面积的总和更大。这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全部割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吉林省的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港口，则由中俄共管，后来也全部正式割让。

但这个纪录不久又被伊犁条约前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所打破。中国西北土地被俄国占去的，有定边将军旧属乌梁海之佐领游牧地、科布多所属的尔秦卓尔，乌梁海二旗游牧地、哈萨克游牧地、布鲁特游牧地以及隆桑淖尔全部，总面积达一百三十三万七千方哩以上。总计我国东北及西北边境被俄国强占去的土地，约等于二十个英国，或四千多个香港（包括九龙、新界、各离岛）。

当俄国乘着英法联军的大乱，以及捻军起义而蚕食我国土地时，一方面又假惺惺地说要送枪炮给清廷，愿派兵助剿太平军余党，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识破了俄国的阴谋，在奏章中说：“该夷（指俄国）馈送枪炮，言之已非一次，若谓该夷诚心感服，以此自效其输纳之忱，未免为其所愚。……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指太平军及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 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其时距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不过三星期，圆明园中余烬未熄，但清廷已知俄国比英国更加可怕。恭王所提的根本政策，倒与中共目前的决策颇有相同之处，第一是对付内敌国民党，第二是对付修正主义者，第三才是对付西方国家。

瓦德西看中俄关系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

曾朴的《孽海花》小说，女主角是名妓赛金花。她随着状元洪钧出使俄国，在莫斯科结识德国的少年武官瓦德西。书中第十五回“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描写赛金花初与瓦德西结识对他的印象：“一路走来彩云（赛金花），觉得意乱心迷，不知所为，要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只是怔看那少年。见少年穿着深灰色细毡大袄，水墨色大呢背褂，乳貂爪泥的衣领，金鹅绒头的手套，金钮璀璨，硬领雪清，越显得气雄而秀，神清面腴。”又描写瓦德西送她华贵的礼物：“……一对精光四射的钻石戒指，那钻石足有五六克勒，似天上晓星般大。彩云看了，目不能视，口不能言，瓦德西却坐在彩云对面，咬着嘴，只是笑，也不开口。”

后来瓦德西任八国联军统帅，攻入北京，据说和赛金花重温旧梦。这瓦德西是侵略我国的洋人头子，但他不但有文才胆略，见识也颇不凡。据《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载，他于一九〇二年六月，上一报告给德皇威廉，其中有下列这几段话：

“余在中国每与俄人接谈，彼等均谓中国业已完全瓦解，即在和议正式完竣以后，中国亦复不能安宁，势将永陷混乱状态之下云云；俄人此种众口一辞之情形，尤其是自以俄王爵吴克托穆到北京后，使余特别感觉。因而余相信必是俄国机关受有命令，一律依照此旨发言。

“据余之意，今日尚无一人能够对于中国之最近将来以及此后前途下一确当断语，至于余之个人方面却不敢相信中国已到了逐渐瓦解之境。——余甚至于相信中国将来，或当成为俄国一个最为危险之敌。

“至于俄国之利益，在于得一虚弱中国为邻，此固系当然之事。不待智者而知。因此彼虽对华极讲口头亲善（此种亲善效果在实际上只使中国土地日减月损而已！）而其方针却在努力保持中国虚弱现状，或者更使此种虚弱程度愈为增加。”

瓦德西所写的这番话已过去了六十年，在今日看来，似乎仍有他的意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中共是苏联强有力的助手，但作为一个国家，苏联对它是颇为提心吊胆的。中国越是虚弱，越对苏联有利。中共如果日渐强大，强大到要求索回海参崴，索回东北和西北所丧失的一百七十多万方哩的土地，那时苏联就会认为“中国是俄国最为危险之敌”了。

康熙强过彼得大帝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北京《人民日报》的社论在答复赫鲁晓夫关于港澳的言论时，曾提到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一连串中俄间的不平条约，有一家外国通讯社在报导这消息时，曾自作聪明的加了一个尼布楚条约上去。其实尼布楚条约是中俄间第一个正式条约，却不是不平等条约，双方划界时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依照自然分界而划定，那是理想的国际交涉。

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双方，中国是康熙大帝，俄国是彼得大帝。这两位君主都是一世雄杰，双方国力都是如日中天，既富且强。两位近世史的英主一抝手瓜，终于签订了一个平等合理的条约。不过其时康熙执政已二十八年，对俄国曾数度用兵，一切胸有成竹，彼得大帝却刚于这一年开始掌握全部政权（他接位已七年，但起初七年由他姊姊摄政），政治上的知识远不及康熙，国内的统治又极不稳固。因此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比较起来还是中国人占了上风。

根本的关键在于康熙了解俄国人的狡猾。他派内大臣索尔图为钦差，和俄国交涉划界，那时候外蒙古正发生变乱，康熙不愿意向俄国用兵，多起纠纷，因此吩咐索尔图，不必要求过多。然而当索尔图从北京出发时，康熙又派八旗京营的精兵及黑龙江兵三千五百人护送，又派官员夫役等四千五百人随行。此时正当清朝开国之初，八旗精兵战斗力极强，康熙为了耀武扬威，命护送官兵带足枪炮器械，这是我国外交史上罕见的出使盛况。

尼布楚会议开始后，俄史罗果文提的要求甚苛，主张以黑龙江为界，江北属俄，江南属中（即与目前的情况相同）。中国的反要求也很厉害。后来中国让步了一些，但仍是谈不拢。一直谈了六天，始终没有结果，于是八旗精兵开抵尼布楚城下，作用武的准备。俄国大使没有带什么兵来，看看清朝的态度强硬，当即同意根据中国的条件划分双方国界。

根据这条约，我国东北以外兴安岭为界，东方直至海岸，总面积几达八十万方哩，比现在的东北大了一倍有余。除了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外，现在苏联的阿穆尔省、滨海省、港口海参崴等都属中国。俄国方面所得的是贸易权利，中国准其通商。因此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光荣的杰作。如果对方是小国庸主，中国有这样的成就并不稀奇，然而对手是俄国的彼得大帝，此事就非同小可了。

三百年前的中俄文件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八日

中共在对苏联的攻击之中，特别强调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付各国的共产党不以平等相待，说苏联专横独裁，自以为了不起，挥舞指挥棒等等。我们阅读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史，可以看到俄国对中国持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原不自今日始，北京皇宫中保存有清朝和俄国交涉的许多文件史料，后来有人拍了照相印制出来，称为“故宫俄文史料”。其中有一篇俄国沙皇的密谕，现在读来还是有相当意味。

这是俄国沙皇密谕俄国尼布楚总管亚尔沈斯基的一道旨令，写于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四月十三日，命他派使者到北京，劝说中国皇帝归依于俄国沙皇的最高统治之下，密谕的原文这样说：

“……应向中国皇帝说知：领有全部大俄罗斯、上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领多国之俄皇陛下皇威远届，已有多国君王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于敌人之侵略，彼中国皇帝可独得归依大君主陛下，处于俄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入贡赋……大君主陛下所属人等应准在中国及两国境内自由营商，为此中国皇帝应准将大皇帝陛下之使臣放行无阻，并向大皇帝陛下致书答复。”

这个文件对中国的侮辱，其荒谬无礼，可说已达于极点。事情相隔差不多已三百年，但赫鲁晓夫对待中共的态度，似乎和当年的沙皇相差无几。

不知怎样清朝竟截获了这个沙皇的密谕。康熙皇帝一看之下，自然龙颜大怒，当下没收文件，并将俄国使者监禁半月，其时康熙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但从十三岁起，即已决心对付俄国，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决策说：“罗刹（按即俄罗斯，罗刹为‘恶鬼’之意，此译名音义兼顾，表示当时中国人对俄国反感之深。）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朕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细访其土地形势，道路远近，及人物性质，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帅，深入挞伐。”

康熙这一决心，便是后来攻克雅克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张本。以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而有此雄才大略，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主了。

雅克萨之役的大胜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

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所以是中国稍占上风，近因是由于康熙目光敏锐，派遣八千兵员护送交涉使者，使俄国屈于兵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康熙廿四年雅克萨一战，打得俄国人大败投降，使他们知道中国国力的强盛。

俄国当年大举向西伯利亚进军，一直窜扰到黑龙江流域。其时方当明末，崇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辈已是手忙脚乱，自是无力去照顾辽远的边疆。一到满清皇朝建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俄人继续东入黑龙江，于是清朝“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巴”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札拉村”。这是一次小小的交锋，也是中俄第一次的武装冲突，战斗结果是中国人获胜的。

此后俄人继续入侵，而清朝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派军队去驱逐。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关外东北是满洲人的根本，所谓“龙兴之地，发祥之所”，因此清朝要竭尽全力加以保卫。顺治十二年，特派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北京率师往讨，将深入松花江的俄人逐走。十四年再度兴师，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败之于尚坚乌黑，十五年后败之于松花江与库尔翰江之间，十七年巴海又大败之于古法坛村。这许多小规模的冲突，中国人几乎每次都获胜，俘虏了不少俄人。大抵因为俄国入侵的都是武装探险队，是流氓冒险家，而中国出动的却次次是正规部队的精兵。

到得康熙朝，俄人仍是野心不死，除了昨天谈到的那通荒谬的密谕，要求中国皇帝服从沙皇统治之外，康熙十四年，俄皇又正式提出，要求释放被俘的俄人，要中国进纳宝石、要借用中国的筑城技师， 还说“每年中国须进银四万磅至莫斯科换取货物”。康熙自是置之不理，不久即驱逐其使节出京。

到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决定大举北伐。廿一年，派遣间谍觇探敌情。廿二年，在瑷珲、呼玛尔筑城作根据地，储备三年粮草，调北京、吉林、宁古塔各地军队集中瑷珲。三年之间，积极准备武器，设立驿站、建造战船。到廿四年，一切准备充分，五月廿二日，清兵统帅彭春率军开抵雅克萨（俄人侵略中国的大根据地）， 发布招抚书，俄人不应。廿三日，清军分水陆两途布阵，准备夹攻，俄人仍旧不理。廿五日黎明，清军以火器急攻，一举攻克雅克萨，俄人全军投降。彭春准许投降的俄人携军器辎重回国，将不愿回国的俄人编入八旗军队。

康熙出术，折辱俄使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

对于本报喜爱武侠小说的读者们，中俄外交史上有一段小小的趣事，当为大家所深感兴趣。这段记载见于清人陈康祺所作的《燕下乡脞录》：“康熙间，俄罗斯贡使入京，仁圣令选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凡俄国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扑者随之。俄人虽高大强壮，而两股用布束缚，举足不灵，偶出扰民，善扑者从其后踢之，辄仆地不能起，以此凛然守法。”

文中所说的“仁圣”，即是康熙皇帝。这段笔记没有说明年代，但俄国贡使来得最频繁的，是在康熙初年，企图在各方面占些便宜。等到俄军在雅克萨大败，再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知道无法欺侮中国，就很少派使者到清廷了。康熙于八岁接位，猜想上文所记的事，发生于康熙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间。一个少年皇帝见俄国使者如此傲慢强横，心下自然气恼，于是想了这条“杰桥”出来。

所谓“善扑者”，便是“摔角专家”。满洲人和蒙古人都擅长摔角，各有长期的传统，其时满洲人入关未久，还保持着骠悍武勇的作风。满洲人的摔角叫做“布库”，许多王公贝勒都提倡这种运动，在家中养有私家的摔角专家，遇到什么喜庆宴会，便有摔角比赛。在这种风气之下，皇帝只须随口讲一句，当时便可召集大批天下第一流的摔角高手，将这些高手化装为服侍俄国使者的仆役。俄国使者手下的随从小职员出街，背后都跟随这样一两位“保安人员”。只要见俄国人对中国百姓稍有不礼貌的举动，这些保安人员立刻一脚踢去。俄国人虽然高大强壮，但决计不是专业高手的对手。中国人在和外国人交往之中，如此扬眉吐气，后代是很少的了。后代保护外国使节、外国专家的中国保安人员，目的是对付中国百姓的，大脚踢去的时候，百分之百是踢中国老百姓的。

康熙从小便喜欢摔角，清人笔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圣祖仁皇帝之登极也，甫八龄，其时大臣鳌拜当国，势焰甚张，且以帝幼，肆行无忌。帝在内，日选小太监，有力者，令习布库为戏，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内，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立执鳌拜，遂伏诛。以权势熏灼之鳌拜，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始知帝之用心，特使权奸不觉耳。使当日令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事所然，神明天纵，固非凡人所能测也。”

莫斯科电台的中国语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电台拥有一批中国广播员，因此它的华语广播节目，通常是发音准确而优美的。但是最近听莫斯科节目的人觉得奇怪，那些华语节目好像变质了，广播中国语时，带着浓厚的俄人口音。

这是每当播放莫斯科与北京的理论争执文件时尤其显明的，譬如，关于主张“和平共存”的文章，华语广播者就显然是一个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不念这些文件？外面的猜测，不外两个理由，其一是莫斯科电台的中国人全体罢工，他们不愿广播这些与北京有歧见的文章，恐防惹怒中共政权。另一是莫斯科电台的主持者觉得这些文件十分重要，不应该由中国人来念，而应由俄人念出来。

或许更有第三个理由，那是北京方面施用压力，使那些中国广播员不能够再为苏联人服务。

最近莫斯科的华语广播，那确是令中共听起来异常生气的。举个例说，有一篇谈到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文章，它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并不是一次流血的革命，假使那时的“资产阶级”不发动战争，革命是不须要以流血来完成的。

这番话，在任何稍有国际常识的人听来都是胡说八道，莫斯科的广播者大概忘记了巡洋舰奥洛拉号对冬宫发炮轰击的情形，他们大概忘记了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发表宣言时，那内容决不是赞成用“和平过渡”与“议会斗争”的方式来完成革命。只不过因为最近莫斯科与北京间有了理论争执，他们才将历史这样重新改写。

令人感觉兴趣的是莫斯科电台的西班牙语广播节目与华语节目不大相同，西班牙语节目主要的对象是古巴人，在这个节目里面，苏联人的论调俨然与中共相似，它说，苏联对世界革命的支持与任何别的国家一样的热心。这令有心人听来不免会心微笑了。

仅仅从莫斯科华语广播节目不用中国人这一点看来，就可以看出中苏共的裂痕之深，它们间的歧见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莫斯科记者捉迷藏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凡共产党举行什么会议，总是显得十分的神秘。西方记者除了偶然看到一纸简单的公报之外，很难再得到什么其他的消息。但越是如此，西方记者越是角逐得厉害，期望找到一鳞半爪的机密，便能大做文章，压倒其他的同业。

这一次中苏共举行会议，西方记者也是如此。各尽所能，各出绝招，去掌握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

中苏会谈的第一项秘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举行会议。在中共代表飞达莫斯科以前，一般以为会谈会在克里姆林宫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厦举行，两座建筑物都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同时，一般也以为中共代表团会驻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内。

但这些假定都错了。会谈开始的那个星期，星期五下午，西方记者等在中共大使馆门前，希望尾随着中共代表团之后，到达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的地点。

凌晨四时十五分后不久，中共大使乘其黑色苏联汽车，驶出大使馆大门，大使旗飘在汽车上。两辆记者汽车跟上去。当他们到达Ｔ形路口，要到市中心必须向左转或向右转时，中共的汽车先向左转，然后再半左转，一直驶上一条小的边路。

这时，追逐者不禁大吃一惊，不仅是因为没料到有这一招，同时因为没法再追逐中共的汽车，因为，它居然作了一个非法的转弯，记者汽车也想这样转，在场的警察就不准了。

记者飞快将车开走，转了几个弯，才来到那条边道，他们跳出汽车，开始向前奔去。这条路，引向一堆绿瓦棕墙的大房子，高墙与黑绿色的大门将他们隔在路上。不过，门下的动作，以及由墙上小孔的窥视，不久证实这就是中共大使消失的地方。

这些房子，最初是斯大林建给共党领袖的，它们现已用为政府宾馆。很显然的，中共代表团是住在这里，而不是在大使馆。四时三十分之后过了没几分钟，记者们发现大门打开，一行黑色汽车载着中共代表团出来。当记者们上了他们的汽车之时，中共代表团的汽车已驶出视线以外了。

不过，第二天早晨，中共代表团被追踪到“接待馆”，是几分钟路程以外的一个大别墅，结果这就是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谈的地方。

从那一天起，列宁山上这两幢大房子，便在记者们的注视之下，希望得到会谈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记者才报导出两国代表团一天会谈了几个小时，以及那一天根本就没开会等等……

仅从这一点就可知道采访共产国家新闻的困难了。

截然不同的遭遇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个非洲代表团经过苏联到中共去访问，回国的时候说出两种不同的遭遇。

这个代表团自肯雅出发（肯雅属英联邦，不久将获得独立），是肯雅工会派出的。代表团长嘉里说：“当苏联人听说我们去访问中共时，脸色一沉，将他们对中共的憎恨都发挥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苏联伊库斯克的旅店中，只能睡走廊，但苏联人却占用了全部的上等好房。在莫斯科机场，我们等待检查护照，足足等了八小时，没有食物，没有饮料。这是我们的难忘的经验之一。”

但在中共大陆，肯雅代表团受到慷慨的招待。全体代表吃到丰富无比的大餐，前所未见的中国小菜，最好的旅社服务。在此之外，他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待，周恩来足足和他们谈了四个半钟头，据嘉里说：这也是他们难忘的经验之一。

从这两种遭遇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二点结论：一、苏联人是普遍的对中共恶感，连去访问中共的客人也被迁怒及之。这与中共所宣传的“苏联人民站在中共的一边”是不符的，不管赫鲁晓夫的理论对共产运动来说是进步的还是背叛的，但他似乎已获得苏联人民的支持。苏联人大概宁愿听“美国之音”，而不听“北京之音”。

二、苏联对于落后国家与民族的争取非常不力，对这些地区的革命运动也不重视。从肯雅代表团这次遭遇的小事可以看出，苏联人岂能因为人家访问中共，便冷眼对之？可以想像，假使肯雅代表团取道中共而访问苏联，必然受到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邀他们游其颐和园，吃其大烤鸭，令他们到苏联后仍念念不忘中国为止。讲到对待客人的艺术，苏联人是大大执输了。

受中共批评的苏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

中共出版的第十一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的文章，攻击苏联电影导演丘赫莱依的言论和他所导演的影片。

文章着重批判丘赫莱依最近几年拍摄的《第四十一个》、《士兵之歌》及《晴朗的天空》这三部影片。其主要论点是认为在这三部影片里，大量宣传修正主义，把战争片变成“革命战争的忏悔录”，认为反法西斯战争是“不人道的”，而且表示后悔不该进行这种战争。文章中特别指出在《晴朗的天空》里，把个人主义及反社会主义的人物捧为“英雄”。

由于这篇文章，只有数不尽的空洞的理论，却没有举出事实，相信读者们一定愿意知道一下《晴朗的天空》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在苏联的确很卖座，且在一九六一年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首奖。它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女孩认识一个青年，使她的生命充满了喜悦。他们俩拍拖了一个下午，最后以女的说了“没有爱情的接吻是下贱的”这一句话而结束。但，她着实是爱着他，因此在日历上划下了她不需要上班的休息日子，以提醒她该在何日和他约会。不料，他却奉命驾驶飞机和德国人打仗。这一去，虽然战胜了德国人，但她却获悉他阵亡了。战争接着宣告结束。

可是，他并没有死去。他仍旧回来了，但他不能在空军里复职。因为，苏联人具有这样的观点：凡是被俘的人，德国人一定通统杀死。如果，他还能活着回来，那他一定是叛徒或卖国贼。他知道自己受冤枉，但多年来共党的教育使他觉得党的处理仍然是对的。因此，虽有些人明白他受了冤枉，因而批评政府之处理错误，但他反而批评那些同情他的人们，认为政府及党绝不会错，如果同情他，就等于反党和反政府。直到最后，他觉悟过来，他说：“我是军人，不是玩具！”他决心到莫斯科向当局证明他是无辜的，他准备即使用上几个月时间用以剖自己的清白，他也愿意。至此，电影上用融雪的蒙太奇以表示“错误的症结”给解开了。影片的主角出现在一座政府部门的大厦外面，手上拿着一颗系在一条红带上的红星。他被平反了，证明他是清白无辜。

影片的主题，很明显的是在批评：“党与政府有时是可能有错的。但是党和政府却永远不肯承认。”或许中共所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而更不满意的是苏联居然对这样的影片颁了奖。

美国：内政与外交 坚尼迪被戴红帽子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美总统坚尼迪最近与一些议员们在闲谈时说：中共现在还没有原子弹，等到它有原子弹的时候，世界局势将起很大的变化。一切目前的国防及外交政策，都可能要重新制订。他说：中共是美国时时刻刻警惕着的敌人。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国的假想敌是苏联，但在一九七〇年代，美国的敌人将显然是中共。

由于这点原因，美国正大量培养研究中文及中国大陆现象的人才。对于中共的一言一动，或任何收集得来的地下情报，都作详细的研究与归档，以备将来参考。

坚尼迪又说，与苏联签订禁试核子条约是不得不行的事。在过去二年中，美苏二国有三次几乎陷入核子战争中。一次是柏林危机，一次是寮国危机，一次是古巴危机。因此，美国如不作缓和局势的试探行动，世界前途就更加黯淡。

在谈到明年大选的时候，坚尼迪没有表示太多的意见。一般来说，美国南部各州的人民对他已不大支持，这是因为他处置黑人问题上的态度所引起。黑人种族平等的运动，闹得很凶，也很严重，坚尼迪特向国会提出一个“民权法案”，希望以联邦法律，来执行平等待遇种族的问题，但却遭受到南部各州的强力反对。

民权法案将展开辩论，南方的议员们，准备采取“马拉松”式的发言战略，抵制此一法案之进度，黑人领袖们针对此种恶性抵制法案的战略，已准备发动全国各地黑人代表，于八月底“进军”华盛顿，作一次扩大性的示威游行，对国会提出严重抗议。据说，人数将达数万，而且计划一直留在华府，压迫国会通过此一法案。

坚尼迪曾公开地对黑人计划中的华府示威运动，表示同情与认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和平性的示威运动，是人民应有的权利，政府不能加以干涉。

南部各州的官员们认为黑人运动，都是坚氏兄弟政权放纵的结果，密州州长指黑人领导分子有共产党嫌疑，而所有黑人的示威运动均受共党鼓励，并把“红帽子”戴向坚尼迪兄弟的头上，认为坚尼迪的言行，无疑助长“共党”的气焰。

坚尼迪对于州长之攻击，立即予以答复，他说，根据调查，没有任何一个黑人的组织行动，是受共党鼓励的，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可指任何黑人领袖，有共党的嫌疑。

明年的总统大选，南方各州很明显的，是一致对坚氏不利。但正如本栏昨天指出的，核子禁试条约签订，对他大有助力。看来坚尼迪仍然可稳操胜券。

攻击坚尼迪的书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坚尼迪算是比较得人缘的一个。一般记者对他都非常客气，在报导有关他的新闻上，也是赞扬多于批评。但是最近，有一个美国记者勒斯基，却写了一本名为《坚尼迪的神话》的书，对这位年轻的总统攻击得十分厉害。

它的攻击重点，是说坚尼迪缺乏主见。书中列陈许多例证，指出坚尼迪反复改变自己对问题的主张，诸如对麦加锡（又译麦卡锡，编者注）主义、韩国问题、防卫金马、对美国介入越南问题等等，坚氏反对与赞成之立场先后相异。作者批评坚尼迪对问题之观点，不能一贯主张到底。

作者写得很有技巧，并不像是泼妇骂街，他引证坚氏自己的言论主张，以及许多人对坚氏的评论。他避免用第一人称，予人有“偏见”的印象。他的引证，都是有根有据，单单附录、索引、来源出处的记载，占去八十七页。但尽管如此，纽约论坛报的书评，还是指出作者是一个“尼克逊的拥护者”，明白的指出他是反“坚”派。

这本书在大选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有人认为对坚尼迪有很不利的影响，不啻是一枚炸弹。

平心而论，此书批评坚尼迪一些地方确很中肯，坚尼迪年青，热情，处事却难免冲动，做事爱追求表面效果。例如他最近在联大的演说中，建议美苏两国共同登陆月球。这个建议，据有关方面透露是在坚氏演说前数分钟内，临时加入的。起草这一建议内容的人，仅白宫的少数高级顾问。华府其他官员，事先都不知情，及闻知此项建议，无不表示惊讶。因这一建议隐然暗示，美国已无力在苏联之前先登陆月球，在以前，坚尼迪是一直作此夸口的。这一次“前后相背”的论调，也可作为《坚尼迪的神话》一书的例证。

对于这本书，坚氏本人还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不过，它大概不至于影响坚氏明年选任总统的机会。据美国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近连续两次的全国民意测验中，显示坚氏的民望有了一点增长的趋势。盖氏民意测验，每月举行一次，对于坚氏的声望，盖氏系以同样的问题，向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人民询问，该问题为“你对于总统最近处理一般政事认可或不认可？”答案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表示认可。

詹森的胜利是什么？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天报载，美总统詹森（又译约翰逊，编者注）在国会中取得一项胜利，即“援外拨款法案”的通过。到底什么是“援外法案”？为什么叫“拨款”？美国国会的组织如何？詹森取得的胜利又是什么？现试予浅释如下。

美国自二次大战后，一直对许多国家予以大量的援助。例如国民党政府所接受的美援就是一例。但历年来，这种援外计划常受到美国国内的抨击，或认为数目太多，或认为对美国无利，或认为是一种浪费，对受援国人民毫无好处，只落得那些国家的贪官污吏脑满肠肥。

总之，美政府因受抨击太多，前总统坚尼迪不得不下令设一个顾问委员会，以研究有什么方法可改进美国的外援计划，使金钱花得更少，而效果收得更多。

这个委员会于去年十二月设立，主席是驻德美军司令克莱中将。他在今年三月廿一日提出一项报告，共有五个要点：一、援外计划如适当执行，有助于增强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抵抗力量，对美国的安全也有极大作用，故此是必要的。二、除政府援助外国外，应鼓励美国私人企业向外投资。三、应谨慎地给予经济的援助，而不仅是以援助方式去争取受援国对美国的好感。四、美援应集中于决心在经济上谋求自助的国家。五、对处于铁幕边缘的国家，所提军援可以减少。

坚尼迪总统觉得这些建议很好。于是根据它们的精神，订立了一项援外预算，由原来的四十九亿美元，削减为四十五亿美元。即节省了四亿元。

这项预算案须得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会为两院制，分为众院和参院。坚尼迪的预算案先交众议院审议。

但很遗憾，今年八月廿三日，众院将坚尼迪的预算案再削减了十五亿，所通过的数字为三十亿六千二百零七万五千美元。

坚尼迪不得不将希望寄于参议院。在事前，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纷纷到参院作证，希望勿减少援外预算，以削弱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结果，参院总算较为客气，于今年十一月六日，将坚尼迪的预算案削减八亿二千七百廿五万美元。

由于众院与参院的结论不同，按照规定，乃由参众两院举行联席委员会，将援外预算的数字，作出两院同意的折衷。

于此时，坚尼迪不幸遇刺，由副总统詹森负起他的担子。以后情形如何，明天再谈。

詹森与国会之间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詹森登台之后，首先在十一月廿七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呼吁国会支持援外政策。换句话说，希望参众两院尽量将援外预算的数目提高。

本月五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通过一项折衷的援外法案，数额是卅五亿九千九百万美元。与已故总统坚尼迪所提的数字相差十亿元，但仍不失为一个较满意的数目。不久，这项折衷援外法案便送交白宫，由詹森总统签署。

但是，参众两院可以用拨款法案对援外法案之执行产生重大的牵制力量。本月十八日，众院将援外费用限制到廿八亿美元，第二天，参院所通过的一九六四年援外款项为卅三亿美元。

至此，参众两院又须寻求折衷的数额，在两院联席会议上众院代表表示，众院决不会让步至卅亿美元以上。

这成为新总统詹森最头痛的问题。本月二十二日，众院的一项三十亿的援外折衷法案，终于未能通过，使詹森的威望大受打击。

而实际上，美国会对援外法案的争执，其矛盾在于众院不赞成政府以赊账的方式将小麦售予苏联。而参院则一向坚持：基于国家利益，政府可以采用赊账的方式将小麦售予共党国家。

这就是几天前的情形。詹森至此不得不放弃圣诞假期，而国会也只得在牺牲圣诞假期的情形下继续开会，以谋获得一项折衷的办法，解决售麦法案及援外法案。

廿四日，即圣诞前夕，消息传来说，议员经过通宵达旦、史无前例的马拉松会议后，参众两院已对售麦案获得折衷的解决办法，因此，援外法案也得到一个折衷的数额。这样，詹森才安心下来。也成为他新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胜利，第一次难关的通过。在这整个争论的过程中，或许我们会觉得有些无聊——美政府已然提出了一个预算，国会何必一定要留难呢？殊不知国会是尽了替美国人民“看守钱袋”的职责，对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须经过详细会谈，讨价还价，然后批准。虽然不能说其中就没有漏洞，伹最少这制度还是可取的。这并不意味着是国会特别对总统留难。

援外预算一再削减，最直接影响的是台湾，美国对国府的援助越来越少了，台北正为这问题头痛呢。

美苏：冷战与对峙 太空武器　位居首席

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

最近苏联空军首席元帅佛尔新宁（又译韦尔希宁，编者注）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战争中的空军”，透露了一些军事发展的重要事实。虽然在军事专家们看来，那并不是秘密，但对于普通读者，仍是很有兴趣的。

文中表示，美国和苏联关于太空科学的研究，着眼点主要在于军事。这一节本报社评中曾数次指出，说太空人上天，未必是人类之福。但不论苏联或美国，表面上对太空科学的发展，口口声声总说是为了科学研究，这一次苏联空军元帅的文章中，才老实不客气的说了出来。

他说在美苏两国的空军中，太空武器都占着重要地位，各种各式的火箭、太空船、人造卫星，这些东西在军事上的作用，双方都在全力进行研究。据他估计，到一九六五年时，美国花在空军上的费用，将作下列分配：空军技术的研究费用占百分之三十，火箭武器百分之四十，太空武器百分之二十六。到一九七〇年时，三者的比例将为百分之十九、 四十、 四十一。意思是说太空武器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普通空军将退居末位。他没有提到苏联的情形，但想起来应该差不多。

近年来，美苏双方的普通空军飞机也都有长足发展。飞行速度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高度扩展到三万公尺以上。双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在不断发展，着眼点在于增加飞行的高度、速度、航程，因此用原子能来发动飞机引擎的设计，研究得十分紧张。

由于地对空飞弹的进步，高空飞机受到了很大威胁，于是双方又研究低空飞机。这是一种速度快而飞行低的飞机，防空飞弹比较不易将之击落，而这种飞机轰击地面目标，却更易准确。

美国空军最近发明了一种F105式“雷神”战术飞机，那是在低空作战之用的，性能极佳。他们还在努力研究不用飞机场的飞机，能在极小的飞机场或崎岖的土地上起飞和降落。

这位苏联元帅指出，飞机上的机关枪、炸弹等武器早已落伍，目前均已换成了火箭和装有喷射引擎的火箭。

该文中提到了一个事实，我们在其他的报导中还没见到过。他说，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有数十架载有核子武器的美国轰炸机，向着苏联来回飞行，显然，只须一接到命令，便飞入苏联，投下核弹。

美苏核武器的比较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

在美国与苏联进行核子禁试谈判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目前双方在核子武器力量上的对比。

据英国战略研究所于古巴事件时所发表的推测性的统计如下：

洲际飞弹（美国二三四，苏联七五）；中程飞弹（美国二五〇，苏联七〇〇）；原子潜艇（美国三二，苏联一〇）；北极星潜艇（美国六，苏联〇）；长程战略轰炸机（美国六三〇，苏联二〇〇）；中程战略轰炸机（美国一〇〇〇，苏联一三〇〇）。

这些数字不一定正确。但一般相信，在长程洲际飞弹上，美国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射程及弹头爆炸力不及苏联。中程飞弹，苏联在数量上占优势，基地亦远较美国多，但为美国北极星飞弹潜艇的火力所平衡。在由人驾驶的轰炸机方面，美国占优势，但苏联亦正急起直追，各型飞机生产层出不穷，对美国空防含有着威胁力。

在核子潜艇方面，美国当前是占优势的。据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伦敦出版的占斯战舰年报所载的权威消息说：苏联的各型普通潜艇有四五六艘（美一六七艘），原子潜艇已组成一队，约十二艘。其制造能力每年平均约五至六艘，并指出苏联正努力建造北极星型潜艇，但数量不详。美国则于一九六七年将有北极星潜艇四十一艘。

与核子武力有重大关系的太空科学，则苏联显然占着优势。上月中，苏联男女太空人同时升空，分别绕地八十二转及四十九转，把美国人远远抛在后面。在传说中，如何用太空舱使用核子武器以毁灭杀人的研究，美苏均已开始，相信距离成功的阶段不远。这是由火箭输送核弹改为由太空输送核弹的开始，谁在太空占有优势，即可能整个改变军事的均势。

坚尼迪的太空顾问威尔斯曾说：“如果我们为别人的敌对行为所迫，美国将在太空的地球轨道上设置氢弹。”所以，今天若干军事专家相信，今后核子武器的主要攻击路线，将是太空，而非普通的火箭。人类不久将面临更新的恐怖。

苏联除了在太空方面的优势以外，他们已在一九六二年大气试爆中，引发了亿吨的氢弹，并且证明清洁度相当的高，其爆炸的连锁范围，也非不可控制；换句话说，即可适用于军事用途。美国目前尚未能生产及试验亿吨级的氢弹。

今年二月，美国国防部长麦那玛拉向国会报告国防现状时说，由整体看，美国现有的战略报复武力，在种类及能量上，已超过苏联，但承认苏联在资源上、工业上及技术上的潜力，均可向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挑战。

总之，美苏目前的战略均势，是把他们带到核子禁试的会议桌上的原因。

下一步是高峰会议？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美英苏三国核子禁试条约的签订，最大的好处或许还不在于这条约本身，而在于三国同意继续谈判国际间的问题，并且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气氛。

下一步将谈些什么？大约有四个问题是它们感到兴趣的。第一是西方盟国与东欧共产国家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是防止核子突袭的措施。第三是如何防止核子武器的散播。第四是国防军费的减省。

在这四个问题中，苏联对第一、第四问题最感兴趣；英美对第二、第三问题最感兴趣。但不论哪一个问题，相信都要很长的时间来谈判。特别是西方这一面，有许多问题英美二国必须听取德、法等国的意见，不能径自决定。

譬如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一点，西德便强烈反对。在西德的压力下，美国已声明，倘要签订不侵犯条约，必须考虑一项方法可以不承认东德才行，并且要考虑加强西柏林的地位，使西德不致忧惧。

关于防止核子突袭的措施方面，赫鲁晓夫建议在三国的重要地点——如机场、火车站等处——设立观察站，这是一项可行的办法，预料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中将提出来讨论。

美国与苏联都同意，防止突袭的措施将不仅限于中欧或东西德，而且要包括苏联及美国本土。这种防预的方法当不是一朝一夕谈得好的，但英国相信在今后的长期谈判中，将可以获致以上二点的协议，而作为“禁核条约”以后的第二项重大成就。

在今后六个星期中，谈判大概将暂时停顿，直至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三国外长相会时为止。这一停顿的期间，美国政府希望局部禁核条约能获议会的通过。此外，英美二国希望在盟国之间多得到一点默契，作为与苏联谈判的准备。

如果外长会议有进展，极可能在今秋或明春促成一次美英苏三国之间的高峰会议，虽然到目前为止，赫鲁晓夫还无此意图，坚尼迪也没有什么表示，但一切条件适合的时候，这样的会议是很可能的。

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坚尼迪很希望在此任内再“做一场好戏”。

热线能不能防止核战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

美苏二国领袖间的直接通讯联系——“热线”，已于昨天启用。这线将在美苏元首间为了一项偶然之事件发生，必须直接及迅速磋商之时使用。双方希望藉此能避免核子战争的发生。过去的经验显示：古巴危机最紧张时，因美苏通讯延误而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危险。

现在问题是，这条“热线”能不能防止核子战？所谓防止核战，自是指因误会而生的核战争。如果双方之一蓄意发动战争，那当然是任何人所防备不来的。

因误会而发生核战的可能有三：第一种在高度的备战状态下所引起的技术故障。例如经常携带核弹在空中巡航的轰炸机，因一点极小的意外而发动攻击。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任何机械都可能发生故障——钟表、汽车、飞机——而高度精密复杂的核子飞弹及发射设备，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它们蓄势待发的姿态更增加了其危险性。

虽然美苏双方是在小心翼翼地作这种工作，在过去十多年来都没有发生意外。然而唯其如此，更令人担心。因为它使人产生了安全感。任何法规律则于长期实施而成为例行工作之后就难免有疏忽发生，这才是可怕的。（相信美苏二国或已注意这种危险，而考虑以特殊应变的系统去适应这种心理漏洞。）

第二种引发核子战争的可能在于错误的或误解的判断。今天，核战的中心思想是当一方出击时，对方立即还击。这里所谓的“立即”，不是一天或一小时之内，乃是数分钟之内，这需要最高阶层领袖在一瞬间决定的问题。这一个决定很可能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最具严重性、也最艰巨的一项决定，但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永远正确的。极可能因为一时的误解，而导致无可挽救的世界沉沦的危机。

第三种可能是由于指挥权的分配而引致的错误。有一些区域性或特种式的司令官得到一种指令：“如果某某情况发生，可立即使用核子武器作战，无须再等待命令。”他们的武器大概都是只限于战术性的核子武器，而且在选择攻击目标方面，他们一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但是，这个系统里面也有发生错误的机会，例如对于指令的意义及当时情况两者的误解判断，因之可能引发一场核子战争。

以上三种核战的可能，“热线”未必都能防阻。它的设备，虽然使人增加了安全感。但却有其限制：个别语言不同的困难，双方不能永远有互相合适的时间，两大巨头精神与身体上的紧张程度所生的影响，及国家领袖更易后的政变等等。所以“热线”只是在许多安全设备上再加一种而已，并不能寄以全部的信赖。

小麦事小　影响甚大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

这两天，比较引人注意的新闻是美总统表示愿意将小麦售给苏联。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坚尼迪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在美国，基本上有两派意见。反对售小麦予苏联的一派，以共和党议员赖德为代表，他说：“小麦虽然不是战略物资，但如果我们以小麦售给苏联，解决了他们的粮食问题，他们就会空出许多人手去制战略武器，用来埋葬我们。这和我们一贯的原则是不符的。”

赞成售麦予苏联的一派却说：一、如果不以小麦售予苏联，她一样可以向别国（例如加拿大等）购到，何必如此短视。二、美国急需发展出口商业，这笔小麦生意，对经济有极大助益，可以将总收支拉成平衡，甚或有盈余。三、对目前和平的国际气氛，再打一打气。令苏联人相信美国领袖确有和平的诚意。

第四点，也是最有趣的一点，那是英国人的哲学，“一个富足的共产党人将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者”。换句话说，共产党人越饥饿，意志越坚决，越富足，越容易动摇。因此，与其让苏联人饥饿，不如让苏联人温饱。这对世界局势有利。

反对者也有另一种意见，美国一向是最坚决反对与共产集团贸易的国家，她每年售予苏联集团的物资，不超过二亿元。这二亿元主要是售予波兰的美国剩余农产品（美国对波兰的政策是较特殊的），但是其他西方国家每年与苏联贸易额的总数却达五十亿元。这表示只有美国能坚持对共产国家经济的封锁。但一旦宣布将小麦售予苏联，会不会自打嘴巴，同时令其他国家纷起效尤，大量与苏联贸易，从此对铁幕国家封锁的政策成为虚有？推而广之，是不是会引起自由国家政策的混乱？

这两派意见似乎都很有理由，白宫要员曾为此争辩了好几天，最后，坚尼迪终于采取了前者，正式宣布愿意售麦予苏联。

詹赫之间如何相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美国新任总统詹森，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将来能不能像坚尼迪与赫鲁晓夫那样融洽相处，这是西方政治家们所最注意的事情。

当坚尼迪不幸遇刺时，苏联的强烈反应是史无前例的。苏联总理对坚氏的怀念溢于言表，他露出像失去一个最亲密的同志的那种悲哀。

在“局部核子禁试条约”签订的前后一段时期，赫鲁晓夫与坚尼迪的友谊可说到了十分知己的阶段，彼此均感到两大阵营和平相处的可贵。彼此均看到两大国携手合作是阻止核子战争的良方（中共之指责美苏欲垄断世界，未尝是没有理由的）。总之，坚尼迪的想法，有很多与赫鲁晓夫相同，反过来，赫鲁晓夫也是如此。于是美苏两国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和谐。

坚尼迪一死之后，赫鲁晓夫马上感到一种孤独的悲哀。中共不是他的朋友；詹森是一个陌生人。如果詹森的政策与坚尼迪有所不同，赫鲁晓夫也必须全盘改订他的政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是比詹森更谨慎地不愿破坏美苏之间已存在的友谊。如果说，早在一九五七年，赫氏已看到有与美国合作以防止时局恶化的必要，那么，今天的赫氏更是如此。在一九五七年时，苏联一切都比现在强，而且有强大的中共为他撑腰；但今天，苏联农业歉收，民生困难，失去了中共的支持，东欧的各国关系也日渐出现难以维持的迹象。

昨天报载，《真理报》以一篇署名观察家的文字，攻击美国有一些人正欲重提进攻古巴的口号，这篇文章是第一次明白表示出苏联对美国新总统詹森的疑虑。

假定说，詹森真的改变已故总统坚尼迪的政策，对苏联态度转趋强硬，那么苏联又将如何呢？会不会迫使它对中共让步？东西方的冷战是否又重新开始？这一切，关系重大，一着棋子之差，可以影响整个世界。

难怪西方政治家都紧紧注视着詹森与赫鲁晓夫的友谊如何发展。

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危机的内幕真相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

古巴危机是过去数年中最重要的国际大事。这件事的内幕究竟如何，现在大致上已可知道十之七八。迄今为止，据我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中，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展望》杂志上的两篇内幕报导最有价值。当然，这只是美国一方面的内幕，至于苏联一方面的内幕，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可能要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方能真相大白。

《星期六晚邮报》那篇内幕报导题目叫做：《在危机的时刻中》，作者是美国的两个名记者亚苏普（Stewart Alsop）和巴莱特（Charles Bartlett）。文中说，古巴的真正危机，开始于十月十五日的晚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主任克莱恩，打电话通知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本迪，确定苏联已在古巴装置长程飞弹。第二天早晨，本迪直入坚尼迪总统的卧室，将这个重要消息通知了他。

据美国方面估计，苏联在古巴装置飞弹，至少于一九六二年春天就开始着手，一共花到七亿五千万美元的成本，动用了一百七十五艘船只，六千名以上的官兵。其目的是使美国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处于苏联核子飞弹的直接威胁之下。苏联出尽了绰头，要使美国人相信，苏联决不在古巴装置进攻性的武器。就在坚尼迪得到这个报告的同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接见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柯勒时，对他说，苏联在古巴只是设立一个捕鱼的基地。他说他决不会在美国的议员选举之前，来使坚尼迪为难。苏联对古巴军火上的援助，完全是防御性的。这种说法，米高扬、苏联驻美大使鲍尔雪可夫等，以前都曾一再对美国当局说过，他们强调说，苏联供给古巴的飞弹，只是一些防空武器，决计打不到美国境内，美国大可放心。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等，都是企图在使美国糊里糊涂的陷入一个陷阱之中。

长程飞弹的真相，是美国的U2机发现的。十月十四日的谍机飞行， 摄到了长程飞弹基地的照片。十月廿七日，有一架U2机在古巴东岸被苏联的防空飞弹SA-2击落。美国的情报当局到现在还弄不明白，苏联这种厉害的防空飞弹为什么不早两个星期装置。如果早两个星期击落美国的U2机，那么苏联飞弹的基地的秘密就不会被发觉，说不定美国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他们唯一的假定，是苏联的工作计划中出了一些毛病，因为根据合理的程序， 应当是在古巴先装SA-2，使美国的U2机无法工作，然后再装长程飞弹。现在程序颠倒了。于是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车的大炮尽数付诸东流，美国人才没有做上老亲（粤方言，被欺骗的人，编者注）。至于坚尼迪得到情报后如何决定对付苏联，其中有一些有趣的插曲，明天再谈。

“轰炸派”和“封锁派”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

《星期六晚邮报》那篇关于古巴危机的内幕报导中说，当坚尼迪总统得到了苏联在古巴装置长程飞弹的情报后，立即召集要员，会商对策。当时参与最高决策的人分为两派，大多数人主张强硬对付，立即派遣飞机，轰炸古巴的飞弹基地，或者事先发出警告，或者根本不予警告。这一派人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考恩，财政部长狄龙，前任国务卿艾契逊，参谋总长泰勒，海陆空三军的首长，以及总统的特别助理本迪。另一派人反对用空军轰炸，主张采取海军封锁的办法，这一派人包括国防部长麦克那玛拉，总统的弟弟检察总长罗拔·坚尼迪，杜鲁门时代的国防部长罗威特，前任驻苏大使汤姆生等。至于国务卿鲁斯克，则介于强硬与缓和的两派之间。

轰炸派的首领是艾契逊，封锁派的首领则是罗拔·坚尼迪。这位总统的弟弟竭力反对轰炸，认为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手段，世界舆论一定对美国不利。同时一旦轰炸，便使赫鲁晓夫没有退让余地，事情太过危险。艾契逊却说，这并不是珍珠港手段，因为坚尼迪事先早已一再提出警告，美国决不容许在古巴装置进攻性的武器。最后国防部长麦克那玛拉的意见为大家所接受，他主张首先加以封锁，如果赫鲁晓夫不肯让步，那么在苏联的长程飞弹装置完竣之前，再加轰炸或侵入古巴不迟。

这个最后的决策是在十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决定的，当即展开海上封锁的布置。廿二日（星期一）晚上，坚尼迪发表演说，宣布封锁古巴，封锁自廿四日上午十时开始生效。他同时组织了一个全国安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一共包括九人，除总统外是鲁斯克、麦克那玛拉、狄龙、罗拔·坚尼迪、泰勒、本迪、麦克考恩，以及总统的智囊索伦生。坚尼迪的演说，大部分是这个索伦生写的。

封锁一加宣布，便是静待苏联方面的反应。美国当局作了进行核子大战的充分准备。这个九人执行委员会日日夜夜在白宫中开会，情绪自是十分的焦急和紧张。他们一致的这样决定：如果苏联会为了古巴而进行核子大战，那么此时不战，再过六个月之后仍旧会战；与其等古巴的长程飞弹基地准备完成再摊牌，不如现在就摊牌。

决策者之中，只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逊反对强硬对付苏联。他主张以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英国的飞弹基地和古巴基地交换，主张不采军事行动而进行政治谈判。坚尼迪没有接纳他的意见，怕他在联合国中的发言太过软弱，特别派白宫助理舒林格起草史蒂文逊的演说稿，又从德国召回麦克洛埃（美国前任驻德高级专员），来协助在联合国中的对苏谈判。这样一来，史蒂文逊变成没有了实权。

总统之弟　献策见功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当坚尼迪总统宣布封锁古巴后，全世界都处在惶惶不安的境地之中。《星期六晚邮报》那篇内幕报导中说，美国最高决策者的九人委员会日以继夜的会议，谁也不知道苏联是否准备进行核子大战。到十月廿六日晚上，赫鲁晓夫写给坚尼迪那封著名的信到达了。这封信共分四段，是在当晚十一时收到的，当时收到的只是第一段和第三段。坚尼迪看了之后，说信中并无新意，他实在等得太倦了，便即上床睡觉，通知属下说，另外那两段文字中如果没有特别新的内容，就不要叫醒他。结果他属下没有叫醒他。他到第二天早晨才看到全信。

这封信很长。赫鲁晓夫首次承认苏联在古巴装有长程飞弹，但他辩护说，飞弹就等于是手枪，可以用作自卫，也可以用作进攻。他说他的用意纯粹是自卫性的，装在古巴的飞弹，由他个人直接指挥，只用来抵抗侵略。他在信中作了个譬喻 ，他说他与坚尼迪两人就像是在用力拉扯一根绳子的两端， 绳子中间打着一个结，如果两人大力的拉，那么这个结越结越紧，最后只好动用刀子，才能割开这结，总统先生，如果你在你这边停手不拉，我也停手。

到底赫鲁晓夫信中的含义是什么呢？不能确定的知道。可以解释是，他愿意双方让步，但也可以解释是，美国如果进攻古巴，苏联就用核子武器对美国进行报复。

九人委员会在早晨十时开会，消息传来，都很恶劣。有一架美国的U2机在古巴被击落；各种情报都表明，只要再过几天，在古巴的飞弹就能使用。会中决定了十月三十日是最后的期限，离这日还有三天，如果到那时苏联的飞弹，还是不撤，便派飞机轰炸这飞弹基地。

总统的弟弟罗拔·坚尼迪妙想天开，举出了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作品中惯用的情节：一个青年向一个老处女调情，本来不过索吓油（粤方言，占点便宜，编者注），毫无结婚之意，但那老处女假装误会，立即答应他的求婚，使那青年没有缩沙（粤方言，临阵退缩意，编者注）的机会。坚尼迪总统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刻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你信中的提议很好，只要你撤去古巴的飞弹，我也保证不进犯古巴。这封信在当天下午八时发出。这是装一下老赫的弹弓之意，当时谁也没有把握，老赫是否会将计就计，同意妥协。

结果是罗拔·坚尼迪的弹弓计居然使得，事实上赫鲁晓夫也正在寻求不失面子的妥协办法，双方一拍即合。第二日星期天早晨，赫鲁晓夫回信，同意这个交易。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考恩听到这消息时，他说：“我当时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是否没有听错。”

美国侵古的军事计划

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

关于古巴危机中美国方面如何调兵遣将，《展望》杂志也有一篇内幕报导，作者是耐勃尔 （Fletcher Knebel），题目叫做“战争边缘上的一百五十四小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早在一九六一年十月间，坚尼迪总统即已下令起草进攻古巴的详细计划。这种军事行动的计划因为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即使高速度进行，也需要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基本计划一经完成，以后随时根据气候、潮水等等情况的变动而加以修改，那么进攻的密令一下，八天之后，美军就可在古巴的海滩上登陆。

这个进攻古巴的军事计划，据说是写在一本黑皮面的活页簿上，锁在国防部的保险箱中，古巴危机过后，计划的内容透露了出来，进攻在午夜零时开始，从佛鲁里达起飞的喷射战斗机，用火箭和机关枪（不用核子武器）摧毁古巴的飞弹基地和所有的机场，预定在十五分钟内完成。然后海军大炮和轰炸机轰击古巴的海滩。一轮地毯式轰炸后，三师军队（一师海军陆战队，一师伞兵，一师步兵）开始登陆，伞兵则降落在内地，用以截断交通，如果这三师兵初战不利，数小时后再投入四个师。根据参谋总长泰勒的计划，动用的兵力为十万人，此外有大量海空军的支援。对古巴的轰炸一开始，坚尼迪总统及军政首长分别躲入佛吉尼亚州和梅里兰州各处高山下的地下室中，以防苏联使用核子武器报复。如果古巴军民不坚持抵抗，战斗可在数天之中结束，倘若卡斯特罗的部下死战到底，则摧毁古巴全部兵力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美军预定损失五千人。

当坚尼迪宣布封锁之前，进犯古巴的军事部署都已布置就绪。那几天内国防部的首长都不回家，都睡在国防部中的帆布床上。国防部长助理林那特森的帆布床搬进去时，被记者发觉了，追查之下，国防部宣称林那特森脚痛，无法走动。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紧张。决策要员们天天到白宫开会，生怕记者发觉大量汽车开到白宫，因此大家时时挤在一辆汽车之中。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挤在副国务卿鲍尔的车内，一车坐了十个人，罗拔·坚尼迪只好坐在助理副国务卿约翰逊的膝上。当时有人说，如果这辆汽车失事，死伤名单公布出来，全世界一定大奇：为什么十个第一流的要人挤在一辆车中？

当时外面听不到一点风声。坚尼迪照旧到西部去作竞选演说，替民主党竞选州长和参议员的人打气，后来借口伤风感冒，飞回华府。十月十八日，白宫楼上正在紧张讨论古巴飞弹事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到白宫来拜访坚尼迪。

内幕文章　引起抨击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

坚尼迪总统在十月十六日早晨已得到苏联在古巴装置长程飞弹的确实消息，最高决策者已在连日连夜的开会，但到十月十八日晚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却来拜访坚尼迪，谈的是柏林问题。葛罗米柯的口气很强硬，表示等美国的选举过后，苏联在柏林就会有所行动。坚尼迪当时心中已很明白，苏联故意要将美国的目光集中在柏林问题上，暗中却在古巴布置核子飞弹。坚尼迪一句也没有向葛罗米柯提到古巴的事，但更加的了解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这是《展望》杂志那篇文章中所透露的。

我们在这个专栏中连续三天介绍《星期六晚邮报》上的那篇内幕报导，因为这篇文章的准确性极高。作者之一的史都华·艾索普，是约瑟·艾索普的兄弟，是坚尼迪的知交。另一位作者巴莱特，和坚尼迪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坚尼迪和他的夫人相识，就是此人做的介绍人。坚尼迪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教父是巴莱特，另一个孩子的教母是巴莱特夫人。副国务卿鲍尔斯（两个中国论的极力提倡者）去职之前，首先透露他已不得坚尼迪信任的，就是这个巴莱特。

这篇内幕报导发表后，在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波动，迄今尚未止歇。新闻界为此事而不断向坚尼迪开火。他们责问：第一，古巴危机的处理，事关美国国防和安全的大秘密，怎么可以如此详细的向记者透露？事实证明，他们的内幕报导极大部分便是真相。赫鲁晓夫在星期五（十月廿六日）写给坚尼迪的那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为什么这篇内幕文章居然能引述信中的原文？第二，坚尼迪偏爱老友，专将重要消息供给有关系的老朋友，未免不公。即使不是坚尼迪亲口对他们说的，至少也是他的特别助理本迪说的。第三，该文中透露，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逊主张对苏联妥协，主张以撤销美国在土耳其等地的基地和苏联交换撤销古巴基地。史蒂文逊向坚尼迪提供什么意见，不该向外透露，如此一来，以后还有谁敢向总统提出对苏联软弱的意见？如果大家只提强硬意见，很容易便会闯出大祸。

报界最反感的，是关于史蒂文逊这件事。很多文章中指出，这是坚尼迪的亲信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故意打击史蒂文逊，是为了对他施行报复。坚尼迪在舆论的压力下，曾正式宣布对史蒂文逊充分信任，并无撤换他职务的意思。但不管如何，史蒂文逊的政治生涯已受到了不可补救的损害。美国公众都认为他是“对苏联妥协的慕尼黑分子”，不会再信任他担任重要公职。如果他再想出面竞选总统，当然更不可能当选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两个苏联元帅的命令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赫鲁晓夫十九日晚对东德工人发表演说， 夸张苏联飞弹的力量。他说，“美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已从古巴撤回飞弹四十个，但我们已在别处放置好八十个，甚至一百二十个飞弹，古巴不是作飞弹基地的最方便的地方。我们有比古巴更佳的地方。”他指责美国企图以三万人进攻古巴。他又说，“现代技术保证飞弹可以缩短距离。试问落在帝国主义者头上的飞弹是从古巴放射的，或从苏联放射的，对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说：飞弹就是飞弹，不管是放在古巴，还是放在他处。所差的仅数秒钟时间。

这个说法，虽然不免有其阿Q精神，为他被迫将飞弹从古巴撤退一事辩护，但其中也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真相。前几天，我看到一份英文本的苏联杂志，其中刊载着两个苏联政府的公报。这两个公报香港各报似乎都没刊载过。第一份公报是去年十一月廿一日苏联国防部长的一个命令，全文译文如下：“由于美国总统坚尼迪已撤销对古巴共和国的海上封锁，由于加勒比海危机所引起的危险后果已极有可能完全消除，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坚尼迪所成立的协议，苏联政府训令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于十一月廿一日起，执行下列措施：

一、越洲飞弹部队及战略部队，从全面战斗状态，转为普通预备状态。

二、防空飞弹部队及防空战斗机部队，从全面战斗状态，转为普通预备状态。

三、空军战略部队解除全面战斗状态。

四、海军部队转入普通预备状态，各潜艇一律回归原来永久基地。

五、陆军部队取消全面战斗状态。

六、战略性飞弹部队、防空部队、潜艇队中各超龄官兵，恢复退役。

七、全国武装部队官兵取消休假之命令，即日撤销。”

就在同一天，华沙条约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葛莱吉柯，也下达类似的命令，命东欧各共产国家的军队，取消全面战斗状态。

这两个命令中所包含的严重意义，相信任何人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当古巴危机进入最紧张关头的那几天中，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国家的军队，全军进入全面战斗的状态，只要赫鲁晓夫的命令一下达，全世界立时投入了无边的浩劫之中。当时本报全力主张，中共应当“自扫西藏门前雪，莫管古巴瓦上霜”，意思就是说，千万不可加一份力量，将全世界推入战火之中。我们相信，古巴危机是真正的危机，当时坚尼迪和赫鲁晓夫只要稍一不慎，的确会造成大祸。

亚洲：外援与内困 反对马来西亚的三仁兄

一九六三年三月四日

本报着眼于海外华侨的利益，因此是马来西亚计划的拥护者，相信海外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如此。

世界上有三个人反对这计划最是激烈。第一个自然是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主义者的计划”。他公开支持文莱的叛乱，甚至表示，必要时不惜为此而用武。在我们看来，“新殖民主义者”这顶帽子的尺寸，和此公的脑袋倒也是挺合适的，他得到了西伊里安之后，第二步是北婆三邦，第三步只怕便是新加坡和马来亚了。

第二个反对这计划的，是布哈努丁博士。他是全马来亚回教党的领袖。这是极右的，宗教性极强的政党。该党反对马来西亚，和反对华侨有很大关系，因为星马合并之后，华侨的人数在马来西亚联邦中将占有很大的比例。华侨虽然不是最多数，但在经济上握有控制的地位。布哈努丁宣称，文莱的叛乱，乃是根据于回教《可兰经》上的教训，“反对不信真神者的压迫”。

第三个激烈反对这计划的，来自极左的一方面。那是马来亚左倾的“巴丹拉耶党”主席，波斯达曼，他是代表社会主义阵线的议员。据星马官方宣布，他和印尼暗中有密切联系，在星马组织颠覆行动，准备以罢工、罢课等等行动，来阻止马来西亚的组成。最近星洲大捕左翼人士，波斯达曼也是被拘者之一。

这三个人思想上的倾向是极端相反的，所以要反对马来西亚，目的也完全不同。苏加诺是企图扩张。意欲吞并北婆三邦，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弱小国家，最终也并于印尼。因为在人种、宗教、语言文字各方面，印尼和马来亚实在没多大分别。印尼如能吞并了北婆和星马，再进而并吞自古属于澳洲的新几尼亚（又译新几内亚，编者注）东部，那就是人口一亿以上的世界大国，富强胜过日本。布哈努丁的目的在维护马来回教人的利益，排挤华侨。波斯达曼的思想接近于共产主义，目的在驱除西方国家的势力。

英国的《观察报》最近揭露了一件人们遗忘已久的大事。十八年前的一九四五年夏天，这三位仁兄在日本军事占领当局的策划之下，在星加坡（又译新加坡，编者注）频频开会，计划组织“大印度尼西亚联盟”。这联盟包括印尼、北婆三邦、星马等等在内，因为那些土地都是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之下。但不到几个星期，原子弹在日本投落，于是这三位仁兄的“大印尼联盟”的梦想终成泡汤。

亚洲的三大势力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

《纽约时报》的亚洲通讯员杜朗布尔，上星期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共对外扩张的野心。杜朗布尔说：“中国人的扩张野心，是由其历史性所决定的。许多专家都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等于是一个向外扩张的中国。过去的历史清楚告诉西方人，中国强大起来是怎么一个样子。自满清以来，中国一直在积弱的状态下，中共无疑是多年来最强大的政府，如果以为中共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便减少了向外发展的欲望，这是可怕的错误的看法。北京政权在找寻一种新的经济方式，以代替已失败的一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只要这方式成功了，便是中共专心向外的时候。”

杜朗布尔说：“中共希望增加她对外的势力，即使这不是意味着边界的扩张。自一九四九年中共获得大陆政权以来，她在许多行动中都清楚表示，中国人将逐步索回那些从前是合法的属于中国的土地。这种政策在东南亚的万千华侨心中获得共鸣，因为华侨在东南亚一直受着压迫与怀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他们吐一口气。在大陆翻印的中国旧地图，详细指出，那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土地过去是属于中国管辖，包括印度东北部、外蒙及苏联的西伯利亚与亚洲部分的一些地区。

“中共被视为是如何的危险，可由她的邻国的各种警戒看出：亲西方的泰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组成了军事联盟，这联盟的保卫幅度包括日本、南韩及南越。马来亚是与英国联防的。印尼从苏联获得军事的援助，印度也同苏联购买战斗机，但她主要的援助是来自英、美二国。缅甸与高棉求助于危险的“中立主义”，以求苟安。此外，苏联与美国在一同努力图使寮国保持和平。

“过去，英国的势力使苏联与中共在中亚细亚隔离，但自英国在亚洲逐步退出后，中共的势力却乘机侵入。英国人离开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及喜马拉雅山脚的小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中共一个老实不客气，全部取而代之。苏联之支持印度，一个理由是希望阻止中共向外发展的步伐。

“法国在越南被逐、荷兰自印尼撤退后，今日在亚洲只有三种势力在竞争，一是中共，一是苏联，一是美国，从某个角度看，苏联是与中共联手与美国竞争；但从另一角度看，苏联或许正与美国在联手阻止中共。”

印尼是第二个古巴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

在印尼，目前有三种强大的势力。一是苏加诺的统治集团，一是印尼的陆军，一是印尼的共产党。

这像一个天平：印尼的共产党与陆军的势力是对立的，一在天平的左方，一在天平的右方。苏加诺执着天平的正中，使它们保持平衡。偶然，这天平也有不平衡的时候，它会倾向于左面多些，或是右面多些。如果倾左、倾右的时间太久，苏加诺便会出一些法宝，使两端重新恢复正常，并使他自己的地位巩固如前。

不论是印尼陆军还是共产党，都保持着一种两面的手法。在表面上，它们宣称对苏加诺全力支持， 在背地里，它们却分道扬镳，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有时它们的利益是与苏加诺的利益彻底相背的。

印尼共产党的领袖艾迪深信共产党是印尼未来的主人，他之乐观是基于印尼共党的党员在十年迅速增加，由八千人进展至二百万人，这是共产集团国家以外的规模最大的共产党，它有二百八十个支部，分布于印尼各岛。此外，在印尼的亲共机构组织的成员加起来，有一千万人。

印尼共产党很坦白地说，印尼是第二个古巴。一九六〇年，艾迪向人表示：世界上有两国是最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而发展成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是古巴，第二是印尼。

莫斯科与北京方面，恐怕也都同意这种看法，并且向这一方面努力。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最近到印尼访问时，已埋下一包种子。这一次，刘少奇到印尼访问，大概也带了另一包种子同往。

不过印尼共产党是否有它表面上的力量那么强，是令人怀疑的。在过去几次斗争中，印尼共产党都表现得软弱无力。有人说，苏加诺是在哄骗和利用共产党，因为他本人绝对反对无产阶级当政。

比较起来，印尼陆军更握有实际权力，这是陆军参谋长纳舒逊将军的成果。他派出军官到印尼各岛去接管地方军阀势力，目前有十七个军区的司令是忠心于他的。

美国为什么援助印尼？

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

印尼拥有卅多万武装部队，具备雏型的海空军，东南亚各国实难与之匹敌，因此之故，印尼的军事开支是最大的，约占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成为经济上极大的负担。同时，军人过去的蛮横态度，也引起人民很大的反感。这两项事实一直成为印尼共产党指责陆军的借口。

纳舒逊将军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他曾悄悄地进行改革，把一百四十营军队减缩为一百营，将多余的人力放入市民建设工作，以争取人民对军队的好感。这项计划深得美国人的赞许，后者答应供应各项工具，诸如鹤嘴锄和铲子等，以供军人劳动之用。

纳舒逊与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关系是微妙的，最近马氏之访问印尼是出自纳舒逊的邀请，这显然是一着“高招”，令印尼共产党无法再批评陆军“反动”。马林诺夫斯基很希望印尼陆军能受苏联控制，可惜陆军却始终是共产党的老对头。

这代表着左右两方的势力现在保持着均衡。但如果苏加诺有一天失势，印尼将会陷入很大的危机中。美国人深恐这一天将出现，宁可印尼保持今日的现状，以免共产党得势。因此，只要是有助于保留现状的一切工作，美国都愿做。苏加诺自然看准这一点，而向美国讨价还价。有人说苏加诺利用共产党，就是这个原因。

印尼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恶化，美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已予印尼援助约七亿美元，大半用在协助印尼农业发展之用。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印尼的农业越来越差，生产日趋减缩。这与管理落后及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美国的援助大员们为此大光其火，向坚尼迪直接报告，说不应该再援助印尼了。但美国倘弃印尼于不顾，又恐它完全投入苏联或中共的怀抱，这才是一项真正头痛的问题。

印尼经济越困难，共产党的机会越好。这也是共产党领袖艾迪另一点乐观的原因。

中国人感到忧虑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

马尼拉的报纸刊登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导，据说：印尼、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如果组成“邦联”，他们第一件要作的事便是对付华侨商人。这消息虽然无从证实，但是已使印尼、菲、马三地的近五百万华侨感到一种隐忧。

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尼与菲律宾都曾有过很不友善的纪录。一九五九年，印尼政府派出军队到乡村去将成千上万的小贩华侨驱逐，令他们无处谋生，有许多不得不回到大陆或台湾去。最近，爪哇地区的排华暴动，许多华侨的商店被破坏或烧毁，其损失据官方估计超过一千万美元。

在菲律宾，“逾期居留”的华侨问题早已闹得满城风雨，菲人对中国人一方面看作“眼中钉”，在经营商业问题上加以许多限制；一方面又看作“肥羊”，一些腐败的菲律宾官吏向华侨每年勒取巨额的“保护费”，令华侨敢怒而不敢言。

马来亚总理拉曼曾公开保证，这种种加诸华侨的不公平待遇，决不会在马来亚发生，从过去的情况看来，他的话是可靠的。拉曼在政治上主张各族联合，他任命中国人为部长；在私生活上亦然，他所宠爱的一个干女儿就是中国人。

但是在马来亚仍有反华的因素。拉曼最近曾指责三百五十万马来回教徒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争取国人的同情，他们公开指责拉曼任用华侨为部长，并且声言，如果他们登台执政，所有的政府职位都将由马来人出任，甚至外驻各国的使节亦然。

在马来亚，目前每一百人中有四十九个马来人，三十八个中国人，十一个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上，这些不同种族的人都能融洽共处，他们没有像政治家们对民族的分界考虑得那样严重，只要民族的敌意不被挑拨起来，这种可喜的现状是可以保留的。但万一有人存心这样做，后果就使人忧虑了。

包括星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沙巴州旧称）、沙捞越（砂拉越）的马来西亚联邦前天已签约组成，本报站在华侨的立场，一直是拥护这个新联邦的建立，并期望马来西亚能保留现有的优良传统，让华侨安居乐业。至于包括印尼、菲律宾的“马来邦联”，那还不是短期内的事，暂时也就不必作杞人忧天了。

南韩读书人误国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手头有一份英文资料，谈到南韩的经济情况。这篇文章最有趣的一点，是指责南韩误用读书人。

自南韩军方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取得政权以后，那些新执政者自以为是老粗，有很多问题不懂，必须依赖文化人。于是他们妙想天开，把全国的最好的学者聘来，出任各部门的重要工作。这些学者包括几家南韩著名大学的教授，以及曾经获得英美著名大学的学位的人。军政委员曾请了这一批学者回来，自以为高枕无忧，一切按照这一个“顾问团”的意见行事。

这批学者第一个“贡献”，是清算南韩国内的大富翁，主要是那些在李承晚政府庇护下发非法之财的人。这本来不失为一个好意见，但是却没有顾虑到南韩的社会本质。那批富豪们都掌握着南韩的经济命脉，把他们一一清算之后，南韩经济马上显得残缺不全，一切企业都停顿了，人民的生活更显得艰苦。军政府大惊之下，不得不立即停止清算富豪的计划，暂时与一些大亨合作，维持南韩经济的现状。这总算还补救得及时，没有产生太大的危机。

第二项读书人的献策，是改革南韩的币制。草拟这项计划的人，是南韩最受尊敬的经济学者朴喜邦。他的计划被军政府认为是一项天才，立即加以采用。在币制改革之前，也没有与任何友邦协商。作为南韩经济主要支持人的美国政府，直到改革的前一分钟才得到消息，但已经太迟了。

南韩币制改革的结果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不但币值没有因而稳定，而且情况更坏了。南韩人民因这一项措施，对政府更加失望。在军委会内也造成动摇的现象。

学者们的“贡献”还不就此而止，他们最伟大的杰作，是草拟了一项“南韩五年计划”。要在五年之内发展南韩的经济至一个工业国家的水平。

在五年后，南韩将有自己的大钢铁工厂，出口大批的工业产品，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这个计划太美了，但是在实行一年之后，却证明一事无成。南韩是一个农业国家，如果这个五年计划是着重发展农业，以及渔业对日本的竞争，那么它可能会有不坏的收获，但这个计划太好高骛远，它只着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结果在一年之后，工业没有成就，农业也几乎搞垮了。

今天南韩的经济千疮百孔，且看经济学者们又如何动脑筋来作一番补救罢。

一个美国人在外蒙古

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

外蒙古虽是联合国的成员之一，但是与外间的交往很少，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联系。自外蒙领袖公开支持苏联的路线及严厉谴责中共后，与中共的关系也大不如前。至于与西方的接触，那更是少之又少了。

最近，一个美国经济专家薛曼自外蒙抵达香港，他谈到此次亲自经历的旅行印象。

他所采的路线是自纽约直飞莫斯科，由莫斯科再乘飞机赴外蒙首都乌兰巴托。回来的时候，从乌兰巴托飞东京，再由东京经台北抵香港。

这次旅行他觉得十分愉快。在外蒙，一切的习惯都与西方不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起初他以为，外蒙已受苏联影响如此之深，一定要为苏联人同化。但事实不然，蒙古人还是蒙古人，他们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一套。

直至今日为止，外蒙仍然是地旷人稀，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之间，根本没有所谓“路”，有的只是一片漫漫无际的荒野或沙漠。薛曼在外蒙古旅行数百里，有时终日不见人烟。他自乌兰巴托乘公共汽车、吉普车及骆驼到达蒙古旧都，那是成吉思汗的首府，许多英雄的往迹仍然保留，蒙古人对过去的荣耀念念不忘。

薛曼起初为骆驼的颠簸而叫苦，但习惯以后，却觉得乐在其中。从旧都再乘飞机到达二百里外的基雅，在那里参观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

薛曼觉得蒙古人是爱好运动的民族，体格极好。这种优点在上一两个世纪，可以作为称雄世界的本钱，但在踏入太空时代的今天，缺乏科学人才的外蒙不免感到吃亏了。

蒙古人态度友善，对美国人一点没有陌生的感觉，当薛曼抵达时，还有另一些美国人也在游历，但外蒙有一条奇怪的法例，每年只限定八十个美国人进入外蒙，假使额满见遗，就得等待明年。

薛曼在外蒙的时候，目睹一件大丢美国人面子的事情，有一个美国少年在博物馆中偷去了极其贵重的恐龙蛋，这事几乎惹起国际的是非，但蒙古人具有中国人的宽大胸怀，对于那少年只警告了事，没有抓他坐牢。

外蒙畜牧发达，举目有数不清的牛羊。薛曼担心中共有一天会将富饶的外蒙索回。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苏联人所忧虑的。在中苏裂痕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薛曼以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南韩的“制米运动”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香港的严厉制水，已闻名于世界。但南韩的“制米”运动，其令人害怕与严重的程度，却远非香港的制水可比。

据台北中央社报导，南韩已面临十年来最恶劣的粮食危机。当局不得不全力推行“制米运动”，换言之，即以其他谷物或副食品代替米粮。

南韩发动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将七月作为“节约救济月”，亦可称为“制米月”，要求全国在七月里实行下列措施：

一、所有家庭尽可能多食用非食米谷物，所有饭店不要供应由食米做成的食物。

二、不要用米做的饼糕，糕是韩国喜庆中不可缺少的食物。

三、人民尽可能少饮酒，酒馆在七月六日、十一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和卅一日不要卖酒（南韩大部分的酒是由米酿造）。

四、不要举行酒会或宴会，甚至在婚礼和葬礼中也不要举行。

五、救济水灾难民。

仅从这五点措施，可知南韩的食米缺乏到如何程度。事实上，南韩已面临韩战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政治不稳、粮食缺乏、洪水泛滥。

七月初，食米的价格已涨到空前的高峰。从每包约三千圆在汉城涨到每包五千圆，在釜山及另外几个重要城市涨到每包六千圆。

这种粮食恐慌主要是由横扫韩国南部各省的台风“雪莉”及随其而来的洪水所引起，这次洪水的提早到来对大麦的收成给予近乎致命的打击，南韩曾希望大麦的收成能部分弥补谷物的久缺。岂知洪水冲走韩国大部分的秧苗，接着大雨滂沱，急性稻热病在全国各地蔓延。根据非正式的统计，大麦的歉收已使今年谷物的缺乏数量，增加到全国全年需要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韩为应付危机，已接受从美、日、台等地运来的救济粮。另任命高级顾问柳柄赞准将为新农林部长，以接替张烱淳少将，在此之前，反对党曾一再要求张烱淳辞职。反对党声称，粮食危机虽是由自然灾难所引起，但也因那些负责韩国粮食管理人员的错误行政措施而恶化。

粮食缺乏之外，更因大雨冲击，在南韩全境触发一连串的洪水和山崩。这种天灾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

南韩与南越（因佛教徒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真说得上是一双难兄难弟，令美国人大为头痛。

日本何以忽亲中共？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台北与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张，这是因日本采取与中共大量贸易的政策而引起。

日本池田政府对中共态度的演变是微妙的。仅在上个月，日本外交部还考虑不要过分向中共亲近，以免刺激国府。但自外相大平正芳访欧回国后，日本的态度就作一百八十度转变了。

日本政府不再反对执政党议员随同贸易代表团到中共大陆去。同时，池田勇人公开向记者宣称：你们何必为中共贸易这事而大惊小怪？日本对中共贸易全额不过只及日本出口全额的百分之一罢了。

日本对中共态度的转变，表示其整个国策的新变化。一般观察家以为，今天世界两大国美苏均在国际问题上遭遇了困难，特别是在亚洲方面，美国在南韩、越南碰了壁，而苏联和中共又斗得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与其执意跟随着美国走，不如采取一种中间路线，积极创出一条他们自己的路。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携着这一套想法去访问伦敦和巴黎。事实，英国和法国的想法都跟日本可说不谋而合，第二次大战后，这两个由一等强国退为二等强国的国家，未始不是一直等待美苏两大国有一天出了问题而予他们以再起之机。如今，英法的想法，正都强烈的鼓励了也教育了大平正芳。日本记者分析大平正芳访欧途中深深体认到日本在亚洲国际社会间的重要性，正就是说明大平正芳要在亚洲方面摆出一个新姿态。

此外，日本之所以忽亲中共，也可以说还有两点现实原因的。

（一）美国平衡税法案宣布后，威胁了日本企业全体。尤其美国积极限制日本棉纱制品的进口，使得这一方面日本的生产关系大感不安。为了转移这种心理上的不安，或者为了给予美国当局一种报复的颜色，向中共靠拢正是日本可采的手段中最方便的一个。

（二）池田勇人为了使他的政权继续连任下去，势必要在今冬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为了取得中间或中间偏左势力的选票，为了把握现在惴惴不安的中小企业，尽管现实上未必真能解决问题，但扩大中共贸易自也是应喊的口号之一。

亚洲人改变历史？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

昨天，本报选刊一幅时事漫画，戴高乐举着一面“欧洲人至上”的牌子，毛泽东举着一面“亚洲人至上”的牌子。毛泽东是否有亚洲人至上的心理，我们不知道，但苏联人却有着这种看法。

莫斯科《真理报》八月廿七日登了一篇时事分析，标题是“这是谁的理论？”内容主要是指出中共和日本保守党分子松村谦三，异口同音的大唱“亚洲人决定世界历史”的“人种差别主义”。所谓“人种差别主义”，是指他们标榜亚洲的黄色人种用来排斥白色人种的意思。

《真理报》说，松村爱读诗人吉甫灵（又译吉卜林，编者注）的一首“西方归西方，东方归东方”的诗，因此，他一直相信“东洋的永远属于东洋，亚洲人必须起来改造世界历史”之说。《真理报》接着指责中共就因为喜欢松村的这个论调，便在一九六二年夏天由廖承志出面请松村去了北京。

松村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特为他做了一次访问，并发表他的言论，松村的言论是：“我这次的访问，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我这次的访问。相信会帮助我们两国人民向同文同种应有的关系上更前进了一步。我和陈毅副总理会谈了数回，他曾对我说，东洋的永远属于东洋，亚洲人必须起来改造这个世界历史。我相信，我们应该团结一致。”

《真理报》说，中共报纸上刊登松村这种言论，企图是要搞人种差别主义，即是，他们要把世界分裂成为黑人的、黄人的和白人的。《人民日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报纸，登载这样的言论，而且并不从马列主义理论的立场对它加以任何政治的批评和分析，这不禁让我们大为吃惊。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从这一点上获得了一个理解的根据，就是：何以中共理论家会使用“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丧失阶级内容的口号前来代替能够表现阶级的与国际主义的“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的原因了。

换句话说，《真理报》以为日本与中共的新关系，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意义。苏联一向对于日本人甚为敌视，正如日本人对苏联人的看法一样。《真理报》将中共与日本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莫斯科对中共是什么样的态度了。

缅甸会成为共产国家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

缅甸会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是许多人存在着的疑问。

西方人将缅甸视为一半倾向于北京的“中立”国家。缅甸领袖奈温本来是一个反共的人，到现在，他还是持着反共的原则。同时，奈温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希望缅甸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为了地理环境的特殊，使他不得不与北京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关系。

令人怀疑缅甸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原因，是政府宣布要走向“社会主义化”。一切私人营业都收归国有，大至轻重工业，小至一个制罐头工场，都归国营。甚至市场卖菜，也要管制。这种“公有化”制度，和“共产主义”很有相像的地方。但缅甸当局说这只是缅甸化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缅甸政府正与国内的共产党进行商谈，希望和平解决各种纠纷，缅甸共产党分为“白旗”和“红旗”，白旗是多数派，红旗是少数派。后者的政策远为激烈，但人数甚少，事实上只是几千名山中的游击队员。

与缅甸政府进行和平商谈的是“白旗”领袖。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白旗共产党最近忽然改变态度，在十个月前，他们还是亲苏的，但今天他们是亲北京的了。这从他们发表各种文章的语气可看出来，他们指责印度侵略中共，批判莫斯科核子禁试协定，及在大小事情上支持北京等等。这种态度的转变，据说是由于白旗共党要员到北京大陆访问后的结果（如果仅是因为这样，可以看出中共对于来访客人的魔力是多么厉害）。

缅甸共产党亲北京的结果，是使苏联大使馆“无事可作”。据报导，苏联大使馆与美国大使馆的“友谊”达到少有的温暖程度，彼此常有往还，甚或讨论国际问题。

“白旗”领袖的目标是在国内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再图发展。但如目前说缅甸会走向“共产主义化”，那未免太早了，缅甸人喜欢目前的现状，他们也信任现政府，目前他们希望的只是政府与共产党的商谈能够顺利完成，使内战彻底消灭，一切欣欣向荣。

高棉拒受美援之后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

高棉自宣布拒受美国经援及将出入口商业与银行在短期内收归国营之后，据说金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商人匆忙结束账目、取销订单、向银行提款，并抢购电油、牛奶、咖啡与糖等一些日用品。由于银行提款有一限额，每人不能在一次内支领过多的款项，故每天银行前都有“人龙”排队，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人提了一笔款子后，他又到队伍的末尾再排，直到把他户口内的款项全部支完为止。

这种略显混乱的现象，相信只是暂时的。高棉元首施汉诺（又译西哈努克，编者注）表示有充分的信心将经济搞好。事实上，他公开宣布拒受美援这一件事，世界各国的舆论多认为是有骨气的行为。这就像一个有志的青年，为了不满某富翁的为人，拍拍胸膛说：我某人决不希罕他的银子，可以力求上进，创造自己的事业。

施汉诺曾说过，高棉不要美援，也许有助于改善高棉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两国的关系已趋于平等，那就更易于交朋友。这句话虽浅，却含有很深的哲理。

如果美国不愿这个中立国家完全陷入共产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它仍然可以将美援交给法国，由法国当面去援助高棉。这就使东西方的援助在高棉取得平衡。

过去，美国对高棉的援助，每年约达二千万美元。它负担高棉军队约百分之四十的费用。现在据说高棉要将现有三万军队缩减。同时有二十个主要的美国投资的事业竟告停顿。二百五十名赴美国学习技术的人员也被召回。

比较起来， 苏联过去的援助不算得什么。它只给过高棉二十四台老式高射炮，及三架米格十七型飞机。

高棉这个小国家（它的人口不到六百万），目前最感缺乏的也许是技术人员。但高棉以农立国，农产品很丰富。它有四十五万吨的多余大米可以出口。施汉诺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支持，这是他最大的力量。

南越：动荡与危机

美军在南越战场

美国军机轰炸越南

南越的自卫性村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前天谈到英国通讯员布律特华斯所报导的南越的情形，该文同时还提及南越政府对付共产党的一种厉害的手段。

那是南越的“坚壁清野”政策。所有的散居在乡间的农民，都被强迫集中在一个村落中，在村外掘壕沟，用削尖的竹及铁丝网建筑栅栏，每个村子有一座较高的守望塔，由一排民兵守卫。如果发现有游击队袭击时，可发讯号向最近的政府军求救。

这种“战略村庄”，两年前开始建立以来，证明效果不坏。它切断了共党游击队的食物供应，使它再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目前这种村子已有五千至六千之多。吴廷琰下令不分日夜，在今年底以前要完成一万四千个。

在每个村庄中也许有共产党的同情者，但他们已不像往日可以随意援助游击队，当政府军到来时，他们又装成非常的清白。那时候，你根本分不清一个普通的农民到底是游击队，还是庄稼汉。现在，农民被迫集中在一起，一切的行动自然逃不过官方的眼睛了。

坚壁清野计划实施以来，据说游击队的活动已大为减少。乡间的恐怖性也减低了，一年前，大约每月总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名南越政府官员在郊野被狙击毙命，现在顶多只二十至二十五人。在白天，美国人可以驾车安全地驶过郊外的公路，直到高棉边境，也可以南下海岸度周末。这是以前没有人敢尝试的。

布律特华斯曾与一些农民谈话，听他们说战略村庄内的情形，据一个农民说：他们每人被迫无酬劳动十二天，去建筑村外的各种防御工事，住离村子稍远的人，一律被迫迁至村内，并将他们原来的房屋燃烧。凡遭迫迁者可获五英镑（港币八十元）的赔偿，人人都嫌太少，怨声载道。

有一点有趣的是，在建立这种自卫性的村子的时候，南越竟和中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情况相仿，官员们争先恐后，都想比别的村庄早日完成，好向上级报功。结果常有一团糟的情况出现。户口的匆促编订，也使游击队的情报人员大量渗进来。

南越局势如何演变？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南越军队对佛教徒的镇压，使西贡的局势乱至无以复加。许多人都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究竟南越佛教徒的不满，是否会由于吴廷琰这一次行动而平息下来，抑或由此而形成更大的暴乱？这一问题谁也不敢答复。

在西贡外交界，大家都耳语着一次政变可能发生。吴廷琰总统本人，也不敢说这种演变全无可能。总统的弟弟吴廷儒就亲口对军队首长们说过，如果他们不努力对付佛教徒，势将引起一次重大的叛乱。

吴廷琰自己最近对越南官员的讲话中警告说，如果他的政权被推翻，接替的政权将更糟，连人民的基本自由都会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西贡现在正在防备着一切可能引起政变的因素。佛教领袖们宣称，他们反宗教歧视的运动将扩张到武装部队。有些军官已对他们表示同情。在西贡城内，政府采取了极周到的安全措施，在通衢大道上放置着铁丝网障碍，以便能迅速阻止敌人。这种措施，使人想起了已往的政变。一九六二年二月间，两名南越空军航空员对独立宫的轰炸攻击，使该大厦遭到重大的损毁。在十四个月之前，两个反叛的伞兵营包围独立宫达二十四小时。但南越政府安然渡过它的难关。

吴廷琰对于他的政权具有颇大的自信，不管怎样反对他的人都得承认，在近十年来乱糟糟的政坛上，他是最有力的人物。当他的部长被私下问及，吴廷琰的左右能有几人接替他时，回答是“零”。

事实上，在政治圈、在政府里，甚至在军方，能适当地接替吴廷琰的人，可说没有。在吴廷琰政府之前的少数几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不是在过流亡生活，便是在尝铁窗滋味，或者是真正隐藏起来，还没有得到注意。

许多谣传之一，是陆军可能推翻吴廷琰，由他的弟弟吴廷儒接替。虽然吴廷儒在军方可能有支持人，但他对较高级军官无号召力，因为他们是由吴廷琰一手提拔起来的。

另一方面，吴廷儒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位战略家。他也是出名的激烈反美人士。每天正在倾出百万美元，并在南越驻留一万二千官兵的美国，决不会愿意吴廷儒接替他的兄长。华府虽然对吴廷琰政府的多方面不感满意，但美国高级官员亦知道，实在没有更好的接替办法。如果吴廷琰下台，他们害怕共党会更加得势了。

女人安全，光头危险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手头有一份资料，谈到在时局极端紧张中的西贡（南越首都）近况。

这几天，西贡街头满布铁丝网，士兵们的三八步枪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他们认真的在每一个街道巡行，坦克车轧轧的声音不停的响着，入夜还有疏落的炮声可闻，仿佛一切都离一场真正的战事不远了。

但是这种嘈杂刺耳的节奏，却并不曾影响到饱经战乱的西贡市民。他们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情，坐在每条大街旁遗留下来的法国式露天咖啡座，呷一杯咖啡，谈天气、商情和女人。（谈时局当然是最危险的，聪明人不为也。）

在吴廷琰还没有宣布全越戒严时，西贡市也常有突然局部的戒严，铁丝网和大型的拒马，平常就搁在路边，戒严令一下，就横阻在马路上，有时候虽然没有宣布戒严，但是士兵们却把铁丝网拉到路中间，只留下一条可以容纳车子驶过的空档，给予汽车通行，荷枪实弹的士兵常对汽车上的乘客实施突检，不过一般说来，假如乘坐的是一部漂亮的小轿车，则这种麻烦就少得多了。

因为政教之争引起许多麻烦，政府军对于光头人士似乎特别敏感，凡是光头在街上行走，必被军警再三盘查及查验身份证，证实不是佛教徒之后，才能放行。

在西贡的公务员假如要到外地去出差，多不敢穿政府制服，而要改易便服，并且最好要带同几个女人一起走，晚上乘车时最好是将车内的灯开亮，使外面的人看得到里面坐有女人，表示这是一家人出外，受袭（越共游击队）受盘问（越政府军）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否则的话，当你驾车在郊外行驶，很容易遇上越共的伏击，或者是政府军的盘查扣留。

南越政府对电信局及西贡广播电台之控制非常之严格，戒备之森严，实在大出人意料之外，电台被包围在层层的铁丝网之中，配备优良的卫兵都是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射击的，一个到访的陌生人必须经过层层手续及请示，才能进去。

一般家庭主妇对戒严似也已司空见惯，有冰箱的人家，常常是预置大批食物，免得临时走不动，虽在紧张的纷争和戒备之下，西贡市民对美容似乎仍然很注重，理发店里经常坐满了人。

西贡市面上到处都可以吃到广东菜，并不曾因时局紧张而歇过业，不过在西贡照相却比较困难，假如你要上街买软片，一定要把自己照相机号码留下，以备随时查询，许多人怕麻烦干脆就不照相了。

第六位和尚的自焚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

一个朋友自西贡来信，真实地描写了南越第六位和尚自焚的情景。

这是南越第一夫人访欧时发生的事。在西贡的主要交通要道的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位年青和尚在中午时分盘腿打坐在广场上，态度安祥，表情严肃。他先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塑胶容器，把里面的汽油倒在膝盖上，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他的褐色衣袍，一眨眼间，他就被熊熊的火舌吞没了。人们可以看到他作出愁眉苦脸的表情，看来一定是由于被火燃着而招来无限的痛苦，然而他却咬紧牙关，始终一声不出。不一会儿，这位和尚就变成一块焦炭了。在火焚三分钟后，人们看到他的双臂僵直起来，他立即又把双手安置在适当的地方。此后就一直纹丝不动的盘坐着，直到烧成焦炭为止。

这时候，他的四周围聚着无数的市民，人们发出低沉的悲叹声，有一位小女孩在她母亲的怀抱里看得呜咽啼哭起来，然而她母亲却发出歇斯底里的狂哭。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妇们，莫不老泪纵横。有一个交通警察赶来，从一个女人头上摘下了她的草帽，企图用来扇熄和尚身上的火。谁知道，火焰越扇越炽烈起来。有三个美国记者由于要摄取火烧和尚的珍贵镜头，遭到了群众的围殴，倒地不起，他们的摄影机也被夺走打烂了。

午后，政府当局为了平息群众的悲愤，竟通过最近安置在交通要道的扩音机，大播靡靡之音的音乐，其中也播了南越的歌以及法国歌曲，甚至于维也纳圆舞曲。最令人愤怒的是竟然播起三十年代的著名爵士乐：“烟雾熏上了你的双眼”。这无疑是政府有意来挖苦佛教徒的焚身抗议。

与此同时，在西贡东北部的四十哩外的大勒城，也出现了另一种方式的佛教徒的抗议。那里有一位老尼姑，她能用神迹治病，一下子传开了，成千成千的人挤在泥泞的狭道上，要上山去找这个女圣人。政府晓得这种行动随时可以爆发成反政府的大暴动。于是派遣了军队前去阻止朝圣的群众，幸而没有酿成悲剧，那位大圣人从此也销声匿迹了，但她许下诺言，将在其他六个山头出现，继续施行无边的佛法以拯救受难的同胞。

南越危机未消除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

南越政变发生后，世界各大报章都纷纷表示它们的意见。大多数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杰作，而且今后还是有危机存在。

东京《每日新闻》说：“美国政府否认参与南越的军事革命的声明，连美国记者看了也会发一声冷笑。”

《每日新闻》又说：“有一部分人相信，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发动的。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斯曼是最激烈主张推翻吴廷琰的人。自从南越发生佛教徒事件以来，日本一直审慎地观察美国的行动，但是从不公开表示意见。

“日本人一向觉得美国的亚洲政策太主观，凡是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动不动就靠削减美援来恐吓。”

《纽约先锋论坛报》虽是一张美国的报纸，但也说：“国务院虽然断然否认美国政府曾经参与西贡目前的变乱，这一次的革命仍旧是美国的革命。

“华盛顿已经明白表示，吴廷琰是不适宜于统治的人物，军事革命是使目前不满情绪获得彻底解决的方法。”

该报又说：“如果军事委员会能迅速巩固他们的权力，弥缝吴廷琰所引起的分裂，这是最理想的。万一他们竟引起一次越南已经发生内战之外的另一次内战，那就糟糕透了。”

英国的《泰晤士报》同意《纽约先锋论坛报》的一些看法，它说：“这一次军事政变仅是初步的手术，尚待作艰苦的政治决定。现在并无任何保证，说陆军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他们是否有不同的意见。……以后的路途将更是艰苦。”

英国著名的《曼彻斯特卫报》说：“谁也不知道越南将发生什么后果。正如吴廷琰所常说的：这是越南最痛苦的时期。”

美国的《纽约时报》说：“西贡的军事革命，最意外的不是它的发生，而是它何以这样迟才出现。

“目前所需要的是迅速组成一个包罗所有非共党集团为基础的政府，唯有网罗广泛支持政府的人民，才能抑止越共的叛乱行动。”

在“过渡”气氛下的西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据西方记者报导：政变后的南越首都——西贡的气氛已令人有一种新的感觉。这是由许许多多小事情所组合起来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人们不再偷偷地回头看了，他们也不会说了一半停下来，不再说下去，生怕有人偷听。

以前吴廷琰的总统府周围几条街都阒无人迹的，现在保护吴廷琰的铁丝网已经撤去，从前因保护吴廷琰而阻断的地方交通，现在已经畅行无阻。

许多公共场所和政府机关，看起来一点改变也没有，可是吴廷琰的大幅画像却被移去。

西贡的中学和散处各地的大学建筑，看来也没有改变过，可是保护他们的士兵和机枪，已经撤退。

穿着棕色袈裟的和尚，漠不关心地在大街上走着，两天以前，有两个和尚直闯到住满西方人的卡拉维尔旅馆中去。在过去六个月的吴廷琰政府统治之下，是没有一个和尚能梦想到这样做的。

另外一项更加捉摸不定的恐怖，也已经消失了，过去你走在市中的某些闹区时，随时可能看到和尚自焚殉道。现在似乎不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学生们、教授们、政治家们说，另外还有一种恐怖也已经消失了，那是半夜敲门捕人的恐惧已不再会发生。西贡监狱也不再塞满政府的反对者。

以上是转好的方面。转坏的方面也有。那是，妓女比以前多了，小偷也活跃起来了，乞丐更是满街走了。新闻检查取消之后，报纸上都刊载了许多西贡人从来也没有读到过的、耸人听闻的、稀奇古怪的新闻。

夜总会的主持人也开始担忧，他们现在要准备很好的食物和娱乐，来吸引过去吴廷儒夫人的道德律下所禁止的跳舞客人。至于跳舞，他们的地方也不够，可以赚钱的酒也不够了。

西贡人感到这是“过渡时期”，因之难免趋于放纵。但过渡到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政府？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在南越领导政变的将领们，都还年青，他们受的是西方的训练，脑筋比较新。但是从政治的认识来说，似乎还看不见什么杰出的人才。

至于说，在短期内举行选举，让一个文人领袖从这一批军人手中，把政权接收，那更是遥远的事，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否会实现。

南越办报纸者特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南越，最容易办报纸，但也最容易被封闭。在吴廷琰执政的最近三年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封闭的报馆共有十二家，今天，杨文明的新政府登台，为了表示比前政府民主，他极力鼓励人们办报。仅在西贡一地，上月就有四十四家报纸创刊，其他尚待政府批准的申请书，其数量多达一百二十六份，这些办报申请书，大概可于在一两个月内悉数获准。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在新政府出现的短短三两个月中，西贡就有一百七十家新报纸出版。

为什么有这许多人办报？原来在西贡办报纸，只要能有三千至五千份的销数，就有利可图。唯一可惜的是，很难站得住脚。最近又有两家日报被封闭，其原因是刊登了一幅模糊不清的一男一女海浴图，有关当局经过精细研究之后，发觉那个海浴美女，却原来是过气的第一夫人陈丽春。那是她五年前和国际管制委员会的一位印度籍代表到海滨拍拖嬉水。这虽然可以攻击陈丽春，但当局认为与事实有某些不符，因此决定封闭该两家报馆。

这事件发生后，有关当局召集了一百个越南报人和二十名外国记者，进行三小时的训话。除了阐明越南之决心进行新闻自由的政策之外，并指出某些记者行为不端。例如某人是吃鸦片的，某人是共产党的走狗，某人爱玩女人等等。当局警告这些人要特别当心。如果大家有意和政府捣乱，说政府的坏话，当局会不客气的采取必要的措施。同日，有三家报馆被控以“诱导军队士气低落及败坏道德”的罪状，予以暂时停刊的处罚，直到通知复刊为止。

目前，在西贡只有英语及法语的报纸，不须要经过形式上的检查，然而，还是一样的提心吊胆，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照样出报。最近有一家新的英语报纸出版，他们很郑重地在发刊词上这样表明态度：“本报既与政府无关，却也不是反对派的报纸。”

中印：边境冲突

印度军队入侵中国边界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印军

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

“将我写的字吃下去”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日

香港人玩啤牌，打完一局后，有人常常说：“我这底牌是A是Q。”旁人不信，就会说：“你这牌如果是A，我就吃了下去。”这种话说得很多，但真有人把啤牌吃了下去的，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在上月廿八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了一封作家史诺（Edgar Snow）的来信，其中也说到“我吃了下去”的话，相当有趣。中国读者对史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他那部《西行漫记》叙述中共在延安时的情形，文笔生动，立场比较公正。书里有许多小故事，例如中共前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延安的窑洞里玩啤牌等等。这部书有好几种中文译本，流传很广。

史诺在写《西行漫记》的时候，对中共是抱同情态度的，但后来那些报告韩战的文章，对中共就攻击得很厉害。他的新作书名叫做《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这部书我早就向书店订购了，但还没有寄到。我只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该书的评论。有一位叫做郝金斯先生的，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对史诺这部书严厉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关于史诺书中讨论到中印边界冲突的。史诺的说法比较公正，比较符合历史事实，这位郝金斯却大不服气。

史诺于是写了封信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答辩，关于中印冲突，他信中这样说：“不错，我在书中这样写，‘不论印度或是中国，都不会全心全意地认真准备来进行使用军事力量，以赢得一场“地图上的胜利”，须知这些地区大部分上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对于中印都无实际的价值。毛泽东从来不主张发动侵略外国土地的战争’。我还写道：‘不论中国或印度，都不能希望在外交上赢得绝对的胜利’，我又说，‘用双方让步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是无可避免的’。这两点，我今日仍会这样写。事实是这样，英国人曾将印度的边界向北推移，直入喜马拉雅山区，但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曾承认过这条英国人计划的边界线。尼赫鲁政权所承继的地图上，有广大的地区都标着‘未定界’的字样。印度和中国都企图片面地划定国界，但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却决不是如郝金斯先生所说的什么‘侵略外国土地的战争’。如果郝金斯先生能举出任何一位众所公认的国际法权威来证明我的说法错了，那么我会很愉快的将我所写的这些字吃了下去。”

葡萄牙大捧中国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尽管印度当局还在吵吵嚷嚷，不愿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在冰雪解冻之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总是不会再发生的了。对于中印军事行动的停顿，全世界最感到冇瘾的是谁呢？是美国么？是苏联么？我想葡萄牙如果认了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

最近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保罗·霍夫曼所写的葡京里斯本通讯，材料是旧了一些，但仍是相当有趣。文中说，在最近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在葡萄牙大大的吃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招待。理由很简单：中国人替葡萄牙报了果亚（又译果阿，编者注）的一箭之仇。印度军长驱而入果亚，葡军司令束手就擒。葡萄牙认为此事是奇耻大辱，可是又无可奈何。哪知过不多时，印军旅长为中共军所擒，岂不快哉！

文中说：“里斯本对于外国人向来是客气的，但在最近这段时期中，任何国家的游客都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受到欢迎。事实上，中国人在里斯本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胜于在阿尔巴尼亚受到的礼遇。因为，里斯本是全世界反印度的中心。”

果亚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印度攻取的。葡萄牙纪念“果亚沦陷一周年纪念”时，大大赞扬中共军的成就。那篇通讯中说：“我在里斯本新建成的地下车中，看见一个乘客看着另一个乘客手中的报纸，报上登着来自印度的消息，那乘客向第三个乘客说：‘中国人很了不起，我唯一对他们不满的是，如果他们早一年向印度佬动手，那就妙了！’

“里斯本号称有七山，其实恐怕远不止七座山，在其中一座山上，建有一所图书馆，有一位教授在那图书馆中说：‘葡萄牙语的表现能力是很丰富的，各种细致的感情，各种感情的细致层次，都能恰当地表达出来，但就是缺乏了相等于德文中Schadenfreude这个字，这字含有‘幸灾乐祸’之意，看到旁人倒霉，自己忍不住高兴。当中国人将印度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溃不成军的时候，我们是感到了多么的Schadenfreude！’

“这位教授是反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柴博士的，但与葡萄牙政府当局的意见并无出入。一位政府官员公开宣称：‘中国如此对付印度，和共产主义并无什么关系。任何中国政府都会这样干。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情感。’”

这位美国记者在文中说，葡萄牙人目前真正对之狂热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果亚，二是足球。葡萄牙是一个小国，但它的“彭菲加”足球队却在欧洲和南美大大的有名。果亚是拿不回来的了，中国人狠狠的揍了一顿阿差，那自是替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鸟气。

春天早临　印度不安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今年印度北部的天气很热，印度人心里特别紧张不安。因为天气热得早，喜马拉雅山麓的积雪就融得快，中共的威胁也就来临得早。英国《卫报》上登载了一篇普莱姆·巴基亚（Prem Bhatia）最近发自新德里的通讯。文中说，由于中共不肯全部接受科伦彼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印度国防部、外交部等等政府机构之中，不断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再进攻？”

印度当局所最担心的，是中共在西藏南部春丕河谷中结集大军。 请读者们打开地图一看，印度为什么担心的理由，立刻就能一目了然。两个月前，我有一次和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兄吃晚饭闲谈，讨论中印战局。当时酒酣耳热，爱国情绪高涨，我乱车大炮，说道：中共和印度作战，最妙的进军路线莫如从春丕河谷出兵，经不丹和锡金之间，前进不到一百英里，攻达东巴基斯坦边境，便将印度东北部完全切断。印度这一大片土地处在缅甸、巴基斯坦，中共四面包围之中，欲出海而不得，非投降不可。

不料印度当局目前所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着棋。巴基亚那篇通讯中说：“在锡金和不丹之间，西藏南部那凸出的三角形地带的春丕河谷中，中共已结聚有强大的部队。从该处南攻，经过西孟加尔而至西里古里山麓，那就将印度东部和本土切断。这是一种新的威胁，看来在停火之后，这种威胁正在逐渐形成。同时，在拉克区和东北部的麦马洪线以南，中共军仍旧维持着强大的军力。然而，印度最担心的，乃是中共在春丕河谷方面的动向。中共军早已表示不承认锡金是印度的领土，对于印度在不丹所享有的特权，中共也不承认。这两件事，都会成为中共宣传的特殊目标。”

不过中共当然也有极大的理由，不再发动进攻，那篇通讯中说，整个说来，印度对中国的反感，已比前几个月缓和得多，尼赫鲁不赞成印度各种反华的行动，公开表示这是“不文明的”，“不符印度的传统”，“使他大为震惊”。他要求印度人认识中国深厚的文明和文化，并说，印度所反对的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印度电台每晚有一个《印度和巨龙》的节目，内容是强烈反华的。现在这节目仍旧保持着，但措词的语气已温和得多。甘地的忠实信徒那拉扬（前国大党秘书长），则在宣传反战主张。他所主张的虽然不是甘地式的不抵抗主义，但竭力主张用和平手段来和中国解决纷争。

中共对印俘洗脑？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有一段新德里的英文资料，谈到印度接收中共释放的三千余名战俘的情况。这些战俘在精神与体质上都显得很不坏。他们虽经过六个月的囚禁，且在严寒的西藏天气中生活，一个个仍是十分健康。他们随印度红十字会人员步行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山径，并没有显出不支的样子。不过印度官员对他们的接收，却远不如中共官员欢送他们时热烈。每一个人均须经过相当详细的盘问，印度政府唯恐他们在被俘时受到中共的“洗脑”。尼赫鲁特别派出过去在韩战中有接受中共释俘经验的人员负责这项任务。

据研究的结果，中共似乎并没有像韩战时一般给这些战俘进行过洗脑。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说那目标不同了。中共不希望这些印度人成为共产党员，却希望能破坏他们的战斗意志。

印度士兵的特点，是知识水准很低，来自各处穷乡僻壤，头脑简单，对于上级军官是绝对的服从。由于他们头脑简单，对于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简直一窍不通，因此中共并没有在这方面着手进行宣传，却用了另一套手法。

最普通的一套，是让印度士兵看到中印军队的显著区别。在中共军队中，军官与士兵间非常友善，军官有意在印度俘虏面前坐到士兵堆中，一同吃饭，一同抽烟、谈笑，这种情况在印度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印度士兵对长官敬若天神，在官与兵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可侵犯的距离。

印度俘虏们又被引导去参观中共的兵营，在那里，他们一方面看到中共军容之盛，起了无形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中共军官与士兵的融洽相处，令印度大兵极之羡慕。这种作用，印度人以为，足可以严重破坏印度军队的纪律，散播一种怠慢的风气。

至于较有知识的军官，却受到另一种待遇。他们被引导在大陆到处参观。中共方面曾向印度表示，愿将战俘在香港释放，但印度方面予以拒绝了。

印度对大部分被释放的官兵，将设法使他们回到军队中，只有百分之一，大概要被派作另外的工作，这些人是被认为健康有问题，或者在思想上已有问题的。

中印冲突事件一周年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共与印度的边界冲突，至今恰巧是一年。去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这段期间，中共军驱逐阿差，势如破竹，越过喜马拉雅山，南下占据约五万方英里的地方，然后撤回至原边界线，令尼赫鲁大大丢了一次脸。

如今一年已过，但印度人对中共的敌意并未消除。据一位新德里西方记者报导，印度全国仍然有着战时的气氛，新德里的报纸使人想起二次大战时的英美报纸。社评和新闻的目的都是使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对付同一的敌人中共，报章受新闻管制，不能提到军事行动或军事设备。凡是在过去表示过支持中共的人，现在仍然被关在狱中。在印度全国，自左至右，即使是共产党人，也不像从前（或不敢）称中共为印度的“兄弟”。“毛泽东”的名字常常和“希特拉”联在一起，中共军队被比喻作纳粹军队。

在中共方面，自然也不会客气，他们在报章上骂尼赫鲁是“被帝国主义高价收买的走狗”，是“爱好和平的人类的敌人”，在这方面，他的排名仅次于坚尼迪，而成为敌人“第二号”。

中共会不会再与印度发生冲突？在我们香港人看来，这件事是绝不可能的，但印度人与我们的看法不同，如果你在新德里街头随便问一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中共必然会再一次“入侵”印度。

这种意见，在印度接近边界的地区尤其激烈。几乎每一天，边区都会传出中共军队调动的消息。印度报章不厌求详地将这种谣言描述一番。于是西方记者又绘影绘声地搬到电讯去发给全世界。可怜像我们这些读者们，便经常读到无聊的消息了。

尼赫鲁是制造紧张的大师，印度人在今天会成为惊弓之鸟，可说完全拜此公之赐。他不止一次地在国会上强调：“中共不久将进攻印度。”尼赫鲁这样做，当然有他的企图，他可以使散漫的印度趋于团结，可以自美苏双方源源取得援助。关于此点，本报早有论述，不必多赘了，可怜的是印度人，天天活在紧张的气氛下，而不知道真正威胁他们的人乃是尼赫鲁。

西欧：合纵与连横 老戴不死　美国不安

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

戴高乐的坚决拒绝，使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谈判归于破裂。英国政府固然沮丧万分，称之为“近十年来英国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亦是同样的不愉快。因为美国企盼英国能加入共同市场，使西欧更加强大，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目前的阻碍看来完全在于戴高乐一身，坚尼迪总统身边的幕僚们，好多人便这样说：“美国总统会比法国总统顶得长久。”

所谓“顶得耐”，分两方面来说。就寿命这一点而言，坚尼迪年轻力壮，大概总比戴高乐后死，但做总统的期限却未必一定长过他。坚尼迪由于古巴事件的胜利，再连任一届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只以连任一届为限，戴高乐只要不死，极可能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专栏作家约瑟·艾索普说：“如果要打赌谁先下台，押坚尼迪先下台容易获胜。”因此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的“瓜得”上，未免有些遥遥无期。

法国认为，西欧经济的发展，那是自然的结束，和共同市场毫无关系。共同市场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将西欧六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西德、意大利、荷、比、卢五国的看法却和法国不同，他们认为六国经济的兴旺，主要是由于共同市场。他们对戴高乐的专横是很有反感的，不论是西德的阿登纳，还是意大利总理范法尼，都不赞成法国独断独行的作风。但因为他们对共同市场依赖甚深，无论如何，不肯做任何使共同市场受到损害的事，戴高乐看准了这一点而独自反对英国加入，其余五国虽然赞成接纳英国，却决计不肯甘冒共同市场破裂之险。戴高乐的主要力量，便在于此。

再者，在其余五国之中，拥护戴高乐的人也有很大势力。意大利北部米兰一带资力雄厚的企业家，都不愿英国加入，生怕英国的工业品抢去了他们的生意。

艾索普分析西欧六国的关系是这样：戴高乐意志坚强，一意孤行。其余五国的政治家们心中都很不快，在背后拼命说他坏话，冷嘲热讽，却又对他无可奈何。这并不是由于法国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力量使他们害怕。他们所害怕的，乃是共同市场的散伙。如果戴高乐大发脾气，宣布法国退出共同市场，那就大事不妙了。西欧五国对共同市场寄托以极大的希望，将来的繁荣兴旺，皆赖于此，因此事事只好向戴高乐迁就一些。

“翘鼻冷对千夫指”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

关于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世界各国的报章这几天中还在热烈讨论。

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此事已无可挽救，英国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另谋出路。该报说：“布鲁塞尔会议的破裂，应当认为是彻底的破裂……虽然其余五国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但加入共同市场的企图显然已是绝对的失败了。英国当前的任务是立即整理本国的经济，这件事实在已躭搁得太久了，决无任何借口可以再拖延下去。英国对于自己的处境，一直认识得不够清楚。事实上，英国已不能和美苏并列而作为世界上的第一流大国。它要继续保持第二流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必须大大的努力才成。本来，麦米伦（又译麦克米伦，编者注）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可能是领导英国进入欧洲的一位首相。现在，他的地位是降低了，只不过是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领导保守党重振声威的一个人物而已。”

巴黎《世界报》认为，“法国政府的做法，是一种强权政治的作风，破坏了欧洲的团结。”

罗马《讯息报》对戴高乐骂得十分厉害，说他“犯了历史上最大的罪恶”，“西欧遭受了惨酷的战祸，由于奇迹出现，才将西欧重新建立起来，但戴高乐又把这建筑物推倒了。这个组织是法国所发起、所维护、所保卫的，但戴高乐用他自己的双手来搞垮它”。

荷兰阿姆斯德丹的《民众报》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中，法国代表盛气凌人，视它的五个伙伴如无物。戴高乐邀请丹麦参加共同市场，事先也未与五国商量。他派在西班牙的代表，作风也是如此。这表示，戴高乐将以这种手段来统治他个人的欧洲帝国。”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晚报》说：“莫斯科和北京这几天一定是欢喜若狂！欧洲遭遇了一次大失败，其后果如何，无人能加以预料。说到责任问题，我们可不能不公平地往法国头上一推。法国人民和这件事完全无关，代表民意的议员们也未参与讨论此事！这是戴高乐一个人所干的事。”

美国的意见可以《纽约先驱论坛报》为代表，该报说，“戴高乐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但法国另外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莫内这些人，他们同样反对美国和英国来任意干涉欧洲的事务，但他们深深了解到西方国家团结的力量。欧洲统一团结的潮流，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不住的在发展，目前的一些挫折，并不能使这潮流整体的改变方向。”

盟国的核子部队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前两天在渥太华开会，同意组成一支核子部队，由美国供给三艘北极星潜艇，英国供给轰炸机一队。

这个协议的达成是相当迅速的，颇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大抵在事前美国已与各国取得默契，因在会上一说即合，也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让北约有一支核子部队，一直是美国人最热心的计划。在此以前老是谈不拢，是因为西欧各盟国反应冷淡。这次在渥太华的会议中，各国的心情也是大有不同的。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分析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西德只在乎取悦美国；意大利人说‘好’，因为他们不大方便说‘不’；英国人小心翼翼地看美国要他负担些什么条件……”

现在，计划总算通过了，最满意的当然是美国。她除了希望以此增加西欧的防卫力外，并希望能令法国总统戴高乐及某些西欧人，在有了这核子部队之后，不再想像去发展他们本身的核武器计划。

至于西欧各国，这支核子部队有与没有，恐怕是对他们无关痛痒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觉得不重要。虽然他们希望美国军队驻在德国；他们也希望在西欧受侵略时，美国的战略空军能迅速出击。但仅此也就足够了，他们并不关心北约有多少军队，北约有多少武力，反正只要欧洲有了战事，他们知道美国一定来援助的。

正因如此，法国总统戴高乐始终将他的大量陆军、空军与海军置于北约之外，他不相信北约是防卫欧洲的真正重要的一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成立以来，十余年间起了很大的变化。目前，中苏共的理论分歧、东欧卫星国的趋向“修正主义”化、东欧各国与梵蒂冈关系的发展、苏联重新与狄托友好、柏林前线的平静等等，都造成一种全新的世界局势。

当然，这并不是说北约组织已是多余的，问题只是：世界局势变化了多少，而北约是否还一成不变？

十五国的军事同盟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

在报上，我们时常可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名称。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力量如何？或许一些读者并不清楚。

“北约”是一个纯军事性的同盟。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个大西洋地区的国家集会研讨组成一个集体的防卫机构，以对抗苏联对西欧国家发动突击的威胁。这十二个倡议组织军事联盟的国家计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冰岛王国、挪威、丹麦、葡萄牙及意大利。其后，希腊、土耳其以及西德都先后加入该组织，这使得该组织共拥有十五个会员国家。在所有十五个国家中，除掉冰岛王国以外，其他每个国家都提供出相当的军事力量。

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了一个集体的军事力量，拥有陆军、海军、空军等部队，并在一个总司令的指挥之下，而其军力又是由十四个主权会员国家所分别提供的，因此若干年来，其内部就一直遭遇到许许多多困难的问题。事实上，一个由许多国家的部队所组成的军事力量，其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困难与障碍，由于每一个提供部队的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意志。十五个意志要想永远协调一致，自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由于美国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拥有某种独立程度的核子阻击力量（不受制于任何一个会员国），因此，存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困难，就变得愈为复杂。这中间包括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由谁来控制这种核子的吓阻力量？同时又由谁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在一个由许多国家所组成的军事力量中，来使用上述核子部队？这些问题，已经在根本上困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

由十五个国家所组成的驻屯在欧洲地区的集体化的陆空军，其统率者都是美国人蓝尼兹上将。他的办公室位于巴黎郊外，是在一座五角大楼型的、精致的建筑物中，他的头衔是“欧洲盟军最高统帅”。

蓝尼兹能够命令调动北约组织部队，但是却有相当的、若干的限制，在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对使用其本国的部队，具有否决的权力——他们可以拒绝蓝尼兹将军对本国部队调遣的命令。

蓝尼兹将军手下的作战计划参谋，来自欧美两洲地区中的许多国家内，而其中以法国人、英国人及德国人占最多数。蓝尼兹将军的副手，是一位英国将军，而在全面指挥中欧洲地区的盟军的权力，又是一位法国将官。主管地面部队的指挥，是一位德国人。负责指挥南欧侧翼盟国部队任务的，则是一位美国的海军上将。指挥北欧侧翼盟国部队的，则是英国人。

北约拥有的军队实力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计二十四个师，这二十四个师正面对着苏联集团部队的直接威胁。另外再加上南欧地区的二十九个师的军力，以及斯堪狄纳维亚半岛上的三个师的力量，其兵力总和约为五十六个师。

各国所提供的兵力如下：

一、来自美国的部队：五个步兵师，另加上三个装甲兵团。这是属于较精锐的兵员，也是防卫力量的基础。

二、来自西德的部队：十个步兵师（兵员不足，装备较差，英国人批评谓不能一战）。

三、来自英国的部队：三个师，计共五万五千人。

四、来自法国的部队：二个驻屯在法国地区的法国师，是受命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可是这两个法国师的装备低劣。

五、来自荷兰的部队：二个步兵师。这两个步兵师虽然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听命于欧洲盟军最高统帅，但却驻屯在荷兰境内。

六、来自比利时的部队：二个步兵师，但对于欧洲盟军的机动力量而言，其价值却甚为有限。

七、来自加拿大：一个旅。约等于一个师的三分之一的力量。

以上各国所提供的兵力的总和计共为：廿四个师，另加上两组战略空军力量的支持，而这两组战略空军中，美国提供了最多数的飞机。

其他欧洲各地区的盟军兵力计为：土耳其：十四个师。挪威：二分之一个师。希腊：八个师。丹麦：二分之一个师。意大利：七个师。连前总共是五十六个步兵师。

此外，卢森堡、挪威及葡萄牙均提供基地，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援，每个国家均尽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义务。

上述兵力分为中欧、南欧、北欧三部分，中欧居中，为主要的正对苏联兵力箭头的地带，南北欧为侧翼。最精锐的部队大部分系驻扎在德国境内莱茵河东岸，正面对着苏联所控制的东德。空军方面则分别驻屯于英、法等国的基地上，海军则在大西洋、地中海，及北海等三个地区。

东欧共党国家的兵力却大大地超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兵力的总和，在东欧地区，共产党拥有廿四个苏联师的兵力，这些苏联部队大部分驻屯在东德及匈牙利两国。另外还得加上六个卫星国家的兵力，以及在苏联本土内的一百二十六个苏联师的力量。其总和超过北约组织国家总兵力的三倍。这正是西方盟军统帅不断呼吁要增强实力的原因。

华沙公约国的兵力

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

苏联最近建议，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公约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美英苏三国签署核子禁试协定的先决条件。

华沙公约是共产集团与“北约”相对抗的组织，其成员为苏联加上东欧国家，亦由苏联人任最高统帅。

无独有偶的（也许是一种巧合），属于华沙公约的苏联部队，最近曾经过一次改组，改组之后的苏联部队共为廿四个师，廿个师驻在东德，四个师驻匈牙利，其部队数字的总和，正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危险地区内所拥有的部队数字相等。

此外，其他东欧国家兵力现共有六十个师，六个师是属东德的，十四个师是波兰的，十四个师是捷克的，六个师是匈牙利的，十二个师是罗马尼亚的，八个师是保加利亚的。更重要的是，在苏联集团内，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六个经过重新组织的步兵师，这些步兵师一齐送到前线时，其在兵力上的补充就至为巨大，而与西方比较在兵员上的悬殊，也就分外显著了！

在上述一百二十六个苏联步兵师中，据说包括有十个苏联空降师。而这十个空降师中，至少又有两个师可以在对西方的攻击一开始的时候，立即加入战斗。

据一位曾经详细地观察过中欧、南欧、北欧三个地区的西方部队的“北约”高级官员指出，在对抗华沙公约上，北约尚有一些缺点：

一、拥有中程飞弹装备的苏联部队，他们现准备的战争的消耗量，是四十千吨，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连他们本身所拥有的战略性核子武器在内，也只不过拥有二千吨的战争消耗量，也就是说，苏联的战争准备量，要超过西方国家在欧洲地区的战争准备量，达二十倍以上。

二、苏联在对地面支援的飞机的数量上，似乎比北约所用以支援地面部队的飞机的数量，要多出两倍以上。

三、北约部队，严重的缺乏训练的空间，尤其是训练那些德国部队地方的缺乏。德国人是一支能打仗的部队，但是必须要有充分的供训练之用的地点，目前，西德就缺乏可资作训练用的营舍。

四、几乎所有的北约的武装部队，都集中在莱茵河以东地区，只有很少量的支援性的部队，驻屯在莱茵河以西，力量分布上太不平均。

五、西方国家的部队，几乎完全在苏联大炮的射程之下，同时，苏联部队大炮数量，也远超过美国。此外，苏联在装甲师的数量及机械化部队的数量上也超过西方国家。

六、由于中欧地区的特殊，万一苏联发动攻击，它可以很容易的跨过德国北部平原，而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内，可以说毫无天然的防御障碍可言！

话虽这样说，苏联集团内也自有很多其他的缺点。举例说，假如发生战事时，苏联领导阶层的力量，是否还能控制整个东欧，就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赫鲁晓夫显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着极大的戒心，不然他绝不会要求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欧洲的新变化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不论在共党阵营，还是在西方阵营，许多事情都在迅速变化中，快得令一个政治观察家追不上它的进展。当中苏共的关系在急剧恶化、因而造成共党阵营的基本变动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西方同盟的内部是不是也相应地将有重大的改变？

李普曼说，他已隐约感到十五年来维持不变的西方关系已在动摇中，这种动摇并不是向坏的方面发展，而是说有一种新的力量已迫使这种旧关系不能维持它的均衡。

什么是旧的关系？那是二次大战后所造成的，那时西欧是一片荒芜，没有防卫的力量，一切都倚赖美国的援助。在形势的需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共同市场成立了，前者是防卫的同盟，后者是经济的同盟。这种合作的关系造成了奇迹，经济迅速复兴为西欧带来了繁荣。但这种关系无可否认有着一个重大的缺点，因为西德不是真正的一个德国；六国共同市场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欧洲，而是欧洲所分裂的一部分。

世界局势的发展现在是：西欧不再趋向紧密的团结，而是趋向较自由的与整个欧洲的自由联系。在东欧方面也是如此。

李普曼说，真正看到这一点的人，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从他的平常的不经意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可惜这些谈话未经报导。戴高乐承认法德轴心是没有什么远景的，法国与西德的关系并没有比其他邻国特别密切之处。西德野心很大，不但渴望英美的支援，而且也期望取得东欧、苏联的友谊。阿登纳的承继者不论是艾哈德还是布兰特，都不满足于战后的小“欧洲”现状。他们更不满意于一个分裂的德国。

宗教有助于整个欧洲联合的发展。天主教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日渐改善，在波兰与匈牙利，天主教已逐渐取得传教的自由。这将有助于减少东西欧人民间的隔膜与敌意。

今天时局的混乱与令人迷惘，大半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分成两半，人们虽习惯于这种战后的局面，但有许多事情已不能解决，非有一种大变化来击破这沉闷不可。

有人以为戴高乐十分固执，他不与美国联合，却要去搞“欧洲人的欧洲”。这种观点其实是错了。戴高乐并不是要去搞“欧洲”运动，而是他最先看到这种趋势，以及最先采取行动的人。李普曼最后说：欧洲的本质是行将改变了，且看哪一个西方政治家有那样的本领，将欧洲带入一个新纪元。

许谟并不过份亲美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英国新首相许谟（又译休姆，编者注）初上任的时候，被许多人形容为“美国的宠儿”（Washington’s Pin-up boy），并预测今后英国的政策将会比麦米伦时代更跟着美国走。这是因为许谟任外相的时候，所表现的言行颇为亲美，一年前，古巴海峡出现危机，美国对古巴采取封锁行动，麦米伦尚未表示态度，许谟却很快地发言支持。这件事大得美国人的欢心。在当时的情况，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麦米伦老成持重，一句不敢多言，对许谟的轻率态度，不免极为生气。许谟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认为苏联在强大的西方盟国之前，决不会为古巴而发动战争。

自那一回之后，许谟被认为是“亲美派”。他继任为首相，华盛顿为之雀跃。但从最近许谟的一些言论看来，他似乎又不如一般人所观察的那样倾向于美国。

最令美国人不满意的，是许谟在强调英国将保持独立的核子阻击力量，暂不与美国组联合核子海军。

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又表示他愿意促进东西方关系，力谋与共产国家发展贸易。让人们觉得，他在任的期内，会有与工党当权同一样的优点。

现任外相布特勒更毫不讳言地说，英国大量与共产国家贸易的时机已经到了。

总之，在美国眼中看来，许谟与布特勒这对拍档，并不见得比前一时期麦米伦与许谟的搭档更有利。

英美二国领袖有一个传统是每半年作一次会面，这是麦米伦任内留下来的习惯。前两次会面的地点是英国，明春，预料美国将成为主人，邀许谟到华盛顿去访问。

从过去两次坚尼迪与麦米伦的会面看来，是一次比一次更不融洽。今后英美的关系是进一步呢，还是退一步，就全看许谟与坚尼迪会面时所出现的空气如何而定了。

东欧：求变与困境 捷克和北京填鸭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捷克的各地城市中，到处可以买到冷藏的北京填鸭，这是中共用来交换捷克的工业制品的。但正如香港人一样，捷克人不喜欢雪藏货，他们宁可在肉店外排队买新鲜牛肉，不愿去买雪藏北京鸭。

这是美国女记者凯塞玲·克拉克（Katharine Clark）在她的捷克游记中所记载的事实，这些游记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其中还提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在布拉格的各处大酒店中，电梯员送客人上楼，但下来时不接乘客，目的是为了节省电力。一般家庭中只许开一盏电灯。政府各大楼中的电梯都已停止使用，街灯黯淡之极。

捷克本来是共产国家中工业最先进的国家，但近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大下降，经济情况中出现了十分窘迫的状态。捷克人民将这种状态归咎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当局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第二是对外国的援助数量太多。尤其是援助古巴，大大损害到捷克的经济。古巴所接受的外援，三分之二来自苏联，三分之一来自捷克。以国力作为比例，捷克的援助比苏联是大了许多倍了。捷克对非洲各落后国家的援助数量也很大。去年夏天，人民和在捷克留学的非洲黑人发生了严重冲突，这虽和种族歧视有关，但真正的原因，在于捷克人民不满由于援助外国，以致自己越吃越差。克拉克女士说，有一个捷克人对她说：“我们很佩服古巴，钦佩她在强大的美国国旁站立不屈，我认为援助古巴是应该的，可是这种援助须顾到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为了遥远的外国，我们一年又一年的降低生活水准。我愿意每星期多做两小时工作，作为送给古巴的礼物，却不愿买不到鲜肉。”现在捷克人家庭中每星期只能吃一次肉，牛乳和鸡蛋都极难买到，牛油只有玛芝莲。而一星期买一次肉，也要排几小时队，人龙之长，成为捷克人平时讲笑话的资料。

布拉格河畔本来有一座极大的斯大林雕像，在斯大林的后面，雕塑着一大队男男女女的群众，表示人民跟随着斯大林前进。但捷克人称这一队人为“买肉人龙”，那是一个很辛辣的笑话。为了遵从赫鲁晓夫的反斯路线，不久之前，捷克当局将这座大雕像炸毁了，那是在半夜里进行的，以免引起人民的嘲笑或反感。在东欧各共产国家中，捷克被认为在工业上最进步，而思想上最落后，因为它迟迟不干反斯运动，和赫鲁晓夫的路线颇有距离。

难以相信的慷慨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匈牙利的近况，我在日前译过一篇《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有一篇谈到匈牙利的文章，其中一些内容，还可作为该文的补充。

这篇文章说，没有一个共产国家的人民像匈牙利那样强烈地反对过他们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共产国家的领袖像卡达尔那样苦心地企图取得人民的拥护。

最明显的是今年三月廿一日的大赦，虽然这不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赦，但重要的是许多“要犯”都被释放出来了。据卡达尔在去年十一月宣布，百分之九十五因一九五六年革命事件而被捕的犯人已被释放，那么最近这一批将是属于百分之五的小数目以内。这批人名尚未获悉，但匈牙利人民显然未料到政府的慷慨大量竟一至于此。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卡达尔宣布，匈牙利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趋于正常。教堂的各种仪式可以自由举行。在学校中，只要得到允许，学生们可以接受宗教的教育。著名的托山尼神父，在最近的一次大赦中遭到释放，他是一九五八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因反革命活动被拘的九个教士，也多数遭到开释，只有一人尚在狱中。匈牙利的唯一大主教敏逊蒂，现在虽接受美国大使馆的庇护，但相信卡达尔政权不久也将让他离开国境，只要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当然，这种宗教式的自由只是表面化的，每一个教区都有政府指定的教士在监视。但尽管如此，在人民眼中也显得比以前“正常”得多了。

匈牙利农民受到政府的鼓励，可以发展他们的私有生产。政府甚至令农民觉得这种制度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反对私有生产的官员们，都受到“教条主义”的批评。事实上，匈牙利农民在“私有”的鼓励下，生产了大量的副食品。这是集体农场所无法生产的，食品包括牛奶、牛油、鸡蛋、猪肉和牛肉等。这是政府不得不继续和农民“合作”的理由。

卡达尔对作家的宽容的态度，尤其令人惊异，最近一批在以前无法想像的作品竟先后发表了。

罗马尼亚背叛苏联？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

罗马尼亚与苏联不和的消息终于传出了。其实早在三个月前，西方观察家就在南斯拉夫京城看出端倪。四月间，欧洲有几家报纸都刊出文章说：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关系已开始紧张。

这种观察是基于罗马尼亚三月间的一项宣言。众所周知，在苏联领导下的东欧经济合作是采取分工的，甲国生产钢铁，乙国生产棉花，丙国出产机器，丁国出产食粮。这种关系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优点是“各施所长”，缺点是每一国的经济都不能独立，必须倚赖苏联的“分配”。罗马尼亚三月初在参加一个经济会议后，发表一项公报，语气间着重各国经济的独立发展，认为不能过分依赖他国。这无疑是与苏联所倡导的精神完全违背（或者说是与中共的精神相接近的）。

事实上，罗马尼亚发展独立经济的目标，远在一九六〇年开始，当时罗马尼亚与苏联会谈，要求赫鲁晓夫予罗马尼亚的“六年计划”以援助，赫氏于一九六二年访问布加勒斯特后，说：“我们深深了解罗马尼亚同志们对发展经济的更高的目标的期望。”

但赫鲁晓夫回去后，并没有允诺给罗马尼亚什么特殊的支援。从那时候起，观察家开始注意罗马尼亚向西方国家购入工业原料必需品，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对反斯大林工作进行的缓慢。今年四月八日，罗马尼亚电台宣布与中共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的数额。四月十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罗马尼亚忽然恢复派大使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是亲中共的，因开罪苏联而受东欧各国歧视）。

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罗马尼亚不满苏联——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不满赫鲁晓夫的政策，已自那时萌芽了。

较长一个时期，中共《人民日报》经常刊登罗马尼亚的工业或生活消息，这种反常的现象，已令人起疑，这两天东欧国家“巨头”在柏林聚会，罗马尼亚领袖独告缺席，这就使罗马尼亚背叛苏联的“谣言”更发展至高潮。

罗马尼亚领袖狄查当权有二十年，他曾见过苏联政策的无数变化。同时他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从他在中苏裂痕发生后，而依然与中共保持相当程度的友善，另一方面又力求不开罪苏联，这一点便可见他施政的小心。但今天终于与苏联的裂痕表面化了。

捷克对人民的让步

一九六三年七月七日

变，变，变，一种要求变动的风气，在共党捷克到处弥漫着。作家、艺术家要求自由写作和自由批评，学者、教师要求改变课本与教育，要求恢复战时某些领袖人物的声誉；人民要求释放在斯大林时代被拘的人，要求在观望中的政府迅速进行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就在上月初，反斯大林者在捷克取得空前的胜利。一个高级委员会宣布在一九四九年至五四年间因政治事件被捕入狱的犯人，全部恢复自由，并重新恢复他们的党籍。被释放的人包括前党书记史连斯基及前外长奥里曼特斯。

在过去因叛国罪被捕入狱的许多文化人士及政治要人，事实上有许多在两三月前已被悄悄地释放了，如诗人诺伏米斯基，他现在是呼吁写作自由的领导人物；前著名党报编辑诺维；前总理胡隆克——现在总统罗伏特尼以前的对头人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伏特尼是拥斯派人物之一，他不可能批准释放斯大林罪犯的高级委员会，罗伏特尼本身就是对过去许多“冤狱”该负责任的人物。捷克对批判斯大林运动进行得如此缓慢，也是因为罗伏特尼不喜欢这样作的关系。假如说，现在反斯大林派已经得势，那么罗伏特尼为什么又不下台呢？

唯一能解释的是布拉格的一项传说，据说赫鲁晓夫曾对捷克政坛施加压力，他派遣副总理米高扬到捷克去与罗伏特尼谈判，迫使他跟随苏联的反斯路线。交换的条件是，罗伏特尼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他必须对反斯大林运动的各种要求作让步。赫鲁晓夫不使罗伏特尼下台，是为了怕在目前引起动乱。

与批判斯大林风气同时出现的是艺术家要求思想自由、写作自由的浪潮，这种要求由一二个作家登高一呼之后，立即引起无数的响应，政府面对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考虑作适当的让步。让步的情形如何，明天再谈。

捷克作家的“挑战”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

捷克政府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让步，包括许多方面：过去被禁的作品，现在可以出版了；过去被放逐的作家，现在已恢复自由；许多在以前不准上映的电影、话剧，现在忽然获得“解禁”，在戏院中上演，吸引大量的观众；一部不依照马列主义文学路线写作的、引起争论的戏剧，上月获得国家的奖章。

这种种事件可能只是一种开端，它表示捷克作家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享有像匈牙利作家们现在所享有的一般多的自由。

今年五月间召开的捷克作家协会第三次会议，是一次激烈的、向政府挑战的会议，协会主席伊凡史基拉发表了一篇演说，获得暴风雨般的喝采。他说：捷克政府对艺术的要求，只有一个片面的观点，便是“教育意义”。在这种要求下，许多作品变成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教科书，而真正有创造性、有生动的对社会现状的描写的作品，却受到政府的歧视。

史基拉说：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最主要的原则是不断去发掘和暴露社会的冲突。假使不让作家们去表现这种冲突的本质，而只描写那些无关痛痒的片面，伟大的作品便无从产生。他鲜明地提出要求，期望捷克共产党不对文学加以“教条”式的限制。

史基拉的演说不但是对捷克当政者一种挑战，而且是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因为赫鲁晓夫在文学上的立场正是“教条主义”式的，在这一点上与中共对文学工作者的要求并无二致。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是捷克的学者和教授们要求恢复前总统宾纳的地位和声誉。宾纳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总统，一九四八年，共党执政，宾纳被逼退位。以后共党政府在历史上和教科书上，对于宾纳的事迹一直作了歪曲的描写，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分子，是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的“投降者”。捷克的儿童和少年在教科书上对宾纳留下一个恶劣的印象。

但是与宾纳处在同时代的人知道这不是事实。历史学教授格连最近在共党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为宾纳辩护，指出他在过去对国家的贡献，要求政府在教科书上将宾纳的被歪曲的形象改变过来。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同情的响应。

类似这样要求还有许多，例如，有人要求恢复某些战前的纪念日，这些纪念日是在共党执政时取消的。……总之，今年可说是捷克共党最头痛的一年了。

罗马尼亚的经济情况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

罗马尼亚最近表面上与苏联疏远，与中共亲近，这主要是因经济上的关系。罗马尼亚的经济情况到底如何，下面是一个简略的介绍。

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大战时是一个纯农业国家，土地肥沃，五分之四的人口从事农业及牧畜，生产丰富，大量出口。在天然资源上有石油、天然瓦斯、盐、褐煤以及金、铁、铜、锌及黄铁矿等重要原料。从一九五一年罗共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其目标在完成工业化和“国营合作贸易网”。

不可否认的，罗共实行工业化，已有相当的成就。在东欧各小国中，以罗国的工业增长率最高，由一九五〇至六〇年十年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生产品为百分之十四点八；机械化为百分之二十。

一九六二年在农业生产上减少，小麦净产二百七十万吨（前年三百八十万吨）；玉黍四百六十万吨（前年四百八十万吨），粮食减产由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九不等，严重的损害了罗马尼亚经济。罗马尼亚目下事实上正在工业化的转型期，人民生活程度被压低至不能忍受的程度。目下凡是一万五千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已建有超级市场，据《纽约时报》记者的报导，一打鸡蛋售美金二元。牛排一点五美元一磅。

罗共在工业化的初期，其贸易对象以苏联为主，一九六二年实际占罗马尼亚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五八年为五十）；一九六三年二月缔结新协定，增加百分之十六，计为七亿新卢布。

罗马尼亚和苏联主要的冲突，是不满意在经济互助会议中的任务及地位。苏联不欲罗马尼亚高度工业化，而罗共则不欲维持原料供应者的落后地位。因此罗共便想摆脱苏联的经济控制，而自己从心所欲，遂至近数年来对西方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例如自一九五九至六二年曾与英国公司订购整套工厂设备达三亿五千万瑞士法郎。

罗共又不顾苏联的反对与英法财团签订了一项三千九百万美金的合同，在某城市建筑一所年产五十万吨的铜板厂，其设计可扩充至一百万吨。另一合同为五百六十万美元的熔铅厂，另一千三百万美元以铸铁路车轮为主的翻砂工场。

其他由西德及法国所购的整套设备，包括车胎、纸张、石油工业、纤维、卫生设备、房屋建筑机械等项目。罗马尼亚一向保持准时付款的信誉。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与法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总额为三亿七千万法郎，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这使苏联极不高兴。

罗马尼亚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强，不能将阿尔巴尼亚与中共的关系来相比。因此一般的意见，都以为罗共只是向苏联玩玩手段。

保加利亚人害怕失业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

保加利亚是东欧共产小国之一，与罗马尼亚一样，它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

不久前，保加利亚总理施科夫在国会中说， 随着保国农业的机械化，越来越多的农人失业了，工厂不能吸收所有从农村中来的人，除非工业能有飞跃的进展、能生产与外国竞争的工业品，但是保加利亚工业却停留在某一阶段中，不上不下。这与苏联对保国的各种限制是有关的，保国的经济一天不能独立，便一天显得缚手缚脚，无从发挥。

据丹麦共产党机关刊物Land.og Folk说，今年二月苏联改订东欧农产品交流的价格，这对保加利亚影响特大。保国必须多输出其他工业产品，才能补偿这个损失。对于苏联这种措施，保国当政者是敢怒而不敢言。

在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仍须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苏联，据今年所签订的经济协定，苏联将输出四百一十万卢布的消费品到保加利亚，包括两千吨鱼类，及一千吨肉类，这比去年所需的更多了。

随着苏联态度的转变，保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据预料，今年二国的贸易关系将达二千五百万美元。在一九五五年时，只有二百万美元，保加利亚对外贸易部表示，与南斯拉夫将继续发展交通、银行、电力、旅游及科学等各方面的关系。

除南斯拉夫之外，保国与非洲的关系打得特别好，今年三月廿九日，一个政府代表团与非洲的几内亚、达荷美及喀麦隆三国签了新的商业协议。在这三国之外，保国尚与十六个非洲国家有贸易关系，去年的贸易额达二千万美元，比前年增加了八百万美元。

非洲学生每年有数百人到保加利亚留学。今年二月，非洲学生在保国京城索非亚的示威，实际上是很小的事件，保国政府指责西方记者故作夸大。

由于市面消费品的缺乏，保加利亚出现很多囤积居奇、黑市买卖的商人，他们私下交易，令政府人员防不胜防。今年四月，保共下令严厉惩治黑市商人，在严刑恐吓之下，黑市风气才稍稍敛迹了。

虽然有这许多困难，保共仍不得不称赞苏联的友谊，今年是保苏友谊协议签订的十五周年纪念，保国外交部长巴塞夫对人民演讲说：保加利亚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苏联所赐予的。

波兰电影模仿新潮派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随着东欧共产国家要求文艺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结果，波兰也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波兰领袖哥慕卡最近在一长达三小时的演说中，责备文艺工作者们不论在写作、思想、绘画、研究、表演和电影哪一方面都缺乏马列主义的观点。

波兰的文艺作品，在模仿西方的风格；波兰的绘画，崇尚资产阶级趣味的抽象派与超现实派；波兰的电影悄悄地学习法国新潮派电影——学它的作风，甚至学它的卖弄色情。

过去，波兰与西方的接触本来是比较放任的，波兰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波兰选举最漂亮的姑娘去参加美国长堤的“世界小姐”选举……这一切都显示出她比别的共产国家有较多的自由。但现在，这种“自由”的风气发展得太过分了，波兰共党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防止“反马列”思想的泛滥。

在哥慕卡的演说之后，波共将设立一个特别的“思想管制委员会”，针对各种文化事业，加以“指导”。这个委员会将“指导”文艺工作者至什么样程度，暂时还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两本主要波兰文艺刊物已被下令停刊，波共另外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的期刊以作代替。这本《文化》杂志枯燥乏味，比之以前两本杂志的生动活泼，相差甚远。

哥慕卡在他对文化工作者的演说中表示，他只是“希望”作家们检点一下。波共不想干涉文艺的园地、不想教作家们如何写作、画家们如何绘画、音乐家如何写曲。但愿文艺工作者们能坚持无产阶级的路线，写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堕落风格看齐。

哥慕卡举例指出哪一些作品传播悲观的思想，哪一部电影令人看了颓丧。这些电影中包括《水中的一把小刀》，那是一部拍得颇为优美、带有诗意的抒情影片。波共电影在欧洲，一直是很有地位的，波共的新的限制，可能要扼杀一些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

不过，波共尽管积极管制艺术家们，但要想回复斯大林时期的严格，恐怕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东欧风气之所趋，捷克、匈牙利都已向文艺工作者让步，波共大概也不会例外，哥慕卡目前是见一步走一步，他暂时所能做的将是减少一些西方文化的输入，例如限制电影入口，及减少西方小说的翻译等等。

共产阵营：分裂与派系 印尼共党　亲毛反赫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中共和苏联的争执，势将是一九六三年中第一件重要的大事。我们在香港读到的消息，似乎中共除了得到阿尔巴尼亚和北韩两国共党的支持之外，完全处于孤立，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反对它。其实情形决非如此。只因为西方国家在中苏争执问题上同情苏联，于是所有的报导都对中共不利。实际上，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中，真正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锡兰和外蒙两国共党，其余的都是或多或少的支持中共。中共对赫鲁晓夫大肆抨击，但老赫的反击远没有如此激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相信和亚洲各国共党有关。因为苏联力图维持作为全世界共产党首领的地位，不愿意和中共正式分裂，而使亚洲各国共产党都脱离苏联的领导，归入中共的旗下。

我们试看一看印尼共产党的情形。印尼共党有党员二百万人，是非共国家中最重要的共产党，它的态度完全是倾向中共的。阅读一些印尼共党首领所发表的演说辞之后，它的立场可归纳如下：

第一，赫鲁晓夫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那完全是错误的，事先不加磋商便公开批评，根本违反了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宣言。

第二，反对斯大林的问题，虽然是苏联党内的事，但斯大林不单是苏联国家的领袖，也是国际共产党的领袖。因此破坏斯大林的名誉，影响到世界各国共党的名誉。印尼共党认为个人崇拜是不对的，但不能抹杀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对国际共产党运动的巨大贡献。

第三，各国共党应当有绝对的独立性。“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许多独立的政党的集团。学习别人的经验是重要的，但小国的共党不必听从大国共党的指挥。阿尔巴尼亚明明实行的是真正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因为和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意见不同，便可将它踢出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

第四，各国共党的任务，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各国不同的特殊环境而应用在本国。印尼共党目前的任务是“三面红旗”——民族阵线、建党、促进一九四五年的八月革命。

第五，共产阵营的最大危险是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便是代表，必须全力反对。阿尔巴尼亚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国家。

在最近几个月中，印尼共党进一步的支持中共，加强攻击修正主义，在中印冲突中反对印度，认为苏联对古巴问题处理不当，违反古巴人民的意愿。总的说来，印尼共党的意见和中共几乎没有什么出入。

“不结盟”的共产党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

北韩共产党是完全支持中共而反对赫鲁晓夫的。北韩共党有党员一百三十万人。北韩仍旧尊重斯大林，北韩境内的斯大林肖像和塑像，完全没有除去。当苏联主席布列兹涅夫访问南斯拉夫之后，北韩立刻猛烈攻击南斯拉夫，攻击“所有的修正主义分子”。北韩在中印冲突中支持中共。在古巴事件上，金日成宣称和平不能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必须以斗争来争取。在阿尔巴尼亚的建党纪念日，北韩发去电文，热烈祝贺，称赞阿尔巴尼亚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勇敢地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北越工人党（即越共）也是亚洲一个极重要的共产党。它拥有党员五十万人。党魁胡志明颇得人望，他年纪老过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年和列宁相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元老。他曾竭力设法调解中共和苏共的争执，但毫无结果。表面上，北越在中苏之间守中立，其实是倾向于中共。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越共致电热烈祝贺，十一月八日是阿尔巴尼亚工人党建党纪念日，越共同样的热烈祝贺，越共机关报《人民报》刊登阿尔巴尼亚工人党首领霍查的大幅照片。去年十月间，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北越，越共首领们一再宣称支持中国政府正确的外交政策，支持中共对付印度和声援古巴，宣称中共的立场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世界和平。越共也猛烈攻击以南斯拉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

此外，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各国的共党，大致上也支持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反对苏联。

美国《外交季刊》上最近发表了一篇史加拉比诺（Robert A. Scalapino）关于中苏争执的详细研究，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这个共产世界的大危机中，亚洲各国共党领袖们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赫鲁晓夫企图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孤立中共，他是失败了。在东亚，他失败得最惨，只有外蒙和锡兰的共党，才接受他的领导。在其余各国，他号召各国共党支持他，但毫无收获。这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共产集团中的中立主义。亚洲各国的共产党，绝大多数置身于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之外，单是这件事本身，已是赫鲁晓夫的一件大失败，何况，这些不结盟的共党是多多少少的倾向于支持北京。”

印度的共党情况比较特殊，起初它的态度很不明显，后来中印冲突加剧，印共内部发生分裂。党中央及大约三分之二的领袖反对中共，倾向苏联，三分之一的首领仍旧支持中共。目前支持中共的左派印共，集中在西孟加尔、安哈拉、克拉拉、联合省及旁遮普诸省之中。

亚洲共党的六点立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

在二次大战刚结束时，日本共产党的势力相当大，但最近一次的大选中，日共所得的选票只是总数的百分之三，同时近年来内部闹分裂，力量已大大的减弱。不过在亚洲，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日共的倾向自也不能忽视。在中共和苏共的争执中，日共大多数领袖支持中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日共机关报《红旗》发表社论，不同意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到了一九六三年年初，日共发言人表示，南斯拉夫是共产阵营的共同敌人，但全世界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并不认为阿尔巴尼亚是敌人。

日共中有一部分亲苏分子于一九六一年年中脱党，但比较起来是少数。

缅甸共党分为白旗和红旗两派。白旗派比较亲苏，红旗派比较亲中共。红旗派的青年阵营反对赫鲁晓夫最激烈，比中共更加厉害，公开宣称赫鲁晓夫是国际机会主义者。去年元旦，他们用黑纸做了一口大棺材，上书“内为修正主义者之尸”，又用纸扎了一本大书，书名是《苏联新版联共党史》（按：新版联共党史完全抹杀斯大林的功劳），当众焚烧。他们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马克思主义及其叛徒赫鲁晓夫”。全世界反对老赫最激烈的，是这一派缅甸青年。

泰共和寮共的主要支持来自中共。马来亚共党的重要支持来自印尼。他们都是亲中共的，在阿尔巴尼亚的建党纪念日都曾去电祝贺。

根据史加拉比诺（Robert A. Scalapino）的分析，亚洲各国共党（中共除外）的大致态度是这样：

一、承认苏联是国际共党的首领。但这并不等于承认赫鲁晓夫是苏联合适的领袖，也不等于承认苏联目前政策的正确性。

二、对于苏联和中共要一视同仁，不分轻重。在文件中可以先提苏联，再提中共，但在各种问题上丝毫不能让步。

三、在演说和文件中，要反对南斯拉夫，认为它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的国家。

四、强调十二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团结。在各党党内施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但在各国共党之间，各种问题必须全体一致的同意，大党不能强迫小党服从。也即是说，不同意苏联对付阿尔巴尼亚的高压态度。

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在苏联国内问题上，亚洲各国共党没有意见，但在国际问题上，认为斯大林不能反。

六、关于中印冲突和古巴问题，认为中共正确，苏联错误。

亚洲共党为何支持中共？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

在这个专栏中，我已连续几天谈论亚洲各国共党对中共和苏联争执的态度，读者们或许看得有点腻了。可是这是当前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西方国家的通讯社和报章杂志，总是比较不重视亚洲问题，所以我要特别提供一些在报章上很难得看到的资料，使读者们多了解一些这个大问题的背景。

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些亚洲的共党大都支持中共而不支持苏联？据我所看到的资料，主要原因有四点：

第一，中国是亚洲的第一大国，自古以来，中国就对朝鲜、越南、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尼、日本这些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深厚的影响。中共对北韩、北越等国有实际援助，当然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中共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它革命的方式和欧美各国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共发动农民，组织统一战线，有完美的游击战战略和战术。这些经验对亚洲各国共党有实际用处，而苏联的经验在亚洲的环境中却不合适。

第三，中共对国际政治的态度，比之苏联的态度，对亚洲各国共党有更大的好处。中共主张共产主义阵营中各国共党有决定本身政策之权，主张对西方国家强硬斗争，主张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私的大量援助。这一点，对亚洲各国共党都是有直接利益的。苏联却主张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由苏联统一领导，主张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存。苏联对亚洲各国是有援助的，然而它慷慨施予的对象，往往不是共产党，而是压迫这些共产党的政府。印度便是最佳的例子。尼赫鲁政府压迫印共很厉害，苏联给尼赫鲁的援助很多，却完全不援助印共。

第四，苏联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已是“有”的政党，中共和亚洲各国共党，还是处在“无”的阶段。苏联的首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出身于真正的工人阶级；中共和亚洲各国共党的首领，极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两者的意见是颇有差别的。

尽管亚洲各国共党比较倾向于中共，但决不是说它们要摆脱苏联，完全接受中共的领导。事实上，它们是要求享受更大的自主权，要求不受苏联或中共的控制，却能得到苏联和中共的援助。这情形正与亚洲某些“不结盟”国家的政府相似，例如缅甸、印尼、高棉，它们尽可能的争取到最大的独立自主，同时得到最多的外援。

印共分裂成二派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随着中苏共在理论上的决裂，世界各地共产党也逐渐在党内分成亲中与亲苏两派，并且发生很大的争执。

印度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亲中共的一派已在阿萨姆、安特拉、克拉拉及马德拉斯等省取得“基地”。最主要的斗争发生在加尔各答及西孟加拉省，后者是印共的大本营，等于中共的延安所在地陕西。

在加尔各答，亲中共派的势力显得很大，尽管在中印边境发生战事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大捕亲中派的印共分子，至今仍未开释。但大部分的共产党员反对现在的亲苏派领袖。他们指责现在的领袖是追随尼赫鲁资产阶级政府、一鼻孔出气的人，并积极争取印度政府释放在狱中的亲中派领袖。

在西孟加拉省，印共的情形大同小异，虽然领导层是亲苏的，但据估计，在一万七千名共产党员中，有一万四千人倾向中共。他们仿效中共拿手的作风，印刷了许多小册子，到处分派。由于他们势力雄厚，资金充足，已使亲苏派陷于窘境。

印共的亲中与亲苏两派的争执，在去年秋天开始表面化。那时候，由于印度弥漫着对中共的“敌忾同仇”的气氛，印共领袖被迫发表声明支持尼赫鲁政府，自那时起，印共的领导阶层便发生分裂，有许多亲中共的领袖被印度政府逮捕。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林布特里柏及几个著名助手辞职不干。以后再没有办法选出新的总书记来。党的领导权由主席丹吉一手掌握，丹吉是亲苏的。

印共党内已出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举行党大会，但丹吉不愿在此时期开会以造成对他不利的后果。

尽管丹吉不愿向亲中共派屈服，但已被迫作出一些措施，以争取反对派的人心。例如在中印战后，曾发表声明促印度政府与中共到会议桌上谈判；又发起反对政府的物价高涨及苛捐重税的示威等运动，但这种“让步”的行动不一定能争取到亲中共派的同情。因此，印共主席也就不一定能掌握党的领导，而面临分裂的局面。

在印共的中苏两派争执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仍未能消除印度人的种族观念。目前的中苏共争执可以被理解为共产阵营中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的争执。因此，印共党员站在中共一方的机会远大于站在苏联的一方。

意共的拥毛泽东派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日

前天在这里谈到印度共产党分成亲苏、亲中共二派的情形，今天再谈谈意大利共党。

二十七日法新社消息，在罗马、米兰及意大利南部等地，都出现了“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估计这是亲中共的意共党员所书写的。在意大利共党党员中，大约有三万人支持中共路线。这三万人正进行努力，以改变意共的领导方向。

与印共主席丹吉一样，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也为这种情况苦恼。本月十六日，意共书记处曾开会讨论中苏共的分歧，结果如何，未见透露。但亲中共的小组织，却在意大利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其中有过去属于意共而被开除的人，有根本与共党没有关系的人。

七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公开指责中共在意大利煽动柏杜亚地区的一些过去意共的职员，令他们亲中共，并散发为中共宣传的小册子。

柏杜亚的“分裂分子”否认这项指责，他们说，一年以前，当他们因批评党领袖陶里亚蒂而被开除时，就有这种新组织。他们的目的是使马列主义复苏。同时他们并不否认，在现阶段的斗争上，他们是拥护中共的。

在米兰出现的情况比柏杜亚更为严重。如前所说，在米兰的工人区出现很多对中共有利的标语。其中一条是“苏联——等于——美国”（USSR equals USA）。在米兰的许多工厂内，收到批评赫鲁晓夫而赞扬毛泽东的小册子。

意大利共党领袖中，以严厉手段见称的副书记朗哥（他适可补温文、软弱的党领袖陶里亚蒂的不足）在米兰共党大会中攻击中共不择手段以破坏意共的团结。朗哥表示对这种情况不能容忍，在他的演说之后，罗马、布洛那等地的共党便作了整肃的运动。

两名罗马的意共职员因为加入意中友好协会，迅即被开除党籍。这个组织过去是意共所积极支持的。“意中友协”在意大利有十二个支会，它可以直接印发北京的言论，而不经过苏共或意共的同意。

意大利共青团似乎特别容易受中共的理论所“渗透”，罗马的一个共青团支部最近因发起拥护中共的运动，结果整个支部的成员也遭到开除的命运。

意共的拥毛泽东派指责意共领袖不敢召开大会，讨论理论的分歧，这口气与北京对苏联的指责毫无二致。

比利时与巴西共党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比利时共党与意大利共党，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莫斯科会议之后，最先对苏共政策表示热心支持的两党。但是意共党内的分歧，已如昨述。比共也不能例外，也有亲毛与亲赫派别的区分。不过，它的情况不如意共的严重。

比利时共党内的亲毛泽东派在今年四月间有四名被开除，七月十五日又增加了一名。亲毛派在比共内部公开声明他们反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存”的政策。他们提出责问，道：“你如何能与一个你准备毁灭的人做朋友？”

一般相信，在比共内部有百分之十到三十的亲毛派。比利时共党在国会的一〇六席位中占有一席，代表百分之三的选民。在欧洲各国共党中是比较弱小的一个。

亲毛派的领袖名马索思，最近发表了长达二百页的宣言，指责修正主义的不当。此外，中共在比利时也有宣传品，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

亲毛派的势力在青年群中发展得最快，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大学的亲共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拥护毛泽东的，比共的青年党员有一批目前正在中共大陆旅行，由党付出费用。

在美洲的共党情形，可以巴西为代表。巴西的共产党是非法的，只能作地下活动，但一九四七年以来巴西共党在柏利西的领导下，是该国最有组织，最好纪律的政党，党员共有三十万人，声势极为浩大。

但自中共与苏联在理论上发生分歧后，巴西共党也一分为二，柏利西仍然领导近五万名党员，其余的党员由格拉贝领导。柏利西的一派是经常到莫斯科访问的，格拉贝一派则刚刚相反，经常到北京访问。

巴西共党的分裂，最大的影响是东北部“农民联盟”的成立。这联盟的领袖名朱利奥，是古巴卡斯特罗的信徒，他在巴西东北部的贫农群众中取得了立足点，鼓励当地的农民反抗残暴不仁的大地主，结果，支持者日众。朱利奥提出的口号是“耕者有其地”，企图将东北部的土地夺归农民手中。朱利奥本人去年曾到北京访问，回来后盛赞毛泽东，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他又说：“苏联有许多事情应向中共学习，可惜他们不知道。”不久，毛泽东著作的《游击战术》在巴西大行其道，这本书是葡萄牙文写的，封面是一个荷枪的威风凛凛的农民。巴西政府见形势不对，立即对该“联盟”采取敌对行动，“联盟”不得不转入地下。

美共澳共态度如何？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

在中苏共的理论争执公开化之后，各国共党的态度表现得最模糊的是美国共产党，美共的发言人在被记者询问他们的态度如何的时候，表示“无可奉告”。他也不肯说明在美国共产党中有无亲中共派与亲苏联派。美共的机关刊物《工人报》最近将苏联及中共争论的长信同时刊载，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

华盛顿的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的“政府学生”们，他们对于世界的共产阵营的任何事情都详详细细的研究一番，但他们就是说不出美国共产党是站在哪一边。他们认为美共是一个很小的政党，更因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毫无发展，因此不值得重视。

不过，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共产党也有很多亲毛分子。共党刊物《每月评论》最近就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中共的立场。美国人参加共产党，有很多是为了反殖民主义，在这种观点下，他们自然更容易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苏联曾指出，美共的老党员崔斯是中共的同情者，但可惜崔斯在党内的影响力不大。他发表过一篇亲中共的文字，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没有预期的效果。

在澳洲，情形与美国大同小异。澳共有一批人采取了亲中共的立场，但在党内力量太小，还未造成分裂的局面。

澳洲共产党人数很少，总数约三千人。态度明显地拥护中共的党员有四十五名。两位老党员最近辞去该党的职位，其中之一是奥西亚，他公开发表理由说，由于他不满意澳洲共党在过去十八个月来，一直追随苏联的路线。他认为那是不正确的。

澳共中央委员会给他的答复是再撤除了几名有地位的党员，罪名是“在党内搞分裂”及“反对民主集中制”。被除的人中，有一位是前党书记希尔，他的职业是一位律师。由于他的声望很高，澳共只是撤了他的职，而不是“开除”他。大概仍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

希尔在六月三十日离开雪尼，到中共大陆及日本旅行，表面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向中共请教如何在澳洲组织一个亲毛的共党。

与此同时，澳共主席狄克逊及总书记沙尔基联袂飞往莫斯科（七月三日），也去向赫鲁晓夫请教击败亲毛分子的方法。不同的是，希尔的行动是秘密的，而这两人的行动却是公开的。

人物之一：政坛名流 高棉元首施汉诺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高棉元首施汉诺到中共访问，周恩来亲自到昆明去迎接，可说礼遇极盛。关于这位精明而能干的元首，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上有一篇介绍，文中说，他年青时一度曾想到荷里活（好莱坞）去拍电影，饰演“高棉的陈查礼”。他曾对爵士音乐发生兴趣，能在色士风上吹奏自己作曲的《无望的相思》。他组织了一个舞蹈团，养有二十四匹纯种马。他又爱好体育，是一个排球队的队长。他做队长的篮球队，最近在一场比赛中以九十二分取得大胜。这位四十一岁的元首虽然兴趣广泛，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去年，高棉的稻米产量打破历史纪录，余粮出口预计可高达四十万吨。高棉不欠外债，其货币有百分之百的黄金及外汇准备（美国只有百分之五十），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用于教育，这是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

但高棉的工业不发达，财经上也发生困难。国内的左派人士对政府攻击得很厉害。施汉诺处理这问题的办法很高明。他将政府中不力的人员免职，起用这些左派人士。这些人士大都是法国留学生，年纪很轻，施汉诺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王爷”。他说：“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他们恨我。他们总是拥护共产党。现在，我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拥护高棉。我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杀死我，但你们不能杀死高棉。’”施汉诺任用这些左派人士，一方面希望他们的确能改善国家的经济，一方面也是塞住左派批评者之口。

政府中的左派人士要将法国人的橡胶园收归国有，施汉诺不准。他说，法国人是资本家，然而他们很能干。橡胶的出口，是高棉重要的外汇来源。中共替高棉建造了一些工厂，但管理不得当，使国家大蚀其本。施汉诺向内阁指出，美国的福特公司或是通用汽车公司，决不会这样没有效率的管理工厂，资本家也有好处，他们开工厂不会蚀本。

他对国内的共产党镇压很严，在外交上，他却严守中立，结果美国、苏联、中共都对高棉援助。高棉人口只有五百七十万，但自一九五五年以来，美国已对它援助了二亿二千万美元。苏联替它建造医院，供给各种工业设备。施汉诺说：“我施政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人民生活愉快。我要人民工作，可是并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的严格要求。我们高棉人不是牲口，也不是机器。我们必须保持愉快而自由。”

坚尼迪最接近的人物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

《新闻周刊》最近谈到美国一个杰出的人才，这人名彭德，他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对外政策上，他可说是坚尼迪的智囊，后者不论事情大小，例必与他商量一番。因此有人开玩笑，彭德是美国的真正国务卿。

彭德幼年时与坚尼迪同学，但并不同班，而且彼此也不认识。彭德读书时，功课极优，经常考试第一，在小学如此，在中学时也如此，当他后来进入耶鲁大学时，校长宣布说：“在八百五十个新生中，一人成绩特别优异，这人在入学试中居然取得三个满分。”他不是别人，便是彭德。

在参加耶鲁大学的入学试时，还有一件趣事。当他接到英文试卷时，看了一遍后，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这个问题出得太糊涂了，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出题。这里便是答案。”教授看了他的试卷，啼笑皆非，但却很佩服他的聪明和勇气，终于给了他一个满分。

毕业后，彭德一度成为二次大战美国军队中的参谋。一九四八年杜威竞选时，彭德是他的对外政策顾问。那时与他共事的有后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赫德和狄龙等人，但彭德比他们年轻很多，他只有三十来岁。

一九四九年，彭德任哈佛大学讲师，他以出色的口才，讲“美国与世界政治”，深受学生欢迎。在这段时间，他才与小学时同学坚尼迪认识。坚尼迪那时还是个参议员，二人一见如故，兴趣相投。两人都机智、灵敏，敢作敢为。据说，坚尼迪当选总统后，第一个国务卿候选人便考虑彭德，但后来因两人的外貌都太年青，坚尼迪恐怕不像样，便选了年纪较长的鲁斯克，而改请彭德担任现在的职位。

彭德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坚尼迪分析瞬息万变的世界事务。他对坚尼迪的影响，远比国务卿鲁斯克为大。在古巴危机发生时，他表现了杰出的胆识与才华。当时他力主战略空军指挥部有权派U2机侦察古巴，结果一出马就获得了苏联安装飞弹的证据。

彭德的特点是相当冷静。他不耐烦作长篇大论而内容空洞的谈话。他经常打断别人，并帮助他重新掌握问题。现在，他是白宫的五个红人之一。其余四人中，有罗拔·坚尼迪与国防部长麦纳玛拉。

哈里曼老当益壮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七日

美国总统坚尼迪，或许感到他自己年纪轻的关系，特别喜欢任用老年人。六十六岁的克雷将军，一九六一年被派赴柏林负起极重的担子；六十二岁的泰莱过去是坚尼迪的首席军事顾问，现在他是联合参谋总长；六十八岁的前国务卿赫德，坚尼迪邀请出任对外贸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六十一岁的共和党老银行家麦莱，被派赴联合国谈判苏联飞弹自古巴撤出的问题。甚至年纪老迈的麦克阿瑟，八十三岁，坚尼迪也没有放过他，请他在有关美国出席世运会的事务上助一臂之力。

但在这些老年人之中，谁都比不上哈里曼的事务那么吃重。在古巴危机发生时，美国官员都害怕苏联有激烈的反应，但哈里曼从他在二次大战期间作苏联大使所获的经验，肯定地说：“不要紧的，只要我们清楚表示态度，赫鲁晓夫会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办。”结果如他所预见一般，苏联冷静地应付这局面，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去年，当寮国局势十分混乱的时候，哈里曼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身份，说服寮国右翼接受富马中立派的领导，使这个东南亚小国获得暂时的和平。在事前，哈里曼曾大胆地劝告坚尼迪取消寮右翼诺沙旺将军的经援，直到他答应美国的条件为止。

去年秋天，哈里曼被派赴印度，观察中印边境发生战事后的情况，并决定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今年，七十二岁的哈里曼又为了寮国的动荡政局，仆仆于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探索赫鲁晓夫对这东南亚小国真正的态度。

如果在美国国务院中作一个测验，谁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哈里曼必然当选。他的和蔼热诚的态度，使他得到许多朋友。但最大的理由，还是在不久前美国报界对国务院的官员有所指摘的时候，哈里曼挺身出来辩护，他对报界说：“在国务院服务的都是最好的美国人，恰像你们一样，我对他们有极高的敬佩。”这一番话，说得美国国务院官员，每一个人都是从心里甜出来。

麦米伦的继任人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

麦米伦如果下台，谁将是英国首相的继任人？有许多人以为是工党的领袖威尔逊，但也有人认为希斯更有可能。

希斯是讨论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的首席代表，经过又长又闷的一连串会议后，结果失败归来。但是希斯在本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得到许多同情的慰问与赞美。这是英国人特有的品性，他们喜欢失败得轰轰烈烈的人。

在这次谈判后，希斯赢得了英国人的爱戴，使他无形中成为麦米伦的最佳承继者。有人推测，他不久将调任一个较高的职位，很可能是外相。那么，他来继承麦米伦的地位就更顺理成章了。

希斯今年四十七岁，他的口才很好，在会议上，常有说服人的能力。他的耐性是最好的，而精力更是惊人，有两个小故事可说明他的精力是如何的充沛。

一次，希斯参加麦米伦与美国务卿鲁斯克的晚宴，出来时已经是午夜了，他说月色很好，舍汽车而步行回家，在门口他遇到一个记者，谈了几句话。第二天，上午十一时，这个记者走到外交部的记者室，却听说希斯已经去了罗马。“这是不可能的。”记者惊奇地道。“但却是真的，”旁边的人答，“他今早九点钟乘飞机去了罗马，今晚还要赶回来去参加一个宴会。”

另一次，是当六国共同市场会议结束，英国已显然被拒于门外时，其他六国代表纷纷上前安慰他，然后拖着疲乏身子回去休息。只有希斯一人，那晚上仍然留在酒吧中高谈阔论，有人问他：“希斯先生，你几时开始休假？”希斯道：“我，为什么我要休假，圣诞节还没有来呀？”

希斯与麦米伦不同的地方，是他出身中产阶级，如果他当了首相，是保守党有史以来不是贵族社会出身的一个。他颇像一个现代的英国商人。更有兴趣于英国未来的经济，而不理会帝国过去的光荣，更注重人民的生活，而不讲究国际的声誉，更关心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谈什么远大的抱负。这样一个首相，也许是英国现在所最需要的。

英首相的三位继任人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英国观察家报分析英首相的继任人选，认为最佳的有三位。第一位是财政大臣莫德林，第二位是科学大臣希尔森勋爵，第三位是副首相布特勒。

莫德林是国会里面的保守党议员拥护的人选。如果议会催促政府作迅速的决定，莫德林将具有很好的机会。他今年四十六岁，是与美国总统坚尼迪同样年轻的人物。一九六二年，麦米伦擢升他为财政大臣，主要是要他修改前任劳埃德的某些政策，而并非觉得他的才能更胜于劳埃德。

希尔森勋爵是保守党总部属意的人选，他的声望很不坏，唯一的缺点是因他本身是贵族，而不能进入下议院，这对他竞选首相的前途有很大的挫折。目前在莫斯科与美苏二国代表进行核子禁试会商的人正是他，如果这个会议取得若干成功，将给他更多的政治资本。

国会议员所拥护的另一个人选是副首相布特勒。他是三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的丰富的经验足够使他竞选首相的职位。他是英国历史上被任命为副首相的第一人。在艾登因苏伊士运河危机而下台后所举行的选举中，他仅以少数票差被麦米伦击败，而未获出任首相。

布特勒于一九〇二年出生，一九二九年进入议会，一九三八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五一年，布特勒出任财政大臣。他大胆地许诺说：英国的生活水准将在二十五年内提高两倍。

一九五四年，布特勒的太太雪莉逝世，给他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打击。此后他更努力工作以弥补失去爱妻的那一份空虚。他出任内政部长、下议院议长及保守党主席。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他反对艾登的政策，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也许由于英国人认为他是一种不忠的表现，在艾登退休后，他在首相的竞选中败下阵来。

布特勒与莫德林有三个相同点：其一是二人都不赞成英国参加共同市场，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其二是两人都讲究现实，不尚幻想。认为只有行得通的事情才有努力的必要，否则想也不要去想（加入共同市场被认为是行不通的事情），这一点与麦米伦是大异其趣的；其三是二人都被人批评为懒散，缺乏冲劲。

以上这三人，如果都不能当选首相，那么很可能是一个较冷门的人选，或许，仍由麦米伦连任也是可能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政党不得不让它的领袖留任，为了没有办法在三四个较佳的继任人选中选出一个来。

哈里曼与赫鲁晓夫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判禁试协定的美国代表哈里曼，可以说是在美国人中与苏联人打交道最多的人。

他与赫鲁晓夫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典型。一个高而瘦，一个矮而胖。一个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从父亲手中承继大笔的遗产，包括铁路的股权。一个是乌克兰矿工的儿子，十岁便离开学校去矿场帮助他的父亲。但是不知由于什么理由，这两人相见后，发觉彼此都很欣赏对方。赫鲁晓夫有一次和哈里曼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让他来当苏联的经济顾问。哈里曼说：“你出多少钱请我？能不能给我这所别墅？”赫鲁晓夫说：“绝无问题，你要就给你，让我们来签一张协约吧。”

现在，赫鲁晓夫和哈里曼会面，首先开玩笑说：“你怎么还不来上班？”

哈里曼虽与苏联人相处得那样融洽，但他本人却吃过许多苏联的苦头。有一次，他属下的一家公司买下高加索地区一个锰矿的开发权，但被苏联取消了他的权利。另一次，他在波兰的欧美锌矿公司有百分之三十五股权，又被共产党没收了。这使他损失奇重，而对苏联异常恼怒。

但二次大战时，他却被派出任驻苏大使，他的任务是协助苏联人迎敌纳粹军队，由美国输送大批物资以支援红军。对于这一点，哈里曼毫无怨言，他深知要打败德国，必须倚赖红军的力量。过去的私怨，他完全搁在一边。他与苏联人的友谊是在那时建立的。

战后，哈里曼回国参加杜鲁门政府的内阁。那时候，美国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与苏联合作，一派主张用强硬态度对待苏联。哈里曼却是后一派的代表。

但近几年，哈里曼又改变态度，主张与苏联保持紧密关系了。或许他觉得国际形势有所不同，有必要作这样的变更。

坚尼迪出任总统后，一直不知如何任用这一位“老黄忠”（哈里曼已超出古稀之年），因坚尼迪非常年青，他喜欢任用的是年轻而他熟悉的助手。哈里曼在美国官场打滚数十年，几乎没有一项官职不曾做过，他眼中的坚尼迪大有广东俗话“食盐多过你食米”之感。因此哈里曼一直未获重用，他被派往寮国去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周旋工作。想不到这一次，他在苏京会谈马到功成，为他吐气扬眉，以后相信他将受到坚尼迪的重视了。

南越第一夫人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这两天，报章上常常出现南越的新闻，并且提到南越“第一夫人”陈丽春。这位夫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

陈丽春是南越总统吴廷琰的弟妇。她的丈夫是吴廷儒。由于吴廷琰仍是独身，陈被称为第一夫人。她个性刚强、口才伶俐、精力充沛，胜于男子。又最得吴廷琰的宠信，常常以一言半语，影响政局。她的名义上的职务只是国会的议员，但却是当今南越三个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她的命令可以下达到南越陆军的将领，和南越政府的部长，甚至包括总统本人。虽然有时候吴廷琰心里也不大高兴。可是，每次当她冲进他的书房大发娇嗔时，他常常不自禁地向她让步。有时候，甚至允许她发的命令，违反他自己所已经下达的命令，因为他不愿意外人发现他家庭之间发生争吵。

吴廷儒夫人身体瘦弱，身高不及五呎二吋。她虽然已有四个孩子，却一点也不影响她对政治的热心。她出名地敢于说话，南越举国上下，没有人不受过她的批评。甚至吴廷琰总统，她也批评他不够坚强。吴廷琰的另一个弟弟吴廷康，她说他是一个“刚愎自用、头脑昏庸、整天只想女人的家伙”。对于她的丈夫，意见当然更多了。只有吴廷琰的哥哥，那位当天主教大主教的吴廷俶，没有听她批评过。

吴廷儒夫人出身贵族，从小学习芭蕾，能说流利法语。与吴廷儒婚后数年，曾被越共俘虏。在被俘的四个月中，住在共产党所控制的一个偏僻村落中。共产党人没有对她怎样虐待，但常常拍拍她的头、摸摸她的脸。据她自己说：“我实在受不了。他们好像把我当作一个小女孩子一样，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他们对于我，似乎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爱好似的。”后来共军撤退，将她留下。她不久便与丈夫重会。那时候，吴廷琰仍在美国，吴廷儒在办一份报纸，争取南越人民的支持。吴廷儒夫人采办杂货，在街上骑脚踏车兜售为生。

这些生活对吴廷儒夫人的个性有很好的磨练，今天，她不但对政治感到兴趣，而且自组了一支娘子军，是一支能够作战的地面部队。那些娘子军所领的饷，等于一般陆军的两倍。

除此以外，她又发动了一项妇女团结运动，足足有一百二十万妇女参加，她们负责主持托儿所和福利中心，而实际上却在全国各地担任政治情报工作。

吴廷儒夫人信奉天主教。对今天南越的佛教徒示威事件，她主张采取强硬的手段。她所建议的对付佛教徒的方法是：“用加倍的力量打击他们！”

尼克逊竞选美总统？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三年前被坚尼迪击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逊，最近又传说他有意参加明年的大选，再与坚尼迪抝一次手瓜了。

共和党原定的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洛克菲勒，一位是议员高德华。但这二人声望均嫌不足，可能一个也提不到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尼克逊将有被邀请出马的机会。

不过，尼克逊本人却是斩钉截铁地声明，绝不再竞选总统，他为了使大家相信这不是一种“姿态”，已于六月由加州正式迁到纽约。这表示他已放弃了在加州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至于成为纽约居民，至少要一年以后，才有投票权，这也表示他对于一九六四年的选举，绝无任何野心与企图了。

尼克逊与记者们相处得不好，有很多记者都找机会攻击他，但是他由西到东的搬了一个家，连一向专找他麻烦的记者，也对他无可奈何。不过，还是有人说：尼克逊虽已对六四年无野心，但他可能以纽约为新地盘，在以后的岁月里，伺机另起炉灶。尼克逊对此均一口否认，他说：他已决心不干了。

虽然他承认与公职无缘，但他不否认，将继续地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不断地就他的政治经验，发表演说，发表文章，以作贡献。因此，尼克逊依然是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他于六月迁居纽约后，一切停当，即偕同妻女，赴欧洲旅行访问，所到之处，各国元首，均以热烈接待，他也曾去了几个共产国家，出了一些风头，受到了东欧国家人民的欢迎。

纽约各报的专栏作家，在好几篇专访及分析性的专栏中，认为尼克逊已无意再作第二个杜威，但他们均认尼氏之识见及个人声望，仍将在共和党内，起领导的作用。同时，他对当政者的批评，仍将极具分量。这两位记者并认为在以后的政治发展中，如共和党能重掌白宫，则尼氏可能是最理想的国务卿人选。

尼克逊现在与一家纽约规模甚大的法律事务所合作，充当律师，收入甚丰，这份工作，对他是最合适的，律师在美国是很受人尊敬的，地位也很超然。他虽然已脱离政治，但他一年的开销，起码要六万元，其中大部分是要维持一个庞大的秘书处，负责料理他的函件，这也是美国一般任过公职的高级官员，最大的苦恼，虽已下台，仍要花大批的钱，回答各种各样的信件。许多民间组织，也会多方延揽尼氏，出任要职，其中包括前棒球协会主席及全美影片协会总理等职位，但均遭尼氏婉拒。

吴廷儒和勤劳人位党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自南越全国戒严，新闻受到封锁之后，谣言满天飞，盛传吴廷琰的弟弟吴廷儒已掌握大权，取代了他兄长的地位。但实情是否如此，还不能证实。

吴廷儒，现年五十三岁，一九一〇年十月七日出生在越南顺化，像中国人一样，幼读史书，年长时到法国留学，他毕业于法国古典学校，曾获文学士学位。返国后于一九三八年至四二年间任河内中央书院总务长，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任中区书院及图书馆管理员，后升任越南书院图书馆馆长。

在图书馆做事时期，吴廷儒认识了今天的“第一夫人”陈丽春。那时陈丽春只有十六岁，她的母亲强迫她爱上吴廷儒。吴把她叫“小表妹”，借书给她看，并且教她拉丁文。据说陈之与吴廷儒结婚，主要是为了要逃出她母亲的控制，而当时她母亲所赏识的年青人之中，还是吴廷儒是她比较看得顺眼的人。

吴廷儒对政治活动极有兴趣，早年即致力于社团运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间，他为了争取社团自由，曾先后在茶叻、河内、顺化、西贡等地发表“人格主义”及“社会人本位学说”的演说，而为社会所注意。他于一九五〇年组织“勤劳人位党”，并自任秘书长，同年出版《社会》杂志。他的活动，当时虽遭保大政府多方破坏，但他的一套理论却颇得越南知识人士欣赏。

后来吴廷儒又到欧洲各地去活动，在保大时代，保大曾经多次以部长职位拉拢他，但他没有接受，直到吴廷琰当政之后，他才担任吴廷琰总统的政治顾问。他至今仍是越南国会的庆和省籍议员，他对于经济建设相当重视，曾致力于发展庆和省第一单位经济下层基础。

吴廷儒所创“人格主义”，是把孔子思想和天主教义混合起来，他的兄长吴廷琰的施政，据说便是依据他这一套逻辑。吴廷儒主持的“勤劳人位党”，有党员七万人，这些党员在全国各地，实际上负担了一部分秘密警察的情报工作。

吴廷儒的学识是不错的，他不仅研究孔子之学、研究天主教的教义，他对于法国的诗也很有研究。

在这两年对付共党游击队的战斗中，吴廷儒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主持政府的“战略村庄”计划，在全国建立一万二千个“战略小村”，将农民集中其内，深沟高垒，由民兵防卫，使共产党不得其门而入。这项计划进展得很快，已完成了近三分之二。也是吴廷儒最大的功劳。

赫鲁晓夫打羽毛球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最近在莫斯科签订禁核条约后，曾应邀至赫鲁晓夫的黑海别墅会谈，虽然没有谈出什么道理，但与老赫作了一次羽毛球比赛。这场羽毛球赛，结果是老赫得胜，鲁斯克虽然是个中能手，却不敢喧宾夺主，伤害了“友谊”与“和平”。据说这是国际间的礼貌，亦可见外交官之不易为。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鲁斯克与赫鲁晓夫的球赛，实非运动，而是政治，这篇社论说：一两年前，美苏间之关系，别说没有情绪打羽毛球，连通讯“下棋”的心情都没有。因此，此一球赛，在政治意义上，实显示着两国紧张情势之冲淡，禁核条约之签订，大有功劳在。

打打羽毛球，看起来实是小事，轻松的气氛，却不平常，政治上的玩意，实不可思议。据一般观察，由于美苏关系的改善，赫鲁晓夫与坚尼迪之巨头会议可能早日实现。只要老赫乘联大开会期间，赴美一行，坚尼迪又乘机给他一个请帖，这样，巨头高阶层会，便开起来了。

对坚尼迪说，就老赫访联大之便，出一个请帖，尽地主之谊，实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看样子这次会面的机会很大。

一般来说，坚尼迪在最近的国际棋局中，一直是“春风得意”，着着占先。明年的美国大选对他来说，也是稳操胜券。唯一令他失意的，也许是另一件事情，那是他幼儿的夭折。

坚尼迪三兄弟的夫人们，同于本年春季宣布有孕，结果三弟艾德华，首先透露，其夫人已流产，罗拔·坚尼迪夫人，喜获一男，坚尼迪总统夫人，则亦破肚早产一男，惜乎此一婴儿，因肺部发育不全，不能呼吸，虽全国最权威的小儿科医师，五六人会诊，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全部使用，仍回春乏术，一条小生命，出世不及四十小时，即告逝去。

在美国历史上，六十八年前的克里夫兰总统夫人，是在其夫总统任内，产一孩子的最后一位。坚尼迪这个孩子，如能健全生存，应是近代史上惟一的“白宫小主人”。

像一般的父母一样，坚尼迪夫妇，遭此不幸，自然非常痛心，但他们夫妇所接受的安慰，却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举世各国，无不对总统夫妇表示同情与关怀。这个不幸所获得的宣传效果，不失为一项很大的意外补偿，对于坚尼迪明年竞选总统也是有利的。

“第一夫人”的女儿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

自南越佛教徒示威事件发生后，大家知道南越有个吴廷儒，还有一个吴廷儒夫人。现在，吴廷儒家庭更有一个少女，名吴廷丽水，也出名了。

吴廷丽水是吴廷儒夫妇的女儿。这个女孩子今年十七岁，可是在南越的娘子军（妇女军训班）中，据说，已以神奇枪法闻名。

这一个女孩子，正如她的母亲一样，是野心勃勃的越南花木兰，当她在外文书院刚读了大学一年级，考过期终考试后，便急匆匆地要到她母亲所办的妇女军训班去受训。受训时她非常努力，对于射击一课尤有兴趣，得分极高，最后考试打飞靶，她也得了一个满分，神枪手的名字是由此传遍西贡。

可是，吴廷丽水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她一心要受一般的新兵训练，因此，她又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西贡的王宫，而到席聂去参加女兵队，和一千零四十名女兵在一起生活，接受为期六个星期的军训。

女兵队的生活和妇女军训班是迥然不同的，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身，五点正，麦克风中哨音大作，每一个女孩子都非立刻起身不可，生活环境自然是非常苦的，因此她说：“每次受训结束回到王宫去时，那里的空气清新舒适，我简直觉得是过分的享受。”

她又说：“每天早晨五点钟的哨子声音是最可怕的，我一听到就怕死了。后来，我们这一连就改变方式，连长决定不吹哨子，由班长在麦克风上叫‘醒来！’后来，大家要准时起身，我们就不叫‘醒来’，而改用鸡叫声‘喔，咯，喔，咯！’这样，大家听了才比较好受一点了，特别是在从麦克风中叫的时候。”

女兵队的学科中，有地雷探测及拆卸。吴廷丽水认为都很刺激，但最有趣的还是女柔道，她学会之后，可以随时击倒一个男人。

吴廷丽水将来的志愿显然是在于政治和军事上面，她不急于认识男朋友，在女兵队受完训之后，又到淑德和广城两处基地，接受特种训练。所受的是伪装、警术、演习、战术及特种情报传递等课程。

这个女孩子的意志，和她的妈妈一样强，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据她自己说，她决不肯向男人示弱。有时，她父亲的施政，她也率直批评。仅这一点，就使她母亲——“第一夫人”陈丽春大叹“真吾女也”。

马来西亚与拉曼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

在十六日成立的新国家马来西亚，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四个地区。预料不久后，波罗乃也将加入。

这个亚洲新兴国家，是世界上橡胶产量最大的国家，新的马来西亚联邦，将有十二万九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七个种族的一千万人口。

在地图上，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划一道一千六百哩长的弧形，西起泰国边界，经马来亚半岛与新加坡，而至婆罗洲（加里曼丹岛）的北部海岸。构成马来西亚人民的，主要是马来人、中国人和印度人。

马来西亚的领袖拉曼常说：“我的野心不是强大的马来西亚，而是快乐的马来西亚。”拉曼是一个随便而轻松的人，他酷爱白兰地与苏打。他现在跟第三个太太在一起，收养了四个孩子（其中一半是中国人），在吉隆坡的总理府中，过着非常愉快的没有秩序的生活。他允许佣人们的七十个孩子，在官邸里乱跑，访问他的外交官员，会惊异地发现，一个仆人的孩子溜进居室，爬上拉曼的膝头。

拉曼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是从不读报。不过，有人将新闻辑要念给他听。拉曼是他父亲的第六个太太的第七个儿子，兄弟姐妹共有四十四人。他的母亲是泰国人。尽管拉曼在校时是并不出色，但他的皇室血统，给他带来了剑桥大学的一份奖学金，在那里，他开始研习法律。但是，拉曼旷掉了大部分的课，却极少错过一次茶会或酒会，令他最出名的成绩是：违犯交通规则受罚二十八次。

不出众人所料，这位王子未能通过他的律师考试。回到马来亚后，只在偏远的地方，担任低级公务员的工作。他四十二岁时，再回到英国去获取法律学位，才开始在独立运动中担任重要工作，由于他的年龄与他在政府中长时工作的经验，马来亚青年开始把他当作他们的领袖。那时，他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拉查克，现在，拉查克是他的阁中最被倚重的人。

回国以后，这位中年律师参加了联合马来亚民族主义组织，一九五三年，他接掌了领袖的地位。一九五五年当选为马来亚总理。

成立马来西亚一直是拉曼的梦想，现在，经过了几许困难，终于在他的坚持之下，这个梦想实现了。

鲁斯克与詹森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美国务卿鲁斯克自就任以来，似乎表现不大。一般人认为，他原是有才干的。但是坚尼迪没有放手给他干，因此颇感郁郁。

前些时候，盛传罗拔·坚尼迪（美总统的弟弟），可能“争夺”国务卿的位置，但种种迹象显示，至少在坚尼迪这个任期内，不至实现。罗拔·坚尼迪将于明春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开始为他兄长展开总统连选的各种部署。

如果他兄长在一九六四年连选连任的话，罗拔是希望换换位置的。这位年仅卅七岁的司法部长，对外交事务兴趣浓。但坚尼迪总统是否会把国务卿的位置给予他，却是一个未知数。

另一个在美国政坛不大得志的人物是副总统詹森。坚尼迪在遴选副总统候选人时曾经表示，他的副总统，将是一位有为的副手，他将赋予副总统重大责任。两年多已经过去了，詹森除去过东南亚各国以及柏林等地，并曾伴第一太空人格林游行以外，一直是无声无色。他私下对此不免有所怨言，有人认为，他的才能无所施展，已形同“浪费”。一度传说，他干完这任以后，已无意留恋，但坚尼迪却说，下届竞选，詹森仍将是他的伙伴。

詹森的野心，本来是在总统，由于党内提名失败，而被坚尼迪延揽，屈居第二把交椅。当时的政治“内幕”如何，无人得知，就形式上看，坚氏为争取南方诸州的选票，拉拢詹森是为上策，因此，乃亲往德克萨斯州农场，登门请求，一席谈话，终于获得詹氏首允。有人认为，坚尼迪当时可能答允于以后支持詹森出任总统，但现实政治趋向，并不作如此观。一九六八年，民主党候选人，从无人认真的考虑过詹森，看样子，这位政治家的前途将不大乐观了。

在坚尼迪“内阁”中，两个当权的要人，却不是民主党人。其一为国防部长麦纳玛拉，另一即为财长狄龙。二人均可称为精明强干，也实在的掌握着大权，特别是国防部长，以一个文人掌握军权，控制着庞大的国防预算，遇有重大国事，仍参预顾问。当初，坚尼迪延揽两位共和党籍分子入阁，且居重要职位，有人认为是他“能用人”的地方。同时，若有差失的时候，却可将过失由两党“分担”，实为“一举两得”之计划。

西德未来领袖艾哈德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

西德总理阿登纳很快就要退休了，代替他的地位的将是一个大胖子艾哈德。

艾哈德的身体像邱吉尔一样，达二百二十磅；他也和邱吉尔一样，爱吸雪茄，他吸的是粗雪茄，已经吸了二十七年了，据统计表的估计，他所吸的雪茄，如果一枝一枝地连接起来，将长达十三英里之长。

艾哈德是二次大战后的经济专家。一般人以为，西德经济之能迅速恢复，并达到今天的地位（它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第三个贸易国家，仅次于美英两国，而且是世界上第二个工业生产国家）完全是艾哈德的功劳。

一九四八年时，艾哈德给予那些穷困和营养不良的德国工人一个刺激，只要他愿意多工作几小时，他便可以多拿工钱。结果，这一刺激出现了奇迹。在币制改革后，劳力增加，又加上大量美援的注入（十六年间四十九亿美元）之后，德国经济便繁荣起来了。

艾哈德当了十四年的经济部长，使西德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艾哈德便也因而声誉日隆。据最近的民意测验报告，支持艾哈德为下届西德总理的，已达百分之六十的人数。

但是也有人认为，艾哈德并不是适合的总理人才，反对者中最主要的便是阿登纳。现年八十七岁的阿登纳，这些年来一直不让艾哈德继任总理职务，曾用种种不同的方法阻止他，一九五九年，他本来已经宣布要退休了，可是后来发现他所提拔的继承人根本不行，势非由艾哈德出来接替时，他又反悔，不愿退休，他竟说：

“艾哈德先生出来当总理，简直像要我当画家一样，根本不行！”

艾哈德在这种当众的侮辱之下，他始终保持缄默，从未对阿氏那不时带有恶意的毁谤，有丝毫反抗，只有一次，当一九五八年阿登纳拒绝退休时，艾哈德作出了准备对抗的姿态，当时艾哈德在华盛顿得到消息，便立刻赶了回来，宣布他要辞职了，他说：

“我无法再忍受继续不断的历史谎言，说我不如阿登纳那样适宜于领导德国人民。”

今天，阿登纳终于到了不能不退休的时候了，且看大胖子艾哈德有些什么表现吧。

西德将向苏联靠近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三日

西德未来总理艾哈德之受人欢迎，除了他在西德复兴工作上的贡献之外，另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特点，便是他的处理事务方式，恰好与前总理阿登纳相反，阿登纳非常独裁，实施寡头政治，但艾哈德却尽量征求别人的意见，经常向艾哈德提供意见的人，包括曾经拒绝参加阿登纳内阁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曼德，及现任外长斯洛德，艾哈德继任之后，曼德将继任为副总理，斯洛德则仍将蝉联为外长。

艾哈德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他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天所发的命令，要两批秘书来替他处理。他要他们当天记录下他说出来的要点，他们都用速记乱七八糟地记了下来，这些速记，是只有他的速记员才看得懂的。

西德今天最大的希望是与东德合体，统一德国。但由于美苏两国在核子禁试方面的协议，可能会构成一次高层的幕后交易，在这一项幕后交易中，西德人非常担心，德国的统一希望，可能又会拖延几十年。

目前，西德方面已经普遍引起一项疑虑，阿登纳坚定统治了十四年，可是统一德国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收获。艾哈德继任总理，没有人知道他对于这个问题将如何处理，因为，他对于外交政策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现在有一种迹象表示，西德的不变应万变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告一段落。西德极可能会摆脱过去一切依赖美国的习惯，而略向苏联方面亲近，以取得一个更灵活而独立的政策。

目前，西德所能进行的，便是和苏俄集团的贸易，在二次大战之前，德国的输出在东欧国家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现在却只剩下百分之四，西德商人是迫切希望和东欧进行贸易的。

艾哈德就职之后，至少有一项改革措施是可以预期的：阿登纳平时出门，坐一辆跑车，身旁坐了一名警卫，后面则跟了一辆满载特务人员的汽车，这两辆汽车常常以七十哩的车速，放着尖锐恐怖的警笛声，又放出一闪一闪的蓝色电光，像火箭似的在路上飞窜，迫使路人和其他车辆，不得不赶快闪避。当艾哈德继承总理时，他将只坐一辆汽车，而且只要一名警探陪着他就够了。

英国新首相许谟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英国的首相继任人选，爆了一个小冷门。既非布特勒或希尔森，也非财相莫德林，而是一向表示“无心政事”的外相许谟。

许谟现年六十岁，他是麦米伦的老友。这一次，麦米伦在病榻中郑重向女皇推荐，颇有“走马荐诸葛”的意味。大抵老麦觉得现有的热门继任人选中，没有一个能当大任，倒是许谟，虽非大才，却还不过不失，在国际上的关系也好，此时此际，还是以他来领导比较适当了。

许谟的外型是个谦谦君子，甚至给人有点“畏羞”的印象，但他外圆内方，对于一己的看法，颇能坚持。他的特长是善于用温和可亲的态度，解决意见纷争的场面。这种本领当然是作为一个外交人物所不能或缺的。

许谟出身贵族，生于苏格兰，曾于著名的伊顿学院和牛津大学受教育。一九三一年入政界，成为下议院的议员。一九三六年，他被任命为张伯伦首相（当时的财务大臣）的国会秘书，后来张伯伦出任首相，许谟仍然在他手下相助。张伯伦出席著名的慕尼黑会议时，他也随同在场。

其后，许谟曾因脊柱结核症而休养数年。病愈后，专心研究外交工作，发表演讲，参加辩论，处处显示他的判断与处事的能力。

一九五〇年，他承受父亲的贵族的封位，并进入贵族院，出任主管苏格兰事务的大臣。一九六〇年七月承继劳埃德而成为外相，直至今天。

当他出任外相的消息传出时，曾受到极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来自工党方面的。工党认为他不适宜于当外长，原因有二：一、英国外相近二十年来都是由下院中产生的，这是因为他必须答复下院的质询，可是许谟却是世袭的贵族。第二、许谟过去的资历，很不适宜出任外相，尤因慕尼黑的事件，他也参与其间之故。

今天，许谟出任英首相，工党方面认为他是一个极易击败的对手，因此而表示兴奋。

许谟一向主张积极的反共，但他以为应该让中共加入联合国。目前他的政策，相信还是继承麦米伦的道路。

最有权力的女人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今天世界上有多少有权力的女人，这问题或许是许多人感到兴趣的。

英国女皇伊莉莎白二世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人物。她是世界各国女王中，影响力最大，也最常常受到提起的女人。荷兰女王不能与之比拟。

以女性身份而出任一国总理的，首推锡兰的班达兰奈克夫人，她自丈夫遇刺身亡后，即承继他的总理职位，并兼掌国防、外交两大部门，责任之重，声势之隆，无出其右。她领导锡兰政府，采取中立政策，至今国家安宁，政务井井有条，称得上是当代一位奇女子。

与锡兰邻近的印度，也出了一位出色的女性，她是曾任联合国代表的潘迪夫人，在印度，她与她的兄长尼赫鲁总理，及财政部长狄西，并称为三个最佳的政治头脑，她随时被召出任政府部门的首长，甚或总理，均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南越也出了一位使人注意的女性，她是最近的新闻人物，号称“第一夫人”的陈丽春，不过她赖以出名的不是她的才干，而是她的泼辣，这就使人不敢恭维了。

在英国，出名的女性首推莎拉巴克小姐，她是工党的要员之一。具有三十年的政治经验，和出色的组织天才，没有一个男子不乐意听她的指挥。

此外是阿丽丝贝根，她任议员达十八年，她是工党的出色的政治头脑之一。在未来的英国大选中，她还是工党策略的主要制订者。以上两位女性，在英国保守党就找不到一个足与匹敌的人才。

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女人是《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嘉芙琳夫人。她的丈夫最近吞枪自杀，由她接任职位。嘉芙琳夫人出身书香世代，自幼熟悉报馆编辑工作，风度高雅，令人望而折服。目前，销量极广的美国《新闻周刊》也在她管辖之下。

在共产国家中，出色的女性人才很多，不过不大为外界报章报导。例如捷克的副总理珍可夫歌娃，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她的政治能力是没有人怀疑的。

又如匈牙利的华纳丽宾姬，曾任文化部长，影响力极大。保加利亚的杜多洛娃和德烈歌芝娃都是共党妇女界的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中国，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也是经常受到国际上注目的人物，这两人，一在大陆，一在台湾。不过在才能上的表现，似乎不及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女人。

美国的第一夫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日

美国总统坚尼迪的夫人谢桂莲（又译杰奎琳，编者注），当她开始出任第一夫人时，年才卅一岁，可说是最年轻的总统夫人之一。（老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爱蒂丝进入白宫时，年才廿五岁。）

谢姬（美国人对于桂莲的一个亲昵的称呼）生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廿八日，现在还只是卅四岁。她小的时候，非常喜欢骑马。六岁时，她已有自己专骑的小马，十二岁，便已公开在赛马场中出现。长大后，她始终爱马不变。

一九四四年，她进入康涅的克州波德女子贵族学校念书。毕业时，她在志愿表上注明：“不准备做家庭主妇。”可是，她现在在白宫中却成为最标准的主妇了。

一九五〇年她到巴黎去求学。一年后，又回至华盛顿大学继续攻读。毕业后，在华府某报社任职，周薪为美金四十二元五角。

一九五一年当她是学生时代时，在一个晚宴中，她遇到了麻省民主党代表坚尼迪，当时坚氏年才卅五岁，已准备竞选参议员。一九五三年正月，他果然如愿以偿。同年九月十二日，谢桂莲便与坚尼迪结婚——开始度她的家庭生活了。

夫人每天经常和人握手达数百次之多，她每星期接到各界寄给她的信件，常在六千封到九千封之间，白宫内特地请了三个专人，为她处理远近各处来往的信件。

坚尼迪认为第一夫人并不是国家的公务员，因此，她的职责和总统并不相同。她服务的对象，和普通的主妇一样，是她的家庭。至于必要时陪伴总统对外应酬或至各处旅行，那是她的额外工作。

谢桂莲的个性是很喜欢游玩的。可是贵为第一夫人进入白宫之后，就可比鸟儿被关在笼里一样，不能那样随便了。她在最初进入白宫时，曾经和人谈起，她好像一头飞蛾，被关在房子里，每天向窗子乱闯而不易飞出。年轻的太太们，当然是不惯过这种拘束生活的。有一次，她戴上了假发，穿上了护士的衣服，化装后带了她的爱女卡萝，悄悄地溜到华盛顿儿童乐园玩了一天，居然没有给任何人识破。事后，她和人说那天她们玩得非常痛快。

坚尼迪时常和人谈起：“我白天在办公室中日理万机，绞尽脑汁，伤尽脑筋，因种种问题展开冷战。可是我一回到家里，就立刻感觉到换了一个天地了。因为我的太太，决不会再以家中琐屑问题，继续向我噜苏。更不会再问我：‘今天寮局如何？越局又怎样了？’”

承继父亲之妻的国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

北非最近爆发了战事的新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边境上发生了冲突。摩洛哥国王哈辛二世因此很快成了新闻人物。

哈辛二世今年卅三岁，人长得相当英俊。他的财富约在数十亿美元以上。最近他的十九岁妻子拉蒂花给他生了一个爱子。全国鸣炮，接连数日不停。这炮声刚一停下不久，迎击阿尔及利亚的炮声又跟着响起来了。

最有趣的是，摩洛哥这个国家没有皇后，拉蒂花的名份只是国王之妻，而并不是皇后。她的名字只有在她出嫁的那一天被提出来向公众公布，以后就绝不会再有人提出。

哈辛二世在年轻时，曾经干过苦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这是摩国的传统，皇子也须做过苦工才能够承继王位。然而，他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他到欧洲旅行时，三数天内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款额达到一两万英镑。对于女人更感兴趣，会把价值数万镑的礼物赠送给他喜欢的女人，然而，他对他后宫里的成百美女却一点也不感兴趣。这主要是由于他受过西方教育的洗礼。照摩洛哥的传统，国王死后，他的后宫诸侍妾，都要由儿子承继。哈辛二世认为这等于是乱伦，因此拒绝接受，而且把她们当成庶母一样予以照顾。

一九六一年他在登位的第一天，就召集首都全城的百姓，然后自己脱下上衣，赤着上身拿起锄头干起活来，这是他向百姓宣布，他登位之后，仍然不忘穷人之苦。他一直都保持着从事劳动的习惯。

哈辛二世买东西的脾气实在非常奇怪。例如他去年到伦敦时，在一家店铺里一下子买下了二百三十架电视机。四月间到纽约时，他在一家汽车行里，在三十分钟内就成交买下了五十部最豪华的卡蒂拉克汽车。在纽约，他曾向一家酒店一下子订好了供三百人吃的酒席，同时又买下几千张床单、手巾、毡子及各种日用品，几乎把一家规模极大的百货公司的存货一口气买光了。

他在美国时，坚尼迪夫人请他到百老汇去看舞台剧，但由于他生平不肯到普通戏院去看戏，逼得美总统夫人不得不把那戏班子召到白宫去演出。

陈丽春的自恋狂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四日

南越总统吴廷琰和他的兄弟吴廷儒已因政变而惨死。在这里，不免使人想起远在美国的南越第一夫人陈丽春，她的心情将是如何？亲人的丧生、权力的丧失、有家归不得……这种种滋味不是好受的。最令她难过的大概还是身在美国访问、受着美国人的接待，而美国人竟在她“背后刺了一刀”，将她的丈夫和亲人害死，并抢去了吴家的权力。这种打击，恐怕不是一个女子所能轻易受得了的。虽说这种恶化局面未尝不是因她而起，但想起她的遭遇，也不免使人感到几分同情。

美国的著名女心理学家佐丝波达丝（Joyce Brothers）最近撰文将陈丽春分析一番，认为她有严重的“自恋狂”。

所谓自恋狂（Narcissism）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或可称为“自我崇拜”。这种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过分宠爱，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视，因而发生一种心理变态，追求权力，性情孤僻，不惜想尽办法牺牲别人以满足自我。

在历史上，阿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具有自恋狂的人。他的母亲，将他宠爱无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么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陈丽春虽然也有自恋狂，但她的情况与阿历山大大帝不同。陈丽春的父母对她并不宠爱，从最近陈丽春登门访父，陈文章拒不见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为陈文章夫妇对陈丽春的兄弟姐妹偏爱，却对她带着歧视的心理，才使她成为如此冷峻倔强的女人。

佐丝波达丝认为，陈丽春这种人，对她的丈夫与子女也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她对这些人当然也有某些感情的，但这种感情只是一种占有欲，而不是亲人之间的情感。

她表面上似乎是十分坚强的，但她的感情可能非常脆弱。

因此，当她碰到像今天这样重大的打击的时候，可能在情感上是整个垮得抬不起头来了。

戴高乐有了对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

和朋友们聊天，谈到各国领袖的继承人问题时，觉得最危险的是法国。戴高乐一死，由谁来接任，确是一个难题。法国举目上下，找不到一个杰出的人才。

然而戴高乐今年已七十二岁了，他毕竟是要去世的，对于这问题，老戴本人答得很幽默，他说：“不用担心，只要我死了，那个继承人自然会站出来。”

上月间，这位老先生作了一个戏剧性的宣布，他说，他将继续竞选下届总统。

这消息令反对他的人啼笑皆非，戴高乐的任期原定于一九六五年届满，不过他可以随时选择对于他最为有利的时机，用辞职的方法，来提前举行大选。目前反对戴高乐的力量，显得四分五裂，几乎没有一点表现，他们已经深切感觉到，如果他们要和戴高乐对抗，惟一的方法便是团结起来，合力支持一个人出来竞选。

不过，选什么人呢？那些老人像曼德法朗士，皮奈，或者莫莱都已经不行，至于年青的，像费尔，或者以前的阁员梅德朗，那一些激进派，也都是不得众望，现在在法国似乎再没有什么人能够和戴高乐分庭抗礼了。

据法国一家独立的《快报周刊》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和戴高乐竞选一下，这个人叫“某先生”。后来据悉这“某先生”是马赛市长德费尔，他是社会党的议员。

最近反对戴高乐派的主要人士，一致认为德费尔是他们最理想的总统候选人，上星期，有一个中立的政治家概括地说：

“如果真正有一位所谓理想的敌对候选人的话，那便是德费尔了，他具备了一切基本的条件，他曾经参加过抵抗纳粹的运动，在第四共和国时代出任阁员而有良好的名誉，私生活没有瑕疵，在电视上很动人，今年五十三岁，年龄非常适当。”

德费尔的资历是很理想的，战前当过律师，纳粹占领时期，他参加地下武力，组织巴黎和里昂的游击队，法国光复之后，他出任马赛市长，一年以后，他当选为国民大会议员，并出任新闻部长，以后又出任海军部长，海外领土部长，他拟订了著名的训政法案，那是法国在非洲十四处殖民地自治的基本法案。

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德费尔在第四共和国时代的纪录，也是非常清白的，而且，那一时期，他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在十年中，他已经把法国第二大都会马赛，从破产、黑暗，和奄奄一息的一处港口，改造成为一处光耀夺目、美轮美奂的都市了。

德费尔整天工作，他的私生活却是非常严肃，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虽然没有戴高乐那种大言不惭的习惯，他的演说却也非常动人，他比戴高乐年轻十九岁。

德费尔到现在还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不过，他已经着手准备竞选了，许多人认为，要想进艾里赛宫的一条捷径，是从克里姆林宫到白宫，他曾对朋友说过，他准备年底以前访华府。

英相下放工厂农村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

英国新上任的首相许谟，最近为了争取人心，不惜降贵纡尊的深入民间，与农民打成一片。他上周在苏格兰的高地伯斯郡的活动，据说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农民们至少觉得他是平易可亲的人，关心民间疾苦。这一带地方，有史以来，只有过一次为达官贵人所访问，那是一七四五年时，查理亲王曾驾临此处。那一次，居民感到莫大的光荣，迄今仍未忘怀。

许谟每到一个乡村，一定普遍访问各个农舍，他和牧人握手，和小店铺老板握手，和农民一块下地，到酒吧间与人民共饮啤酒，和铁匠在一起，一面帮他们做活，一面和他们闲谈。他穿的衣服都是古旧的，和当地居民没有什么区别。每到一个地方，随便择定一个地点作为讲台，然后发表平易的政治演讲。当他要爬上一架运草车上面不慎而跌下时，他却利用这一跌跤，说出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也好，现在摔下来总比日后摔下来要好一些！”他有时也要爬上传统为讲演而设的柱子，他却也能站得稳，这使当地居民觉得许谟的确是和他们一样干过苦活的，否则，哪能在讲演柱上站得稳呢！

他的演讲内容，无所不包，从谷物价格谈到东西方国家的关系，每次演讲，都是十分通俗。他在阿伯费勒地演讲时，由于疲乏了，不客气地坐下来。这又使居民大为感动。因为一般的英国贵族和大官，为了保持身份，绝不愿在演讲时，对着那么多的听众坐下。

他还敢于到工党势力最强大的工业区考城，那是在伦敦北面只有三十哩路远的一个制造自动机械的中心。他很坦白的向该地的工人吐露出他的政纲，他说，他本人只是一个傀儡，受着人民与政府牵动。他又说，作为一个苏格兰人，并不见得要比英格兰人少懂一些学识。（这句话在苏格兰说来特别动听）一般地说，英国人个性趋于保守，但求人民能自食其力，丰衣足食，与世无争。而工党的政纲主义，却正与这宗旨相反。观察家认为，许谟的演说可能引起工人的好感，而使他们对工党的信心发生动摇。

匈牙利作家谈赫鲁晓夫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匈牙利籍作家乔治·米基树（George Mikes，后一字应照匈牙利的读音），是英国当代有数的幽默作家之一。米基树在二十四年前抵达英国，今年大约是五十岁。他的作品有十余部，每一部都很畅销，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怎样做一个外国人》，写他初到英国后的感受，印行达二十九版，销数二十五万册。

米基树在英国住下来写作，颇有一段戏剧性的经过。二十四年前，他只是一个年青的记者，代表匈牙利报界到英国采访，原定逗留的时间只是两个星期，但米基树到了最后一天，爱上了英国，从此没有回到匈牙利去。

在英国住下来，他陆续写了《东方是东方》、《牛奶与蜜糖》、《意大利指南》、《莎士比亚与我》等幽默小品。大抵他的风格与英国人很接近，因而甚受欢迎。米基树在一部新作《如何能与众不同》中，总结了他在英国居留二十余年的经验。在这本书中，他谈到了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说赫鲁晓夫是自由世界所欢迎的小丑，他是最得西方人欢心的苏联领袖。赫氏具有一种幽默感，是一个愉快而机智的老家伙。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苏联人，英国人会把他当作一个可爱的老式自由主义者，甚至会选他作牛津大学的校长。

米基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三年前，那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被中共指斥为亲西方的修正主义者。今天来看米基树对赫鲁晓夫的形容，似乎更为贴切了。

米基树在同一本书中写道，现代人（他指的是英国人，但实际上可代表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对真理的信念非常模糊，对足以影响世界的大问题反应冷淡。举例来说，禁止使用核武器是一件足以影响人类前途的大问题，但在英国，根据民意测验，只有百分之二点二的人赞成，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反对，百分之九十六点一的人对此问题竟表示不懂。

假定你是一个反对核武器的人，你拿了一篇洋洋万言的理论，你可以得到世界各国要人的注意，你的作品可以在高级的杂志上刊出。但你不用太高兴，你的影响所及的也只是那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的人而已。

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新任美总统詹森曾这样说过：“女人在我生命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实在是他的真心话。在他的生命中起着最大作用的女人，是格罗蒂亚，那就是他的太太，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

格罗蒂亚今年已经五十岁了。她是忙碌的华盛顿市里最忙碌的夫人之一。她为红十字会包扎绷带，为一些无特权的穷苦孩子们倒牛奶。她同时又管理她自己的百万资本的事业。她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所招待的人从太空人到不识字的巴基斯坦籍的赶骆驼人。她对人永远是带着德克萨斯州所特有的那种豪爽，华盛顿的新闻界喜爱她，认为几乎找不到有一天在社交栏上没有她的照片！

她是阿拉巴马州一个店主的女儿，她父亲后来变成大牧场的老板。当她于一九三四年遇见詹森时，她刚从德克萨斯大学毕业。她的工作是给众议院议员克勒伯当秘书。那议员也是著名的大牧场的老板。

格罗蒂亚自承对詹森一见钟情，当詹森和她约会十个星期之后，两人就结了婚。这种近乎闪电式的婚姻，据她说，她的母亲是反对的，然而，她的爹地却一于赞成，而且还有一套赞成的理论。他说：“在匆忙仓促中，往往可以得到一笔大斩获。”这是生意经的一项原则，想不到在爱女的婚事上，却是一样灵验，使她一蹴而登美国第一夫人的宝座。

詹森结婚时，他的收入每月只有二百六十元，但他们有办法过日子，在华盛顿租上月租四十二元五角的公寓房，每月以十八元七角五分去买储蓄券。在詹森首次参加议员竞选时，她向她父亲借来一万元美金给他作活动费。

在竞选时，她管理电话，颁发小徽章，又当交际员，当她觉得詹森的演讲太长了，她就给他递条子说道：“够了！”她的意见，大半都成为詹森的行动方针。

她的大女儿今年十九岁，二女儿也已经十六岁了，她成为副总统夫人时，建造一座有暖气的寓所，耗资一万五千元。她从父亲处承受的遗产有六万七千元现款及二千九百英亩棉花地及木材地，她通统投资到电台电视上，且又兼营牧牛场及股票买卖。今天她已拥有约五百万美元的资产。但她仍然非常节俭，据说，要花一个仙，也得反复考虑。

狄托有三个太太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世界最富有的共产党人，当推南斯拉夫总统狄托（又译铁托，编者注）。他拥有英国名厂劳斯莱斯汽车和卡地莱厂轿车各一辆，宫殿室的大厦一座，及半打其他各式各样的别墅，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区。

狄托今年七十一岁，最喜欢到各国游历。南国人民碰面有一句笑话，说如果月球上有人居住的话，他们的总统也一定去访问的。仅仅最近两个月，狄托就到过美国和拉丁美洲多国访问，并租用了一架特别豪华的大客机作为专机。

狄托共结过三次婚。这是据已知的资料而言，他有无更多的情妇，一般人不大清楚。南斯拉夫虽然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国家，但在领袖的婚姻事件上，却保藏得与其他共产国家一样隐密。狄托的现任妻子名卓温嘉，是一个蓝发美丽的女人。她过去是南国反纳粹游击队中的一名少校。狄托在一九五二年与卓温嘉结婚，婚礼在秘密中进行。今天，卓温嘉以第一夫人的姿态出现，在招待国际要人的场合中，很出风头。

狄托的第一位夫人是个苏联女人，那时狄托居留在苏联，一九一七年结婚。大战前，这位夫人去世。她为狄托生下一个孩子。现在这孩子在政府服务，但地位并不高。

狄托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结婚，对象是一个斯拉夫族女子。一九四七年离婚。

狄托很讲究面子，一九六一年不结盟国家会议在南国京城开会。他下令建设无数大酒店，赶工完成。今天，南斯拉夫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度假胜地，有如法国一般的豪华美丽。

除了狄托之外，南斯拉夫的其他高级领袖都住在豪华的“富人”住宅区，都有汽车别墅和随从，俨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亨。据说，赫鲁晓夫今年访问南国时，很为这种现象“感动”。

痛悼最优秀的敌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

法国的优秀的记者让·丹尼尔最近代表《巴黎快报》访问卡斯特罗的时候，刚好坚尼迪遇刺事件发生，他生动地报导了卡斯特罗对美总统的可贵感情。丹尼尔这样写着：

古巴时间下午一时卅分，我们正在卡斯特罗的郊外别墅，忽然有一个电话给卡斯特罗。他听电话时，惊讶地喊道：“什么？行刺？”挂上电话后，他就把消息告诉了在座的人，然后说：“受伤了！很严重吧？”接着又一连说三次：“这是坏消息！”

就在坚尼迪遇刺当日，卡斯特罗还在同丹尼尔评论美国的拉丁美洲的问题。他当时说：“为了北半球的和平，美国必须有一位足够了解拉丁美洲的爆炸性现实的领袖，而且能使自己适应这现实。那个人，可能是坚尼迪。他有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可能。”卡斯特罗没有听到坚尼迪遇刺的消息之前，是谈笑风生，爱说俏皮话。得到噩耗后，整个人忧郁起来，他只是焦急地自言自语地说：“是谁干的？是疯子？是三K党？”当电话又来了，报告坚尼迪还活着时，他高兴地说：“他一定会再次当选！”几分钟后，坚尼迪身故的消息来了，他叹息说：“一切都要变了，美国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使它的总统之死亡足以影响全球各个角落的千百万人民。冷战，与苏联、古巴、拉丁美洲的关系，黑人问题，一切的一切都必须重新估计。坚尼迪是我们所熟悉的敌人。这真是一年大事！一件大事！”

此后的十五分钟内，他一直一言不发，收听着从美亚美播来的广播。突然间，响起美国国歌的曲调。卡斯特罗低声说：“古巴人一定要谴责这种暗杀行为。在世界上，也可能会有人为此事而高兴，例如南越游击队，我说，事实上那位吴夫人也会高兴的。”

当他听到电台上广播说，有人以为凶手是苏联间谍时，他怒喝着说：“看，果然不出我所料！接着一定会有人说，凶手是我派遣去的呢！”这果然不出卡斯特罗之所言，凶手跟着又被肯定是卡斯特罗的拥护者。卡斯特罗怒不可遏地说：“这是诬蔑！这是可怕的！”但他迅即冷静下来。丹尼尔当晚在大街上，看到古巴人脸孔上很明显的都被惊讶、哀愁、愤怒与关怀的感情所笼罩着。

人物之二：社会精英 史东希尔为何许人？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菲律宾副总统贝拉斯，最近辞去兼外交部长的职务，据说是不满司法部长对他的指责，说他曾接受美国大亨史东希尔的贿款。贝拉斯愤然说：“这全是谎言。”

在司法部长的电视演说中，他还提出很多其他要员与史东希尔有关系。由于他的指责，已使菲律宾政坛发生了很大的风暴。究竟史东希尔是何许人？他为什么有那样大的力量，令人仅仅提起他的名字就会感到不安？

史东希尔是一个脑满肠肥、个性粗率的芝加哥人。他原名史顿贝格，一九四二年改为史东希尔，改名的原因据他说是因为“德国名字在那时不很受欢迎”。

史东希尔曾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五千万美元的企业王国，他曾自夸道：“我就是菲律宾政府。”

史东希尔在菲律宾的行为，一年半前使刚上任的菲律宾总统马嘉柏哥颇感厌恶。马嘉柏哥在竞选期间曾保证要消除前总统加西亚时代的贪污行为。前年三月间，马嘉柏哥下令将史东希尔驱逐出境，指控他“破坏经济”、“逃税”、“干预政治”、“贿赂公务人员”等罪状。

史东希尔在菲律宾的事业，开始于二次大战期间他在菲律宾服役之时。那时，他令部下助他利用空余时间去做点生意，以赚些钱补贴费用。因为做生意赚了钱，他买了一部小轿车自用。退役后，他决定留在菲律宾，因为在菲律宾谋生较易。最初他以售卖圣诞卡赚了一笔钱，不久就做美国陆军剩余物资的生意。后来菲律宾限制美国香烟进口，他就开始在菲律宾的山上种植美国维珍尼亚烟草，居然成了菲律宾的香烟大王。他制造的香烟牌子是“幼犬牌”。

他以繁盛的香烟业作为基础，向石油、玻璃工业方面发展，同时他不惜以极贵重的礼物送给当时的政府官员，并以大量金钱资助他们选择的政治候选人。据调查人员说，他私运香烟纸到菲律宾，自称为“学校用品”，菲律宾禁止美金运带出境，他却私运了三千四百万美金出境。

史东希尔案的被发现，是他以前雇用的一个叫史培曼的人控告而揭发的。史培曼控告史东希尔及其手下一名爪牙企图谋杀他。史培曼提出控诉后两个星期，就在马尼拉失踪了。据官方说，史培曼是被人在一汽艇上用木棒击毙。

就在此时，史东希尔表示愿意自动离开菲律宾，自称是身体不好，须易地保养，其实，他是想将来可随便返回菲律宾。但马嘉柏哥总统却不愿他再回到菲律宾，于是就下令逮捕他，指其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立即驱逐出境。今天，史东希尔已被驱逐一年，想不到他的名字仍然在菲律宾引起不快的后果。

一个名报人的死

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

本月三日，美国著名报人葛拉咸在维珍尼亚州吞枪自杀。这新闻对一般人也许不大重要，但却轰动了美国报章，连美总统坚尼迪也感到惊愕和哀痛。

读者中知道葛拉咸的人大概不多，但他们一定知道美国有一本《新闻周刊》，销行及于全世界；你也许还知道美国有一份《华盛顿邮报》，现在是美国朝野最注意的报纸之一，销数四十余万份，葛拉咸就是《新闻周刊》及《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本栏常常引述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及艾索普，这两人都在他的旗下服务。

葛拉咸今年四十八岁，他虽是一个成功的报人，却不是干新闻出身。他没有学过新闻，在哈佛读书时他是学法律的，他之能进新闻界，完全是为了他的夫人的关系。一九三九年，那时葛拉咸只是一个律师的书记，他因公到华盛顿，结识了《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梅耶的女儿嘉芙琳，梅耶便邀他在《华盛顿邮报》当助理编辑。不久，他和嘉芙琳订婚，一九四〇年六月结婚。

二次大战时，葛拉咸应征在空军服役，曾到过远东，退伍后，他原想从政，可是他岳父却要他到华盛顿去协助他，一九四六年元旦，他便出任邮报发行人助理，六个月之后，正式继梅耶为《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梅耶则自任董事长。接着，他又收买了《新闻周刊》和两家广播电台，到去年七月间，他和《洛杉矶时报》合作，组成了一家邮报时报通讯社，在华盛顿成为一家仅次于《纽约时报》的大规模新闻机构，并派出大批记者在世界各地采访，因而他的《华盛顿邮报》销路，从五万份一直涨到了四十多万份；他的《新闻周刊》，发行数目也一天大似一天，最后，他更进而网罗人才，首先拉拢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不久又拉拢艾索普，使《纽约先锋论坛报》的华特尼大受影响。

在这种情势之下，葛拉咸颇有雄视天下之概，他竟向华特尼建议，把《纽约先锋论坛报》的华盛顿分社，和他的邮报时报通讯社合并。这一句话，引起了华特尼绝大的反感，结果《纽约先锋论坛报》反而和葛拉咸的重要敌人费尔特的《芝加哥太阳时报》合并了，这一措施，自然使葛拉咸在业务上受到打击。

葛拉咸支持共和党，但是《华盛顿邮报》据说并不因他的关系而完全偏袒共和党。这一次，葛拉咸之死是在维珍尼亚州他自己的乡村居所，以小口径枪自戕。在死前他因病曾在一家医院治疗六星期。死因不十分明白。有人以为他在事业上受了某些打击。

美总统坚尼迪在闻到他的噩耗时，感慨地说：“这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国家的损失。他是一位卓越的报人，具有优秀的领导才能。我深感惊愕哀痛。”

最伟大漫画家大卫罗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本报每天选刊一幅国际时事漫画，读者也许会问：画时事漫画的人中，最出名的是谁？

我的答复是大卫罗。这位漫画家笔调简洁，讽刺辛辣，可以用广东俗语来说：佢认第二，冇人认第一。不幸，这位漫画大师已于本月十九日以七十二高龄逝世，他的死，使欧美两洲每一位关心时事的读者都感到像丧失亲人一般的哀痛。

这位出生于纽西兰（新西兰）的画家，是第一次大战之后到达伦敦的，他发现当时伦敦的漫画仍拘泥于维多利亚王朝的虚伪礼貌之中，这种画看来，还没有一杯淡茶那样过瘾，他说：“当时，大家认为使政治家出洋相是一项卑劣的行为。”于是，他就替伦敦明星晚报画这一种漫画，让许多政治家大出洋相，当有人因为出了洋相之后，当面骂他是“无聊”时，他便说：“我是无聊，目的是希望人家脑筋清楚一点！”

大卫罗的相貌很丑，不过常常带着笑容。嘴角留着一撇胡子，出门时他戴着礼帽，手里拿一根手杖。不过，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充满了谦虚和热情的表情，他常说，这个世界上那些好强称雄之辈，你不能说他们全是坏人，他们尽其量不过笨一点而已。他做人保持忠厚，但是他的作品并不如此，六十年来，他以他那锋利的笔尖，对世界领袖，一个个地猛烈抨击得体无完肤，那支卡通画画笔，横扫了手中掌握着百万大军的暴君。

大卫罗在一九二七年接受报社的聘请时，曾经说明，他的画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甚至抨击他的老板勃鲁克本人。有一次，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又译埃塞俄比亚，编者注），报社老板和编辑部通电话，要他们不要对墨索里尼攻击得太厉害，谁知道，大卫罗竟把勃鲁克的像，画成三只猴子，每一只上加了一条说明：“别看阿比西尼亚”、“别碰阿比西尼亚”和“别说阿比西尼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卫罗的漫画是风行一时的，他抨击希特勒和日本军人不遗余力，他甚至抨击张伯伦首相拿了一把伞到慕尼黑去签订协定。希特勒曾为他的画大发雷霆，正式向伦敦政府提出抗议。

大卫罗是漫画成就而获得英王室加封为爵士的第一人。他常常把英国首相邱吉尔幽上一默，邱吉尔看了之后，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呵呵大笑起来，他说大卫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卡通画家，他说：“对于一匹在原野上奔跑的野骡子，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

一个女间谍的事迹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闻周刊刊载了一个英国著名女间谍的事迹。这女人名叫伊莉莎白·派克，在二次大战时建功不少，上星期以喉病逝世，死时年五十三岁。

她原是美国人，但却作了英国的情报人员。当二次大战爆发时，她已经结婚九年，她的丈夫是英国外交官亚瑟派克，年龄几乎比她大两倍。她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的女儿，其时二十九岁，喜爱冒险，风度优雅而迷人，加以曾混身于欧洲外交圈内，所以对国际事务，已经颇知一二。法国沦陷之后不久，她离开丈夫，回到了美国，立即加入了英国安全协调局。

伊莉莎白的第一次任务，说来连最机智的间谍老手也要为之咋舌：她奉命取得意大利的海军密码簿子。意大利海军武官里阿斯跟身段苗条的派克交往了几个礼拜，便为她所迷，不声不响地献出了他的密码簿子。英国海军自此以后即洞悉意大利海军动向，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希腊马特班角，英国皇家海军以寡敌众，卒能大获全胜，便是得力于这份密码簿子。

对美国，伊莉莎白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得到了法国维希政府外交使节以及法国舰队所使用的密码，如无这份密码，盟军登陆北非，可能要丧失数万生命。以华府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伊莉莎白引诱了当时维希政府驻华府大使馆的新闻参事布鲁斯上尉，利用他的痛恨纳粹心理，使他成了伙伴。

她盗取大使馆密码的时候，是假装与布鲁斯幽会。他们买通守门人避开，但引起守门人的怀疑。当他们在盗取密码的最重要关头时，突然门声响动，守门人用强力的电筒从头到脚照着他们。终于，他说：“对不起，夫人，一千个对不起。”便从走廊上溜走了。原来在向保险柜动手脚之前，伊莉莎白早已预防万一，混身脱得光光的，装成真的幽会的样子。

伊莉莎白长得清丽绝伦，她本人的生活还有很多戏剧性的地方。很可能，荷里活会将她的事迹拍成一部电影。

杂感：哲理与和平 “真理是白色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日

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往往把共产主义比作一种宗教，说中共和苏联的争执，等于是中世纪各种宗教教派的争辩，大家引经据典、自居正统，而以对方为邪说异端，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著作中便常有这种观点。当然，不论是中共或苏联，对这种说法都极为恼怒，说是资产阶级学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在我们看来，真理都有其片面性。儒家尊孔，道家便把孔子贬得不值一文，韩非子更认为所有儒家都该当砍头。百年之后再看今日，或许会觉得中共和苏联在学理上的争辩实在愚蠢可笑。

初中学生读物理，学到光学之时，老师会拿一个纸做的圆盘给大家看。盘上涂满了红黄蓝黑橙紫青绿各种各样的颜色，他把这圆盘极快的转动时，那圆盘登时变成了白色。

法国的大文学家法朗士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做《圣克莱之井》（Le Puita de Sainte Claire）。他的小说有很多中文译本，如《泰绮思》、《圣女贞德传》、《企鹅岛》、《小彼得》等，其中一部《红百合》，是曾任本港《国民日报》（《香港时报》的前身）的副刊编辑金满成译的。但这部《圣克莱之井》，似乎还没有人译过。

书中的故事是这样：有一天，一位圣僧问魔鬼，真理是什么？魔鬼答道：“真理是白色的。”圣僧非常高兴，因为他亲眼见到魔鬼大显神通，他既说真理是白色的，那么真理自然是白色无疑的了。他长期苦苦思索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确定的答案。哪知魔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不错，我说真理是白色的，但我可并没有说真理是纯洁无瑕的。你以为白色就是纯洁完美，是不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来指点给你看。”

于是他伸手一指，圣僧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轮子。轮上光怪陆离，绘着千千万万个人像，深红浅红、鹅黄嫩绿，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每个人像代表一种宗教或哲学，每个人像手中举着一面小旗，上面书明某教某派、乜乜主义、物物主义，大概左倾教条主义、右倾修正主义均在其内。有的旗上写道：“世上唯有一神。”有的写道：“天地间有千神万神。”（如果法朗士有先见之明，那么有些旗上一定写道：“帝国主义者是纸老虎”，有些旗上写道：“纸老虎有核子牙”）总之互相矛盾冲突，那圣僧只看得眼也花了。突然间圆轮转动，越转越快，雷声隆隆，那圆轮变成了一团白色，形如满月。魔鬼大声笑道：“这就是真理，你看清楚了么？真理是白色的。”

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读了中央社所发在伦敦访问周榆瑞的通讯。那是中央社写得较好的通讯，作者的文笔很生动活泼，其中描写周兄谈到放屁的一节，很能抓到他那种“粗鲁的幽默”的特性。文中说，当他在大陆看管所中进行思想改造时，有一天忽然大放其屁。看守员进行干涉，他说：“这是身体上搅不通，又不是思想搅不通，你怎么能禁止我？”

不过中央社的记者站在极端反共的立场，或许在报导周兄的谈话时，有夸张或歪曲的地方。周榆瑞兄我相识已久，虽然在香港不常见面，但说得上深知他的个性。他对中共当然不满，可是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和轻视，程度也相当深。通讯中说他准备去台北向“自由中国”致敬，如果那是出于国府的诚意邀请，那么去访问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我想他不见得有兴趣在台北久居，他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上写《金陵旧事》和《侍卫官杂记》，几乎把国府的每一个党国要人都挖苦得很厉害，尤其是对“先生”（蒋介石）讽刺得不留余地。要是在台北久居，说不定三年五载之后，随便哪一个气量狭隘的要人忽然跟他算账，应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前几日遇到秦羽小姐，谈到了周榆瑞。秦羽和周兄是世交，向来很谈得来，她说周君到了伦敦后，曾有一封长信给她，详细说明这次出走的经过。据我推想，那封信中所说的，当比中央社的官式通讯更加接近于事实。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十年前的两件事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昨天是斯大林逝世的十周年。回想十年前的往事，心头有不少感慨。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大陆旅行，在杭州亲戚家中作客。那时杭州一般上还很富庶，楼外楼的醋鱼，奎元馆的虾爆鳝面，跟以前并没什么不同。但那次旅行，有两件事使我印象很是深刻。

第一件事是在岳坟遇见了苏联专家，那时我在香港新买了一架禄来福来的相机，拍照的瘾头很大，到岳飞的墓前去游览，自然要拍些照。不巧的是，这天正好有一批苏联专家也到岳坟来参观。我拍我的照，自然不去理会。哪知立刻有一名保护苏联专家的中共便衣人员上来干涉，说有苏联专家在场的时候不许拍照，还记录了我的姓名、地址、工作等等。我想我只是拍摄风景，这些苏联专家又不是靓女，有什么兴趣去给他们拍照？但既然保安人员出声干预，自然只有收起相机。当时心中是这样想：“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由于他为保卫中国人而奋战，因此获得后世的尊敬。然而在这位民族英雄的墓前，几个外国人的到达，却使一个中国人失却了拍照的自由。岳飞如果地下有灵，不知是站在苏联人的一边呢，还是站在我的一边？

第二件事是恰好碰上斯大林的逝世。当时大陆各地都举行极隆重的典礼，杭州也没例外。街头的政府收音机中，整天播的都是哀乐。干部、兵士、警察、工人、学生等等，臂上都围了黑布。到了下午四时，放起号炮，全市交通断绝，人人要立正致哀，默念十分钟。

我所寄居的那家亲戚是比较有钱的，对共产党之来本就不甚欢迎，如此隆重其事的哀悼一个外国人，他们心中更有反感。但大家深通明哲保身之道，谁也不说什么。到得四时正，呜呜的警报声响了起来，表兄、表妹等在大厅上一齐立正，我也照样站立默念。当时心中所想的，是斯大林抵抗纳粹德军的功绩，同时有一些生命无常之感，如此一位英雄，到头来终也难免一死。

但一动不动的立正十分钟，时间实在是很长的。站到六七分钟后，人人都不耐烦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都很尴尬。突然之间，表妹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笑是有传染性的，于是你也笑，我也笑，人人笑作了一团。但大家立刻咬着唇皮，止住了笑。这件事现在想来，还是忍不住要笑。一个人的死亡，是严肃的事。但强迫别人哀悼，就未免滑稽了。

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春秋战国之世，诸侯纷争，这中间的纵横折冲，很有些像今日列国间的争执。我们读到《左传》中“郑子家告赵宣子”那一段文字，不禁会联想到“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来。

《左传》中这封信写于鲁文公十七年，即公元前六百十一年，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四年，这一年晋灵公会合诸侯，去平宋乱，但是郑国的穆公却不来参加，那时晋国是中原诸侯的盟主，各个小国都要听他号令。晋灵公见郑国胆敢不来参加，认为他一定是靠拢了晋国的敌人楚国，于是大发雷霆，相信“黄牛”、“老鼠”、“粪坑石头”之类的谩骂说了不少。郑国听到之后，执政的子家便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执政赵宣子，好比今日毛泽东派邓小平写信给赫鲁晓夫一般。这封信辞藻甚美，却又充满一团愤懑之气，似乎对晋国兢兢畏惧，却又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信的前段列举各种历史事实，证明郑国的行动完全正确，然后说道：“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我虽然是小国，但行动、态度、观点、立场，一点错误都没有。）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然而你是大国，于是以主人对付仆人的态度，挥舞着指挥棒，要我听从你的指挥，还说：‘你的行为很令我不满。’）敝邑有亡，无以加焉。（既然如此，郑国除了灭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最多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你吹我胀乎？）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古人说，头也怕，尾巴也怕，那么一个身体上不怕的东西，还留下什么呢？）又曰：‘鹿死不择音。’（古人又说，一只鹿要死的时候，身在哪里便死在哪里，再没时间去选择一块庇荫的地方来死。）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荫也。（我小国和你大国友好团结，你大国根据友好的原则待我，我们还算是人，如果你大国专横独断，我小国就变成凭你宰割的鹿了。）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只鹿遇到危险，只好乱闯乱走，急难之中，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命之罔极，亦知亡矣。（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我小国终有一天要亡在你手里。）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我们将竭尽资源兵力，等在边界，好样的，你要干就放马过来吧！）”

晋国看见郑国这样强硬，便派代表去和他订立盟约，还派了晋灵公的女婿公婿池去做人质。这位公婿池，便相当于老赫的女婿，《消息报》总编辑阿尔皮特了。

罗素的信仰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罗素在一篇短文《我的信仰》中曾说：“有一段时期，西方世界分裂为信仰新教和信仰旧教两派；各国政府非此即彼，头脑清醒而守中立的人属于少数，当时认为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残杀，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胜利之后，人们对这种事厌倦了，停止了战争。我们今天回顾起来，觉得压迫新教和压迫旧教之间，并不见得哪一方面更有理由，我们只能将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分为两派，一派是头脑清醒的，另一派是互相残杀的愚蠢的狂热分子。将来人们看我们这时代，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都属于狂热分子。最终的胜利一定不会属于狂热分子，因为他们企图使人的情绪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到得最后，大多数人一定会觉得这种紧张的情形是忍受不了的。经过了紧张刺激的宗教战争之后，跟着而来的是十八世纪，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一个轻松的、与民生息的时代。我确信，目前这种思想意识的激战过去之后，又将是一个理性的时代，那时候，人民将不愿为了坚持某种信仰而去迫害旁人，因为这种信仰根本是没有根据的。”

苏联元帅和袁崇焕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苏联的《火花周刊》是一本比较软性的杂志，在苏联极为畅销。在最近一期的该刊上，发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红军元帅杜卡契夫斯基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推翻斯大林的罪名而被枪决，其实是纳粹德国军事间谍伪造文件而陷害的。纳粹间谍伪造了推翻斯大林的计划文件，假冒杜氏的笔迹签名其上，再设法将这文件泄漏出来。于是斯大林中计，命法官判处杜氏以及七名高级军官死刑。（后来这法官中又有六人在清党中被处死）斯大林并亲自下令将杜氏的老母和两个兄弟处死，将他两个姊妹送入集中营，杜氏的女儿在满十六岁后也被送入集中营。

枪毙杜氏，是斯大林大举清算红军高级将领的开始，此后数年之中，大批元帅和将军被杀，罪名都是通敌叛国。这一场浴血清算，使得苏联红军的力量大为削弱，等到德军攻苏时，苏联初期的作战大为不利，与此有密切关系。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德国间谍神通广大，但根本的原因，在于独裁者有对下属的猜疑和残忍毒辣的性格。

杜卡契夫斯基元帅死时只有四十四岁。我从苏联书上看到他的照片，英俊漂亮，有点像年青时候的加利格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帝俄军队中的军官，作战英勇，后来被德军俘虏。大概德国人在那时获知了他的生活背景，又留下了他的签名式。他在一九一八年加入共产党，成为红军军官。内战期间，他在西伯利亚、伏尔加区等颇立战功，后来对波兰作战，镇压克伦斯达特叛变，镇压安东诺夫农民暴动等等，他都是大功臣。他担任过副参谋总长，副国防部长等职位。世界首创的伞兵师，就是他一手计划的。他是苏联最早的五大元帅之一。他在红军中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彭德怀，却又比黄克诚要高。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替他洗雪了冤枉，恢复名誉。

杜氏的遭遇，很像明末的大将袁崇焕，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镇守蓟辽，累立奇功，一炮轰死了满清的开国之祖努尔哈赤。满洲人打他不过，便使反间之计，伪造他和满人勾通的文件。糊涂的崇祯皇帝不察，下令将他处死。北京人民因痛恨满洲，以为他真是汉奸，竟在他绑赴法场之际，一拥而上，将他全身的肉一口口咬下来咬死。直到乾隆时修明史，乾隆皇帝取出当年满清人搞间谍的史料记录来，才洗清了袁崇焕的冤枉。

“免于饥饿的宣言”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最近世界知名的二十八位人士，在罗马举行会议，发表了一个“免于饥饿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减少军备费用、设法使捱饿的人吃饱。这二十八人中包括英国前首相艾德礼、法国前总理孟德法朗斯、英国名作家亚道尔斯·赫胥黎，以及九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其中有冰岛得文学奖的莱克史纳斯、意大利得文学奖的奎西模杜、英国得物理学奖的鲍威尔等。

宣言开头说：“人类中半数以上，不是营养不足，便是营养不良，然而在一九六二年，却有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的金钱，花费在军备上，而用在发展生产上的费用，却只占此数的一个极小部分。我们考虑到，在二十世纪，所有诞生下来的婴儿之中，有三分之一根本没有过正常生活的机会，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的文明是在损害人类的资源，减少人类进步的机会。然而，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个困难的，只要适当的运用，我们便能使全世界免于饥饿的痛苦。人类是否深切体会到这种危险，准备去应付这种危险呢？

“世界上存在着的丰富知识和财力，很少用来改善迫切需要的人们的环境，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之中，粮食是最主要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能在各方面妨碍一个国家的进步。

“所有在经济上先进的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如果携手合作，和全人类的公敌饥饿与贫困作战，那么相互间便会产生足够的信任、而趋向于达成另一个目标，那就是免于战争的恐惧。

“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强调，免于饥饿，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都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力量和国际力量，采取热切而适当的行动，我们特别要指出，为了贮备更多和更新的武器，是如何巨大的浪费着物力资源，只要将这些军费中拨出一小部分来，对于这免于饥饿的运动，也都是极重大的帮助。我们以为，驱除饥饿的国际行动，可以缓和紧张局势，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扬光大人性中的至善，而不是发扬光大人性中的至恶。”

这个宣言很简单，但说出了当前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世界上有一半人在受饿，各国政府却将人力、财力、物力都浪费在扩军备战之中。

秘密武器：“愚蠢”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

在《北望神州》这专栏的左首，我们每天选刊一幅漫画。这些讽刺画之中，最精彩的往往是来自东欧国家的。要产生这种讽刺画，至少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政府中有相当的官僚主义；第二，有适当的言论自由。如果只许歌功颂德，不得讽刺批评，只许夸大光明面，不得描写黑暗面，那么画家即使有胆画了讽刺画，也决计找不到发表的地方。

保加利亚京城的《文学战线》杂志上，最近发表一篇短文，题目是“愚蠢”，颇有漫画风格，而文中所述，似乎均有事实根据：

“破坏者带着炸弹、照相机、美钞、芬兰制小刀、毒药打针筒；可以在边界上拦止他们。但敌人还有一种隐形的秘密武器，他隐藏在模样颇为明智的额头之下，隐藏在眼镜和文质彬彬的举止之下。不能在边界上拦住他们。那秘密武器便是‘愚蠢’。

“有趣的是，在那些最会夸夸其谈，表示最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们身上，最容易找到愚蠢。同志们，要提防！愚蠢总是帮助敌人的。有人把季米特洛夫城中的街道掘低了，于是阴沟和水管都高出路面一呎半，做这种事的，当然不是‘我们的’工程师……有人决定用锡来制造我们联合机械的传送带，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本国的产品，不必向外国去买。做这传送带做了六个月，一加使用，立即断折，我们只好另花大批金钱，向外国购买，空运赶来应急，作出这种决定的人，当然不是‘我们的’人……有人急于提前完成建筑计划，结果房屋造得一塌糊涂，暖气、水龙头、厕所、垃圾管，什么都不灵，在七楼轻轻讲一句话，楼下都可以听见，从墙壁的缝中，可以看到邻人在做什么，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建筑师造的……那些人手里拿了铅笔，跑来跑去的加减乘除，就是不用脑子来想，那当然不是‘我们的’人……

“同志们，到处都有愚蠢。它在累积，它在呼喊，它在号叫。一条水渠筑成了，但完工之后，必须拆了它再筑一次，因为有一个愚人在设计的时候，把水渠的地基筑在烂泥上了……一道运河掘成了，它事先经过精密计算，可以通过多少船只，冬季时多少儿童可以在河上溜冰，然而没有算到，运河没有水源……同志们，这些负责干部并不是破坏者。他们是没有武装的，是共和国的公民，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人民服务。然而，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敌人。”

邪派高手赵燕侠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京剧团即将来港演出，对京剧爱好者自是一大喜讯，不过就我个人言，我觉得京剧团的人还似乎不很理想，三大要角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香港人看得很多，听得很熟，如果马连良换作周信芳，张君秋换作杨秋玲，那就是此间京剧迷所梦寐以求的了。裘盛戎是好到极点的演员，再看一千次，听一万次也不会厌的，他的《坐寨》、《姚期》、《铡美》，我看全世界任何歌剧表演都是难以企及。香港的洋派人士只崇拜卡鲁沙，要不然便是俄国的查里亚平，但卡鲁沙和查里亚平的唱片我们今天在香港仍是能买到的，即使当时的录音技术不高，但你不去理他们的音色、音质、音量，只要听，这其中的感情，那决计及不上裘盛戎的苍凉豪迈，深沉浑厚。有些人以为什么都是外国好，中国的任何东西都及不上外国，我劝他们去听听裘盛戎。相较之下，当世歌王什么基里、皮尔斯，简直是何足道哉。

这次来港演员中，赵燕侠是许多香港人所不熟知的。这位女演员的表演艺术自辟蹊径，你一看之下，立刻便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相信，她和张君秋同台演出，立刻便抢了张君秋的镜头，而香港观众对她的欢迎，一定也大大的胜于张君秋。张君秋唱得虽好，然而看他的戏，不如听他的唱片，这位张先生上台后表情呆板，一味抱了肚子死唱，最近《望江亭》等虽有新腔，但不擅表演的天性，恐怕是改不来的，我猜想这次张君秋会和姜妙香合演《奇双会》。姜老先生即是年轻之时，演赵宠便不及俞振飞。李桂枝的雍容华贵，张君秋演得出，她的俏丽爱娇，张君秋一定搞唔掂。

今圣叹兄是赵燕侠的热烈捧场者，认为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他最近娶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太太，但对赵燕侠表演艺术的倾倒，相信无殊于十五年之前。我在上海看过赵燕侠的《红娘》、《红楼二尤》等戏，在天津看过《荀灌拍》、《铁弓缘》等戏，她走的是荀慧生路子，但嗓音近荀之甜，稍稍有点邪派高手的味道。解放后她曾被许多文艺批评者猛烈围攻，说她的表演“黄色”，但赵燕侠依然故我，不接受批评。最近我买到她所唱《叶含嫣》和《碧波缘》两面唱片，那是唱得更加放纵，更加的自由自在。如果她能在香港上演《叶含嫣》，如果她能摆脱“我是国家的代表演员，必须庄重严肃”的思想，则其大大轰动，绝无疑问。

十大政治家的年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

中国人到了四五十岁年纪便喜欢认老，但如果与今天世界各国领袖的年龄比较起来，不免会脸红。翻开报纸，随便选出十个对世界事务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即使包括年青的坚尼迪（四十六岁）和纳萨（四十五岁），仍然得到一个平均岁数——六十七岁。

在这些人中，最老的当推西德总统阿登纳，他已八十七岁，但仍恋栈政治生涯，毫无下野之意。他七十三岁才当权，在一些人看来，七十三岁这样的年纪，早该退休在家里衔一口雪茄，享享清福了。

第二位老先生是蒋介石，他今年七十六岁。若论当权日子的长久，蒋氏可坐第一把交椅。他自一九二八年荣任三军总司令以来，便握着实际的权力直到今天。英、美、苏、法等国领袖，无人能望其项背。印度的尼赫鲁，今年七十四岁，在年龄上可居第三。法国总统戴高乐，七十三岁居第四，他执政的时间不长，今天算得上是最得意的时候，大鼻子比前越发光亮了。

毛泽东今年七十岁。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与英首相麦米伦同是六十九岁。赫鲁晓夫一九五三年当权，麦米伦在过去六年，一直是英国的首相。再过来，便推印尼的总统苏加诺了，他只有六十二岁，和前面那几人比较起来，他简直是朝气蓬勃的小弟弟。他领导本身相当年青的印尼，在荆棘的途中度过十三年。印尼一九四九年脱离荷兰独立，他即就任总统直至现在。

在这些老人之中，有两个小孩子，一个是美国总统坚尼迪四十六岁，一个是埃及总统纳萨，四十五岁，这两个年青的小弟弟在初握政权时，别人都瞧他们不起。但事实证明，他的表现不比任何年老的政治家们失色。纳萨是在推翻埃及法鲁克王后两年（一九五四）就任总统的，那时才卅六岁。坚尼迪作为一个元首，政治生命是最短了，至今执政不及三年，但他所面临的头痛的事情，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任美国总统为多。只要处理稍一不慎，便有惹起大战、引致生灵涂炭的危险。

今天，世界的局势似乎掌握在这十个老人（两个小弟弟）手中，但愿老年人稳重的性格，能把世界带出危机。

文艺：创新与争议 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近半年来看了许多武侠小说。最近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产量很少，而台湾方面，却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穷。读这类小说，我是速度奇高，一个晚上看两部，每部十册至二十册，所以能够读这么快，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下面这些情节，是大多数台湾武侠小说共同所有的：

一、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侠士，父母为仇家杀害，于是历险江湖，迭得奇缘。

二、许许多多女侠都爱上了他，其中一定有个绰号叫做“桃花乜乜”的淫女，又一定有个女扮男装的侠女。这侠士一定中了什么迷药，和一个女侠情不自禁的发生关系，“铸成大错”。

三、故事的骨干一定是争夺什么武林秘笈，或者是什么江湖异宝。

四、这少年侠士一定得到前代异人留赠的武功秘诀，练成天下无敌的武功，而前代异人所留的遗书之中，一定有“留赠有缘”四字。

五、少年侠士一定为前辈高手看中，替他打通任督两脉，通了生死玄关，于是功力陡增一倍、两倍、三倍不等。

六、侠士的对手一定是邪派高手，什么魔君、神君、老祖、婆婆，写得一模一样，相貌和武功极怪，但性格却毫不突出。

七、武当、少林、昆仑、崆峒等名门正派的高手，在那少年侠士之前，变成半点施展不出的庸才。

情节固然大同小异，所用的文字也另有他们一套，什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什么“亡魂皆冒”，什么“一朵武林奇苞”，那都是香港武侠小说家所不用的。武侠小说大流行不到十年，台湾方面似乎比香港流行得更加厉害，但十年之间，许多套子和公式居然已如此根深蒂固，确实是令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自由谈》中三问题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由谈》中关于文艺，曾讨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共大陆近年来出版的小说好不好。有人认为读之索然无味，有人认为极有价值。第二个问题，是马列主义和文艺，有人认为艺术应当着重技巧和感人的力量，有人认为政治思想第一。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抽象画的，有人认为抽象画莫名其妙，令人无法看懂，因此是毫无价值，也有人认为抽象画乃是一种新的风格，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

三个问题归纳起来，其实只是一个问题，一个在文艺史上争执了千百年的老问题，那就是形式和内容之争。关于这个问题，许许多多有学问的专家和学者，早已写过不少著作，发表过大量文章。《自由谈》中这些争辩，都不能越出以往学者们见解的范围。到底哪一种看法对，在我认为，这不是能用道理来说服别人的。信仰这一种世界观的人，自然会认为形式重要，持另一种世界观的人，不可避免的会觉得内容高于一切。赫鲁晓夫要反对抽象画，毛泽东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你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谈不上谁对谁错。有人主张诗中要有哲理，美术要用来宣扬上帝的伟大和耶稣的慈爱，小说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电影须有劝人为善的教育意义。也有人认为诗歌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文章以气韵为先而不必求其载道，看小说电影在求“美”的欣赏而不必理会“善”的陶冶。

简单说来，那是“善”与“美”是否应当统一的问题。在形式主义者的看法，“美”是可以独立的。一幅裸女的图画或照片，我们只欣赏它线条的美丽、色彩的和谐、构图的独创性，至于这幅裸女是否能引起观看者不道德的想像，那不是艺术家要关心的。“载道派”的意见，却认为艺术创作必须另有目的，小说必须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或利于反攻大陆，戏剧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等等。

满清的大官认为《水浒》诲盗，必须禁绝，中共认为那是农民造反的革命文学，值得重视，两者都是“内容第一论者”。一般读者，却只问好看不好看，不去研究它有什么内在思想。

美国的武侠小说迷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位自美国回来度假的青年朋友，在我家里作客。他谈到很多在美国的生活情形，以及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

他是攻读数学系的学生，今年已转入研究院。学校在华盛顿。他谈到的第一点有趣的地方，是美国的华侨学生都是武侠小说迷，尤其是金庸迷。他对《倚天屠龙记》人物的熟悉，比我要好出数倍。在美国，只有大城市才能买到刊载这篇小说的杂志《武侠与历史》。每一期“武史”到达华盛顿后，他们派一个同学驾车到市区去买四五本回来，在学校里分配。十几个同学可分到一本，抽签轮阅，人人都以第一个获悉张无忌和赵明的近况为快。有人不止看一次，重复翻阅至三四次，才觉够味。一个星期的等待毕竟过长，人人都盼望“武史”是五日刊，或者是三日刊。

这位年青的朋友说，看武侠小说的风气，不仅他们一校为然。在美国，华侨学生碰头，都爱拿武侠小说做话题。这种风气与学校生活的单调很有关系，有人以为到外国留学是享福，事实上并不然。像他，每星期除上课外，要兼做各种零星工作，以赚取日常的生活费。周末或假日，最多去看一场电影，除此别无什么消遣。美国本国的学生常常有派对等节目，华侨学生很少参加。故此，他们宁可不要假日，到了假日，更觉得无聊。在这种情形下，各种较吸引人的小说很自然地成为他们消遣的对象。

在美国与在香港生活的差别，是在美国平静，在香港紧张。

美国没有那样密密麻麻的人，没有那样多忙碌的脸孔。很多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这是香港人所享受不到的。本来，美国人是以紧张生活著称的国家，但却还比不上香港。我们听起来不知应当感觉自豪，还是惭愧？

他有一句精彩的评语：“香港人只学了美国人一切坏的榜样。”换句话说，好的地方并没有学过来。在美国并没有香港这样多的阿飞事件，一般人从荷里活电影看来的美国情况都是不真实的。

谈到政治的上头，他说美国人最害怕中共。苏联还可“拍拍膊头”，中共不能。他们已把中共当作未来必然的敌人。在大陆出版的片纸只字，从高级科学杂志到儿童刊物，美国人都加以翻译研究。美国官方积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大陆地理的知识，山川河流、行省划分，许多美国人滚瓜烂熟，说起来可令中国人目瞪口呆。

最特别的一点是，美国已下令所有海军陆战队要学习中国国语。这大概是准备与中共作战时的一种便利吧？

最畅销的间谍小说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如果问今天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作家是谁，答案恐怕是伊恩·法莱明。他是英国人，所创作的以占士邦为主角的小说，热闹曲折，每部销售达七百万份。许多当今的政海要人，都是他的小说迷，包括美国总统坚尼迪及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内。

法莱明小说的特点，是细节描写得很真实。许多人写侦探小说或间谍小说，苦于无实际经验，写来如隔靴搔痒。法莱明本身却从事过情报工作，他本人是个生气勃勃，活泼非凡的人物，少年时，即学习法文与德文，从学校出来后，担任新闻记者，曾领导路透社一个小组到苏联莫斯科去工作，学会了俄文，和秘密任务的跟踪术。

一九三九年，英国海军部召法莱明返国，并授阶为海军上尉。实际上，当时海军物色多才多智而富有想像力的人，从事情报工作，法莱明不久即成为海军情报局长葛德福瑞将军的个人助理。

这个时期的间谍工作，给法莱明以后写小说，带来了许多宝贵的材料。举例来说，有一次，一九四一年，法莱明为商谈极机密的案件，赴华盛顿途中，在葡萄牙的一所俱乐部玩球时，认出了一名德国情报官员也在场，法莱明那天穿着斗篷和佩刀，很像一个纳粹分子，于是他便顺水推舟伪称为纳粹军官，与那家伙接触，他不仅是想赢他们的钱，而且想藉以获得情报。结果，他非但没有获得情报，反而输得两手空空，最后，不得不忸怩不安的向上级申请贷款，才了清债务。这件事，以后在他的小说中，活龙活现地被描写进去。

一九四五年，战事结束，法莱明回到报馆任外事部主任工作。这时候还没有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直到他结婚后，生活较前平静，才开始写作以占士邦为主角的间谍故事。

他所塑造的占士邦，有人以为是他本人。但事实上不然，占士邦是贪吃的，他本人却常找借口拒绝一切宴会。占士邦衣饰讲究，他本人却只以普通的服装应付一切。

世界最大胆的影片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据美国《时代周刊》载，这两星期来，瑞典全国各地报章都在讨论一部影片，片名叫《沉默》。由于读者的反应是这样热烈与广泛，以致所有报纸的重要国际新闻都被挤出第一版。他们所争论的焦点是：“艺术还是诲淫？”被讨论的影片是驰誉世界的当代大师殷玛宝曼（Ingmar Bergman）的新作。

这部影片已经在斯德哥尔摩放映过。由于内容提出了非常复杂而罕见的关于性的问题，因而使素来对于性的看法最开通的瑞典人，也不免迷惘起来。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其中的关于性的描写，分量太多了，以致于可能使人们中“性”毒。有的观众实在受不住影片中的性问题的刺激而中途悄悄离场。有一部分人在看完之后，变得发呆了，全身软下，无法立即离座。他们说，他们像是在小孩时代，凑近钥匙孔偷看房内的男女活动一样，感到又是新奇，但却又是不解。

影片的主要人物只有四个。一个中年女人，她的一个小孩，一个未出嫁的妹妹及一个餐室里的男侍者。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都像是生活在深洋底里的黑暗世界一样。他们除了只知道吃喝与性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这种环境，当然是导演所发明创造的。他们的语言思想，也是导演脑中所创造的。

那个未婚的女子，生来就是具有两性恋的变态倾向，因此，她和她已婚的姊姊发生了奇异的关系。有一次，她和姊姊及她的孩子同去看戏。她在戏院中看到一对男女在做爱。这使她春心大动，也想与男孩子厮混一下。最后，她遇见一个餐室的侍者，他向她调情，她也就带他回家。不料，她姊姊闯进房间，看到她和男人在一起，不免又妒又恨。她的小儿子，这时也在场，目睹着阿姨和侍役在抚爱，竟被深深的吸引着，居然要求他母亲与他要好。那个女的由于第一次尝到与男人共处的滋味，过度刺激，次日一命呜呼。

影片的故事至此告终。殷玛宝曼在摄影方面，尽量暴露性爱的动作。甚至还拍写那位姐姐由于看到妹妹已和男人相好，自己感到苦恼，于是只好回到房里以自渎为安慰的镜头。

这无疑是世上最龌龊的影片，但它却是世界最有名的导演的作品，因而引起剧烈的争论，那些争论，明天再谈。

最大胆影片的争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瑞典报章对殷玛宝曼的影片《沉默》所争论的要点是：它是艺术？还是“咸湿”？

有人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艺术品，是一个感情强烈的诗篇。有人说，这是最肮脏的影片。知识分子则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一部电影描写了不道德的人物，它就是不道德的吗？这场争论在斯德哥尔摩继续展开着。

导演自己的意见是：人类具有肮脏的一面，这是上帝安排好的，然而，上帝却对这问题掉脸不愿正视，只好由我们凡人去大胆揭露。他又说，我们的电影虽然要教育观众，但艺术家也须像医生医治病人一样，有时要给他一些有毒性的药品，才能将病治疗好。性的问题在该片中，也是具有最强烈化学性能的药物。要医好道德上的重病，必须以毒攻毒！

我们虽然没看过这部影片，但从其所描写的内容看来，总不免有点过分。人生诚然有其阴暗与丑恶的一面，但一部艺术品若经常强调这一面，必然会使更多的人受到传染。

再说，像《沉默》这种影片的人物与遭遇，在真实生活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一个艺术家凭空去制造出这样一种事件（它的艺术手法越高，影响力便越大），实不能逃出“诲淫”的指责。

殷玛宝曼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但他的作品越来越阴沉而难懂。像他近年在各地电影节获奖的影片《野杨莓》与《处女泉》，都是枯涩而高深莫测。这两部片子我都在本港试映时看过（似乎均没有正式上映），即使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位“大师”的作品，恐怕还是懂得不大透彻。

因此，对于一部艺术作品的评价，实在不能为了作者的盛名而受到迷惑，不幸，瑞典人正是如此。

自称新潮不免可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与苏联之间，除了在政治问题上辩论之外，在电影领域上也展开热烈的论战。这一点，香港左报上似乎还不曾报导过。

争论的要点，是电影应不应该摆脱教条主义的形式。这问题是怎样的，我想暂且不谈，先谈谈其中令人感到兴趣的一点，苏联电影居然提出了“新潮派”的口号，一些年青的导演自称为苏联的“新潮派”。

新潮派是什么？它是在法国首先形成的一种电影风格。用极少的费用、极少的布景，拍摄一些故事简单、主观成分极浓的影片。譬如说，一部描写爱情的新潮派电影，可以从一双男女的偶然邂逅说起，到他们如何接吻、如何两情缱绻、在旅邸共宿一宵，以至次晨醒来而结束。此外并没有其他内容，你要问它想说什么，导演也答复不出。他们会说：“我觉得我喜欢这样拍，就这样拍了。”

第一部这样的电影出来的时候，很轰动一时，因为它太新颖。西方人都是好奇的，不免拍手叫好。但第一位想出新念头的人是天才，第二位就不免有些那个。因此，在新潮派电影热闹一个时期之后，便渐渐冷静了。后来虽有一些新潮派影片出现，却不免流于色情，已变成低级趣味的影片。

或许，一些现代绘画可以代表新潮派的风格，没有主题、没有内容，有的只是一些技巧的线条。作者只注意他个人的兴趣，而不考虑观众是否接受。

世界各地舆论，对于新潮派电影都缺乏好评（只有一二部是例外）。它与现实主义的风格是完全相背的。想不到举世公认在现实主义影坛中执牛耳的苏联电影，现在居然朝新潮派的方向走。这是堕落，并非进步。

我们反对中共电影的教条主义的作风，但同时也不觉得苏联之有新潮派而可喜。至于它反映苏联社会的什么变化，明天再谈。

“第四十一个”及其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约在四五年前，香港上映过一部苏联片《第四十一个》。这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得过奖，轰动一时。但是在中共大陆却不准上映。

当时我们几个朋友谈起，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部苏联片会受到中共的禁映？这简直是破天荒的新闻了。

中共没有隐藏对这部影片的指责。他们说它传播一种消极的思想，对革命战争与革命人民作了巨大的污辱。在片中，一个坚强的女革命战士竟爱上了一个白军的俘虏，二人在荒岛上发生了莫名其妙的爱情。

但这样一部影片能在苏联拍摄，而不能在中共大陆上映，可见苏联与中共的思想分歧，在那时候已经萌芽了。

今天，影片《第四十一个》导演丘赫莱依已成为苏联电影界第一位红人，他不但以年青导演的领袖自居，而且以苏联新电影潮流的创造者自居。他后来导演的影片《士兵之歌》与《晴朗的天空》，都是《第四十一个》的哲学的发展，也继续受到苏联政府的褒扬。

丘赫莱依在一篇文章中说：“老导演们对于影片的想法仍然跟他们在斯大林时期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至死都是以老一套的方式来想老一套的东西。这不是进步。苏联现在有一批强有力的青年导演，他们都拍出很好的新影片。当前我们的政策发展得愈来愈民主，我们正与所剩无几的教条主义堡垒进行着斗争，我们可以预期，有机会拍出愈来愈好的影片的时代已经在望了。”

丘赫莱依接着自比西欧的新潮派电影：“我们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这个时代的节奏、这个时代的心理状态，这一切对我们说来都是共同的。我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人。”

丘赫莱依能够拍出那样的影片，并且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这表示苏联人的生活确是“修正”到了相当厉害的程度。“与资本主义世界有同一时代的节奏、有共同的心理状态”，这种话在从前不要说说出来，就是想也不能想。

有一个时期，赫鲁晓夫很想整顿一下苏联文艺界的风气，使它们重纳入马列主义的正轨（那是当他大骂抽象派油画时候）。但以后事实证明，赫鲁晓夫越要“整”，苏联文艺界越是趋于散漫与放宽。这是东欧整个文艺界的情形，似乎共党头子谁都阻挡不来。仅从电影艺术的发展便可概其余。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联社会与中共社会已有着很大的距离。要想中苏共“重修于好”，已决不是两党领袖之间的让步可以达成的事。

科技：生态与环保 美太空人的降落地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当本文刊出时，美国太空人谷巴已在太空飞行之中，并且环绕地球打了好几个圈子。

谷巴是美国第一批所选的七个太空人中最年青的一个，出身空军世家，父亲是空军上校。谷巴七岁的时候，便爬上他爸爸的飞机玩。八岁开始学操纵驾驶杆，十六岁就单独飞行了。谷巴小时，爱读科学幻想小说和连环图，常常梦想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那些太空中的英雄。想不到今天真正实现了他的志愿。

这一次飞行，谷巴所乘的太空舱，被形容作一个“女人的手提包”，什么玩意儿都有。他带的东西，有一只可以膨胀的气球、四架照相机、一件试验仪器、一件医药录音装置、地图、星图、游离质点计算器、一根可以伸长二十八英尺的天线、防水布、小型木筏、一只闹钟、降落伞、通心粉与肉酱。此外，他可能还有一只私人的卫星，一只像篮球那么大的反光的球体，他计划在第二十二圈时，将它放出。

在这三十四小时的飞行之中，谷巴大约有八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可以在太空中打一次瞌睡，看看太空中的奇景，或者检查一下太空舱内各项仪器的情况。至于他此行的任务，倒还轻松，只是拍摄一些照片和电视，传送到地面上来。

在太空舱内，装有许多固定照相机，那都是拍摄天空照片而用的，另外有一架照相机对准了太空人本身，专拍太空人的照片，这些照相机都是自动的，每两秒钟拍一张，而且直接传真到地面上来。另外有一架十六厘的小型电影摄影机，那是拍摄那气球及太空舱周围的情况的，此外还有一架非常精巧的电视摄影机，全重不过八磅，却可以现场拍摄电视，直接播送到美国本土。

关于这次飞行，最有趣的问题恐怕是谷巴在何处降落的问题，他原定的降落地点是在中途岛附近的太平洋上，但假使有什么意外，谷巴可能在任何预料不到的地方降落，包括中共大陆在内。美国方面早已表示，在必要时将与中共联络，到大陆去把谷巴接回来。美国官员说，不承认中共政权是一回事，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就收回美国太空人一事与中共直接打交道。

全世界都闹水荒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食水的严重缺乏，不单单香港为然。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有缺乏淡水的趋势。没有淡水，工农业都不能发展，这是人类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在一些干旱的地方，那就不用说了，但在那些本来有适量雨水的地区，有时也会由于人口的增多，和近年天气干燥的关系，而使食水显得异常紧张。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便是一例，它是美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而雨水却下得很少。

地球上的海水很多，比淡水约多三千倍。但是海水却不能饮用，徒使人类望海兴叹。海水的盐份是千百年来由矿石、植物、火山爆发的气体等多种因素结合而成。海水含盐量多少视乎它所在的地区而定。最高盐量的海是红海，在那里，几乎没有一条河流把淡水冲进来，不断的蒸发，使海水越来越咸。

大自然本来有一种令海水变淡的方法，这方法千百年前已被人类知道了。那就是当海水结冰的时候，那冰块是完全没有盐份的。在北欧地区的一些人民，习惯将海水引进濠沟中，待海水结成冰后，便取了那些冰块去溶解，以供牛羊饮用。

科学家经多年的研究，发觉这种原始的方法是最廉价的制造淡水的方法。唯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制造场，以及大量动力的来源，美国科学家已想出一种出奇制胜的途径，可将某种液体化学物抽送至水中，令海水迅速结冰。如果这方法试验成功，那么上述两项困难的因素均可解决，用最廉宜的费用将清水制出来。

“结冰法”要比现在一般所使用的“蒸馏法”优良得多，蒸馏法有许多缺点，最大的缺点是蒸馏器本身容易腐蚀。为了避免腐蚀，就需要使用昂贵的设备。

根据“结冰法”的道理，美国科学家预料在数年后，可以在世界各地将海水变淡水的供应站建立起来，那时候，水荒的问题大概将彻底解决。特别在香港这种地区，海水要多少就有多少，好比穷光蛋突然中了马票一般，马上变成世界上水头最足的地方了。

人类未来的朋友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

我们在报上听过关于科学家研究海豚语言的消息，现在，有了更新的发展，据说海豚在受训练后，已能作人言了。美国科学家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希望通过海豚，达到人类与动物通话的第一阶段；二、希望利用海豚作海底间谍，在东西冷战中，打出一张崭新的王牌。

科学家在许许多多的动物中，单独选出了海豚来作研究，是因为海豚的脑子特别大。科学家有一个信念，人类之所以能知许多事情，是因为人类的脑子与身体的比例远较其他的动物为大之故，而海豚也有同样的情形，因此他们选择了它。

结果，这种试验没有令科学家失望，美国生物学家尊利尼的训练所中，有一条海豚名叫爱尔华，目前已能说二百个英文字，以及一些日常的会话。他懂得向人要“多些鱼”吃，懂得叫科学家的名字；懂得说一连串的字句以表示它喜不喜欢这个实验；懂得数目字，能从一数到十。

如果让一群海豚在一起，它们会互相用自己的语言交谈，这种语言用口哨、怪叫、滴答、咕噜等等声音组成。早在几个世纪以前，科学家已知道海豚有谈话的能力，不过他们听不懂它，海豚说得太快了，现在科学家利用录音机将海豚的谈话录下来，放慢速度，再反映给海豚听，一方面观察它们的反应，一方面让它们习惯听较慢的海豚语言，逐渐地，它们自己也说得较慢了。

科学通过这种方法，了解海豚的意念，然后，他们把人类的语言传授给它。出乎意外，它们接受得很快，并且深懂人意。有一次，尊利尼博士从外面新运到一条小海豚，准备教它以其他海豚的一般课程，但到了第二周，他们开始着手向它授课时，发现这家伙居然懂得他们所授的一切，好像早有别人传授一样。以后每一周在新课程训练时，那小海豚都是预先知道课文。科学家莫名其妙。直到有一夜里，他们利用录音机，发现了这个巨大的秘密，原来小海豚旁边的老海豚，每晚偷偷地教它，好让它第二天博取科学家的奖赏。

海豚居然能作教师，这使科学家太兴奋了，他们相信假以时日，每一条海豚都能和人通话，就像老朋友一样。那时候，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当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一千猎犬为人牺牲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为了研究原子尘对人体究竟有什么影响，美国准备屠杀一千只猎犬，以作试验，这项消息对爱犬人士是一个大打击，但对于人类在核子时代的前途，或许有着不小的帮助。

这项实验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起。地点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陆军实验室，该地离城市十二哩，四周为沙漠包围，人烟不到，可以避免误伤居民。

在这个实验室里，总共预备了数万只黑白老鼠和兔子，一千只猎狗，还有猴子和其他动物。这些动物都要为了各式各样的实验而被杀。

主持者解释，他们所选的一种猎犬都是短毛的、合群的、容易饲养的，与人类的个性比较接近。在作实验以前，每两只犬分置一起，使他们不致寂寞。并且保持高度的健康水准。

对猎犬的实验主要是研究含有原子尘空气对于肺及其它内脏的影响，皮肤不在此限。因此，猎犬均受胶套保护，只露出鼻孔。鼻孔上更接一胶喉，通到一瓶含有原子尘的空气里。每一只猎犬呼吸有毒空气的时间不同，有的呼吸一小时，有的呼吸一天，或一周。以程度的久暂测验它们抵受的能力。

这些含毒的空气，是无色、无臭的，猎狗吸进肺里以后，初期毫无影响。实验室将猎犬分门别类，有的畜养到老年，观察它的各种生理反应。有的立即屠杀，研究内脏受毒情形，看原子尘是否从肺部侵袭到其他内脏去，有些隔数天后始屠杀，藉此作出各种情况下的病状纪录。

这项实验须要长久的耐性，而且还是刚刚开始，没有什么成绩。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透露，这还是世界上第一次做这类性质的尝试。据估计，花在每只狗身上费用为五千美元，整个实验室每年的费用为一百五十万美元。

至于研究的目的，还谈不上如何治疗，只是探讨原子尘对人类身体可能的毒害情况。正如心脏病的研究一样，在考虑如何治疗以前，先要研究心脏的构造。

有人说，美国作这项研究，是准备作核子战争。但我们以为，决定核子战的因素不在于有无这种实验。因此它基本上还是对人类有益的。

女人身上的新发现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人口的急速增长，使世界各国都在考虑节育和避孕的问题。不久前，美国贝勒大学的一群科学家，有一个极有趣的发现，他们认为女人本身，有些具有天生的避孕力。也就是说，一个妻子，她的生殖器官及机能都是完好健全的，丈夫也是正常的，但他们始终无法生孩子。原因是那妻子身上具有一种免孕抗体，足以杀绝丈夫排进她体内的全体精虫，因而永远无法受孕。

最先发现这种奇迹的是弗兰克林和杜克的两位医生。他们先后在十五个久婚不孕的妇女血液里，发现这种能杀精虫的抗体。这种抗体是生存于女人的血液中，而且只出现在女人生殖器官内。同时，这种抗体也像其他病毒抗体一样，只有在病菌侵入体内后，才突然出现，一个人在被霍乱菌侵入之前，他体内不会有霍乱菌的抗体出现，只有病菌入体之后，才能够在他身上发现这种抗体。同样，女人只有在男人性交时，才能产生杀精虫的抗体，因此，那两位医生，花了数月时间，从刚与男人性交甫毕的女人的生殖器官上抽血研究，这才把这种抗体发现出来。

科学家也发现在雌性动物的身上也有着同样的抗精体。他们就把这种抗精体，注射到健全的雄性动物身上，之后令之交配，其结果也无法使雌性动物得孕。他们现在正准备把这种理论应用在避孕上。用女人身上自然产生的精虫抗体来避孕，比之用人造的化学杀精虫药物，不但是安全得多，而且也是有效得多。现在他们已经能够把体内有这种杀精虫抗体的女人，予以治疗，不让丈夫的精虫被这种抗体杀死，这样能够使她们可以受孕。目前治疗这种不孕的简单方法，是不让她和丈夫直接性交，而是用人工授精法，把丈夫的精虫射入她体内。由于她没有直接和丈夫性交，因而她的器官不受刺激，于是那种抗体也不会产生，一连进行了三数个月的人工授精后，她体内的这种抗体的生产力也逐渐下降，以致于消失。

并非每个女人体内都会产生抗精体。以后，如果科学家要从女人身上抽出这种抗精体作为避孕药，那么，身上有这种抗体的女人们，就可身价百倍，成为这种避孕药的“原料产地”了。

美苏同意启用新历法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

有许多人将来必定会失去他们的生日。因为，日历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生日那个日期了。

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国目前正在讨论改革历法，要将现在流行的历法废去，而代之以一种新创造的世界日历。

专门研究制造这种世界日历的人，已经有了一个组织，叫做世界日历协会，设在美国。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已获得苏联、印度、意大利、日本及其他一打以上的国家的支持。

新的世界日历的轮廓大致是这样，它把一年当中的重要日期加以固定。凡是重要的日子，永远是在某一个月的某一星期的固定一日上。例如说，圣诞节一定是星期一。停战纪念日一定是星期六。复活节一定是四月八日。这一来，人们就不用忙着去查日历也能知道这些大日子何时出现了。

但根据新历法，如果你的生日是在三月三十一日，或是五月三十一日，或是八月或十二月的三十一日，那么，便会永远失去生日的机会。因为新历法规定一年分四季，每季的第一天，永远定在星期日开始。每一季的第一月份，有三十一日，其他的月份，则一律是三十日，连二月份也变成永远是三十日。

这一来，每年就多出了一天，这一个多出来的一天，不属于任何月份，而名之为“世界日”。它是没有名份的，因为它并不属于任何月份，也说不上是星期几，也说不上是几号。但它永远固定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及一月最初第一天之间。

按照新历的规定，十二月份的最后一天必然是星期六，次年的一月一日必然是星期日。“世界日”就落在这个星期六与星期日之间，这一个“世界日”被规定为世界性的假期。

每逢闰年，还要多出一天，世界日历上就规定在闰年得有两个“世界日”，这一个额外的“世界日”是落在六月最末一天及七月一日之间。这一天也被订为假期。

大多数人认为这种世界日历，对人类有很大好处，它是从二百种改良历法的建议中“提炼”出来的。目前只要等待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通过，便可以使用了。

各国：世态与风情 日本为世运所作的准备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

下届世运会已定于明年十月在东京举行。届时估计有一百万名以上的外国游客到日本参观，在日本各地涌到东京看世运的人，大约也有五十万名。这使本来有一千万人口的东京，更达到了饱和点。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人潮，东京已赶工构筑地下铁道七十英里，每一英里的铁路将耗费七百万美元。此外，又增筑许多新的公路，在这上面也花费五亿五千万美元。据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交通设备，到世运人潮涌来时，东京的交通将完全陷于瘫痪的境地。

日本人对世运会的筹备，可说比任何国家为热心。处处花钱，不惜工本。单以运动场计，一九五八年在东京耗资四百万美元建造成国家运动场，还嫌设备不佳，又增加了约三百万美元的建筑费，使这座巨型的运动场更符合国际标准。现在有可容纳十万人的大看台，有巨大的体育馆，有一个最新型的无线电及电视播送中心，使世运节目可以送达千里之外。

为了容纳世运游客居住的问题，东京正大量建设巨型豪华酒店，日本政府鼓励建造旅店的商人，贷出大批款项，单花在这方面的数目，也达一千二百万美元。

鉴于各项支出的庞大，日本政府又出了一些“绝招”，委托香烟公司制造一种新牌子香烟，取名“奥林匹克”牌，售价八十日元，其中有十元是作为世运基金的。日本人爱新奇，而且对有关世运的一切是无条件的支持，因此销路奇佳，在香烟上面，预计可得到一千二百万美元。

在同样的目标下，日本政府出了一套世运邮票，其票面价值为五角钱，但又加五角作世运基金。这种方法在日本是常被采用的，每当有什么公众事业的用途时，总是想到邮票的头上。购买者也是相当踊跃，第一天就全部销售一光。

日本人对世运筹备的积极，那是他们一种好强的脾气使然。日本以先进工业国自居，不愿在世界人士之前失了面子。在这世运会的背后，他们隐藏有更大的野心，希望藉此增强国家的威信，促进国际人士对日本的认识，宣扬工业的成就，藉以发展国际贸易……这种种效果，都是具有长远观点的。

金门已成游览“胜地”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

离大陆约一哩之遥的金门，今天或许是世界上最巩固的“堡垒”，四周沙滩满布铁丝网，长程大炮密集在面向中共大陆的海岸，军队约六万五千人在地底的深沟、隧道中防守，地底工事有些深达五百呎，足可应付任何猛烈的攻击。

由于这是和平时期最有“战时意味”的地方，因此到台湾去的游客都不肯放过到金门岛上一游的机会，国民党政府也有意鼓励这些游客，一来可收宣传之效，二来希望增加台湾的“旅游吸引力”。今天，每日到金门的游客据说达一千人，包括非洲的外交人员、星马的学生、好奇的美国人等等。

到金门游览，从起飞之后便带着三分“紧张”，飞机接近中共大陆时，也同时接近中共大炮的射程。搭客提心吊胆。他们随时可以想像高射炮射上来的滋味，犹幸到今天为止，到金门去的飞机尚未遇过悲惨的命运。

甫下机，一个当地驻军的团长会给游客一本小册子，并开始当天的丰富节目。九时十分，他们让游客去参观一些巨型的大炮。十五分钟后，游客被带到地道的最深处，去看那些令人咋舌的工事。十时左右，游客已在一个山顶，从那里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大陆的情况。二十分钟后，他将参观一家在建筑中的“战时”戏院，这戏院在完成时有一千四百个座位，每一个座位可以临时改成医院用的病床。

金门“心理战”机关是一座很矮的建筑物，分东西两翼，东翼所贮藏的是台湾准备送给大陆人民的救济品，西翼所贮藏的刚刚相反，是在金门收到的从大陆送来的救济品。这些救济品，双方都是通过气球、竹排、橡皮艇等作为输送器具，夹杂宣传册子送出。据台湾驻军说，从台方送出的救济品较中共来的救济品为优。

每一个到达金门的游客，可获得一个反共气球（在气球上有宣传文字），由这游客放出去作为纪念。然后，他被引导到播音塔，这是向中共进行播音宣传的地方，这里距大陆只有二千五百码，在对面恰是中共的播音塔。如果风从这面吹过去，国民党便向对方播音，宣传自由的好处，如果风从另一边来，便是中共向这方宣扬共产主义的时候。

如果一个游客“幸运”的话，他可以适逢其会地看到中共大炮射过来的情形，炮弹所射的是宣传小册子。午后，游客被招待去参加一个地底酒会，获得金门陆军首长所赠予的一枚奖章，以纪念这一次小小的战地“冒险”的经历。于是皆大欢喜，飞返台北。

东南亚国家文化节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下月八日至十六日，第一届东南亚文化节在星加坡举行，届时预料有七百位电影明星、音乐家及舞蹈艺术家，来自十二个国家，参加这个盛会。这还是东南亚国家前所未有的盛事。

本港的主要电影公司，如长城、电懋、凤凰、光艺等均接到星加坡文化部的邀请信，让他们派代表去参加这个文化节及星洲国家剧场的开幕礼。影星石慧、王葆真、李嫱、向群等将在该国家剧场表演花伞舞、花鼓舞及歌唱，影星雷震、白冰等将表演南美舞蹈如拍青瓜、新式查尔斯登舞等等。

作为主人的星加坡，在事前已为这节日筹备六个月之久，分别向东南亚各国征求意见，务求尽善尽美，至目前为止，星洲已耗费港币五百万元，其中四百万是作为建筑国家剧场之用。

参加这一届文化节的包括缅甸、高棉、香港、印度、印尼、泰国、马来亚、北婆罗洲、菲律宾、南越及泰国等。台湾未接到邀请，大概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

从各国来的七百名艺术家，将被招待住在星加坡大学中，星加坡大学被临时“征用”一星期，并取名“文化村”。政府并特别为各国来的客人预备特别的舟车交通、银行、商店、邮局等设备。每天，住在文化村的代表将乘特别车辆，开到国家剧场表演。

星加坡主办者为这次文化节作了一项声明，他们希望大会在平静欢乐的气氛中进行，他们不愿意它像法国的康城电影节一般，陷入色情、市侩的气氛中。因此，一切表演节目将以健康的为主，最主要的是各国的民族歌曲及舞蹈，此外，有摄影、书展、戏剧等等。

星加坡的青年们已急不及待地盼望八月八日的降临，如果一切顺利进行，这一次文化节对于促进东南亚各国的友谊，将胜于任何的巨头会议或政治会议。

星洲总理及其他高级官员，将设盛宴欢迎各地抵达的艺术友人，由于这是第一届，主办者已下了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星洲建议这样的文化节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在盛会的最后一天，将考虑哪一个国家是下届的主办人。

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以为这样的国际活动越多越好，它有助于人类的了解，有助于世界和平。如果可能，扩大成为整个亚洲、整个世界的文化节，那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连贯欧亚二洲的公路

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

在将来的十五年到二十年内，一个在亚洲游历的旅客或许可以自印尼坐汽车，经过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而直达欧洲。这在过去是一个梦想，但今天却正在逐步实现中。

亚洲及东南亚经济委员会的十四个国家，这两年一直在考虑建筑这一条“亚洲公路”。如果它完成，将有助于亚洲各国人民的了解，也有助于这些地区的旅游事业。工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更不在话下了。最重要的是，它与欧洲的公路联络，把两大洲打成一片。

在计划中的亚洲公路共有两条（其中有三分之一汇合在一起）。甲线：全长一万一千公里，自土耳其边界经过德黑兰（伊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首都）、拉合尔（巴基斯坦）、德里（印度）、加尔各答（印度）、达喀（东巴基斯坦）、曼德勒（缅甸）至西贡（南越）。

乙线：由伊拉克边界起至德黑兰，自德黑兰南下，绕过伊朗南部，仍回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与甲线汇合，直至达喀，又再分支，南下至仰光（缅甸）、曼谷（泰国）、吉隆坡（马来亚）、星加坡，由星加坡渡海至巴厘岛（印尼）。这条线全长一万一千五百公里。

实际上，这两条公路都不须要全程建筑，只要将各国的现有公路连贯起来便行。在甲线，只须要筑五百公里的路程。在乙线，只须要筑一千公里。这比它表面上所显示的要轻松得多。

据十四国经济委员会的一个发言人说：整个计划所需的款项大约是四亿零九百三十五万美元。最困难的工程是缅甸及东巴基斯坦的一段公路，共须筑九座大桥梁。十四国已向联合国申请特别补助经费，以完成这项计划。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于这条公路所经过的区域中。

公路的勘察工作今年底可以完成，但完工的日期却难于估计，因为除了工程本身困难以外，还渗杂有政治及其他的因素，两个邻国之间如果不和，这条公路立即便要停工。此外，公路倘使完成，各国还要考虑统一的交通规则与指标，移民及边界检查的条例。因此，估计十年后能完成这个“亚洲公路”的计划，已经很乐观了。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的是，当一个旅客能够乘一辆漂亮舒适大巴士，沿着这条公路从东南亚开向欧洲时，世界的和平气氛一定比今天浓厚，亚洲的繁荣一定比今天增加，各国间的疑惧一定比今天减少。这正是每一个亚洲人的愿望。

海上大学到香港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

世界第一家海上大学，取名“七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Seven Seas），将于不久启程环游世界，并预定到香港来。

这家学府实际上是一艘漂亮的邮船，里面分设各班课室、实验室、宿舍及其他各种学校应有的设备。它将容纳学生五百人，教授四十人。定期下月二十二日从纽约启航，作一百一十天的第一届环游世界上课。旅程完毕后在加州圣提哥靠岸。

这项新颖的教育计划是四年前在加州一个扶轮社的会议上发起的，当时有几个著名教授提出这个心目中的期望，觉得有一家这样的大学，对于学生将是十分有益。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时全世界将成为这家大学的实验室。一面读书，一面旅游，心情固然愉快，而且得益也一定难以估计。

想不到这项计划终于在两年后由逐步推行而至实现。它的主要负责人是小尼哥斯博士，一位戏剧教授，他向记者透露说：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计划完成，令他感到异常愉快，他以为这家大学纵然不能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最少可以作为一支文化的队伍，到全世界去进行友谊的访问，为世界和平作一点贡献。

尼哥斯说：“在第一周行程中，‘七海大学’将抵达全世界的二十二个港口或名城，包括里斯本、康城、罗马、雅典、贝鲁特、塞德港、孟买、可伦坡、星洲、曼谷、西贡、香港、台北、火奴鲁鲁等地。”

在每一个地区，学生将上岸游览，作学术演讲，会见当地领袖，和工人小贩、农民，并与各国青年交友。学生都须经过选择，第一点要求是他们有没有作为“文化大使”的条件，体貌、修养、学识，要受严格考试，才准入学。已选取的学生有二百人，还有三百名在考取中。学生的国籍不限于美国，校方尽量取录其他国籍的人。

“七海大学”由加州教育当局支持，不以营利为目的，学科几乎包括一般大学所有的各系，它并与许多大学进行联系，使它的学位能得到各方的承认。

香港学生如对这家大学感到兴趣，可以去函询问，或领取报名表格，通讯处：The Executive Director, University of the Seven Seas, P.O.Box 71, Whittier, California.

毫无疑问，在这家学校读书的学生将是天之骄子。至于此种教学方法是否成功，那要看七海大学的成就如何，到十年八年后，看有没有增设海上大学的必要，或者，是否它本身已经被淘汰了。

日本发起减少礼节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

到过日本的人，都会获得这样的印象：日本人是十分讲究礼节的。不说别的，单说他们相见时或分手时，即使是在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上，彼此也要合拢双脚，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慎重其事地做九十度的鞠躬，维持这种姿势达三两分钟之久，而且口中还要说一些客套话。至于去拜访朋友，那么主人家的妻子或女儿就会跪在大门口，替客人脱鞋。不过，对于这种礼貌的传统，有些日本人已认为不合时宜了。最近，日本人发动了“小厚道运动”。其目的是既要保持日本人的厚道重礼的精神，又要予以简化。

据说，这种“小厚道运动”所要求人们做到的有以下几点：（一）相见或分手时，不必像以前那样作九十度的弯腰鞠躬。（二）以前，日本人在街上相遇、离着老远就要行礼，现在取消了这一套。（三）在二次大战前，每个学童平均每天要对他们的老师和校长鞠躬达五十四次之多，现在可以不必如此频繁，平均每天只消九次鞠躬就行了。

即使他们已经把礼节大刀阔斧地简化，日本人每天鞠躬次数之多，仍然是世界之冠。据调查结果：（一）日本的白领阶级，几乎每十五分钟要向人家鞠躬一次。（二）写字楼的女职员，鞠躬次数要比男性更多，平均每十一分钟就要向上司、同事或朋友鞠躬一次。（三）负责推销货品的人员，则每天在办公时间内，至少要向人家鞠躬一百二十三次。（四）佛寺和尚每天平均要鞠躬五十至一百五十次。如果在替人家办丧事时，则平均每天要鞠躬三百次。（五）公共巴士上的售票员，每向一位乘客售票，就得鞠躬一次，因此最少在拥挤的时候要向乘客鞠躬二千一百次之多。但这都不算厉害，在日本人当中，鞠躬次数最多的冠军，乃是百货公司管理电梯的女职员。活动电梯每天上上下下的人每日也有好几千人，那些女管理员要对每一个乘搭电梯的顾客鞠躬，而且还要用性感而娇滴滴的声音说声“欢迎”。这一来，她们每人每日至少要鞠躬二千五百次。

日本人研究中药热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最近，日本工商界据说有三种流行的玩意。一是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以运用到商业竞争上去。二是热衷研究中国医药。三是不分男女老幼都在热读英文会话，要在世运期间发一笔横财。

据台湾一家报章说，商战和兵战原是不相上下，但将孙子兵法普遍运营到商战去，却是日本人的创举，例如“兵不厌诈”这句话，是最普通的兵法。现在很多商业宣传、图片、广告，都含有“诈”的成分，接受者发现其“诈”而不自觉。最近日本私家侦探接受工商界的委托，互相侦探秘密。过去的间谍都属于政治军事方面而已，现在日本多的是“工商间谍”，据说均受“孙子兵法”之赐。

推而广之，台湾人以为日本将人造纤维工厂售予中共，也是在运营“孙子兵法”。此种“火中取栗”的做法，实可视为“向自由世界经济挑战”云云。

第二点是日本人研究中药热。中药原含有神秘性，由于中国文字不容易被各国医药界接受，便难以急速发扬光大。可是凡是受过中国文化传播和有华侨居留的地方，即使深受西医西药的影响，中医中药还是不会被淘汰，例如大蒜可治肺病，老姜可愈伤风，都已被欧美的药研所发现和确认。枸杞能延年益寿，最近在日本大为宣传。

日本制药厂已拼命在中药领域研究发掘新的制品。原因是中药包罗万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过于神秘玄妙，所以只要能发掘出一二种有特效的药来，立即发财无疑。因此学汉医药，最近在日本，比战前更受人重视，而抬起头来了。除此之外，日本人还有一条财路是迎接世运。日本政府鼓励家有余屋的房主，赶装抽水马桶，更换洋式床铺。再劝导私家汽车临时出租，以补计程车之不足。由于要和各国旅客直接接触，一般人民，不分老幼男女，都在努力读英语会话，各阶层都一致为“赚外汇”努力。

以上三种风气，目前在日本掩盖一切。简而言之，也就是人人为发财而搏命，这和香港的风气倒是有点相似的。

西德人比他国幸福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

战后世界各国中，最注重人民福利的国家，首推西德。例如母乳可以获得政府津贴这一件事，在西方国家里，只有西德和瑞典是有这种法例的。法律规定，凡是有工作的母亲，怀孕期间可获得三个月假期，工资照领。如果她要给婴儿喂奶，又可获得额外的假期，工资也是照付。由于母亲有这种优待，德国人可以说全部是吮母奶长大的，绝无吃奶粉的婴儿。

西德为人民福利付出的金钱多得惊人。夫妇每生一个孩子，每年可得政府津贴一百二十元美金，一直到孩子成年为止。每个孩子可以免费读完中学。读大学时，也有政府的大量津贴。有儿女的人，政府还帮助他们买房屋。工人的家属，可获得国民健康保险。如果工人残废了，政府都给他们拨出终生养老金。

农民所收成的农作物的价钱受到政府的保障，使他们的购买力永远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房产业主在大战中所损失的房屋，可以得到赔偿。丈夫阵亡的寡妇以及东德逃来的难民，都获得特别津贴。

德国之重视人民福利事业，是始自俾斯麦，那是为了防止共产党赢得人心。二次大战后，每一政府都增加了许多新的措施，迄今投在人民福利事业的款项，已增至一百二十五亿美金。政府的税收几乎有一半用在这上面。一九六一年中，政府又颁布一项法例，每个雇员及工人每年可享有六星期的“病假”，工资照付。这一来，最健康的人每年也要谎报生病而去度假，弄得许多工厂及机关人手不足。这倒是政府所料不及的副作用。

西德新总理艾哈德对于这种与日俱增的人民福利金，大感头痛。但已经给了人民的益处，很难收回来。他本想把付给战争受害者的福利金三亿美元，分两年付出，结果遭到左右派反对及人民的攻击，不得不赶快罢手。

东欧女人学摩登

一九六三年十二日十九日

斯大林的最大的成功或许是将迥然不同的几个东欧国家合成一个整体。但今天如果有谁到东欧去旅行，会发现这种统一性已经失去了。波兰逐渐回复以前波兰的样子，匈牙利逐渐回复匈牙利的样子。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再受共产主义所限制，而回到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路上。

以上是英国记者麦法兰连迪写的。他举出一些例子：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现在咖啡室餐馆林立，匈牙利人可以享受到丰富的夜生活。这是匈牙利改变了吗？不，匈牙利只是回到以前的老样子。

罗马尼亚京城，到处有高贵的男性服装出卖，男子们以穿得华丽为荣。这是罗马尼亚人忽然学得奢侈了吗？不，罗马尼亚只是回到它以前的样子。

在波兰京城华沙，这里的繁荣虽比不上布达佩斯与布拉格，但谈到时装方面，它却是首屈一指。可以这样说，华沙是东欧国家的巴黎。只要西方国家有什么服装新发明，这里的妇女们很快就会学上，而且穿得更好看。

波兰妇女讲究化妆，有一个时期，蜂巢形发式十分流行。她们爱穿五颜六色的袜子，爱戴各种别致的小帽，以此来炫示于同辈。她们也爱染头发，有金黄红蓝黑各种颜色，令人在街头对少女们目不暇给。

匈牙利的女性没有波兰那么讲究，但她们穿窄窄的恤衫，短短的裤子，更显得健康活泼。匈牙利男孩子爱蓄上小胡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九六三年的青年，但匈牙利人以前是这样子的。

布达佩斯的伏罗马特饼店是全国有名的，它位于繁盛地区的街头，如果你站在一旁，会看到许多漂亮的女孩子与主妇来来往往购买糕饼。在这一刹那，你不会相信身处于共产国家的匈牙利中。

少女学摩登的风气，在捷克、波兰等报刊上都有讽刺性的文字与漫画。但当局尽管不满，这种风气却是越来越普遍。

是东欧国家向西方靠拢了吗？不，它们只是回到以前的老样子。或许这样说：赫鲁晓夫的力量，已不能再使东欧人民跟着马列主义的鼻子走了。

社会：趣闻与传奇 英女皇有多少钱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英国作家安东尼·森普逊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解剖英国》，其中讨论到英国皇室的经济问题，谈到了一件颇有兴味的事：英国女皇到底有多少钱？

据美国一本杂志说，英女皇是世界第三位最有钱的女人。英国议员休士又说，英女皇的年俸，是本世纪任何人最高的薪金。她的年俸是四十七万五千镑，合港币七百六十万元，每月是六十三万三千余元。不过这每月六十三万余元，并不是女皇一个人花用的，其中包括了皇宫的一些开销、侍役的薪金、根德公爵太夫人、雅丽珊郡主等人的年俸在内。女皇真正私人的支用，是每年六万镑，即每月八万港元。（美国坚尼迪总统的薪俸是每月约为港币五万元。）

至于其余的皇室人员，是另外有俸禄的，数字均由国会通过，皇太后七万镑，皇夫爱丁堡公爵四万镑，玛格烈公主一万五千镑。英国的生活程度比香港高得多，以玛格烈公主的排场，每个月二万港币的俸禄，可能经济上会不很宽裕的了。

但英女皇除了正式的俸禄之外，有一笔巨大的私人财产。据说维多利亚女皇至少遗留下来二百万镑财产，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太后都有遗产。英女皇所收藏的祖传名画，价值不菲，大约有五千余幅，颇多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杰作。桑林汉堡垒和巴模拉尔堡垒是女皇个人的私产。至于皇室的珠宝钻石，是举世有名的。皇室的集邮，价值在一百万镑以上。皇室的马厩每年也都能赚钱。

康华尔和兰开斯特有一部分皇室的私有土地，地租的收益每年有九万镑，这是属于皇太子的。在他满十八岁以前，这九万镑大部分缴给国家财政部，但他一到十八岁，九万镑就全部归他支用，此外他每年还有年俸一万镑。

皇宫的维持费用、女皇的专用飞机、火车、邮电等等，全部由国家支付，其中最豪华的一项是游艇“不列颠号”，由海军部供给。这艘游艇的建造费用是二百万镑，艇上人员共有二百五十人，每年薪水约为二十五万镑。

所有的费用都加在一起，英国国库对皇室的开支约为每年二百万镑。这笔费用常引起激烈的争执，有许多工党的国会议员认为太贵，应予减削，但也有人认为皇室的排场还不够豪华，为了维持大英帝国的体面，皇室费用应当再予增加才是。

锡金王妃的通讯姻缘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

最近有段新闻，美国人称之为“天方夜谭式的新闻”；也是荷里活明星嘉丽丝姬莉故事的翻版，但是这消息远不如嘉丽丝姬莉的哄动，那是一个美国女儿嫁给锡金王子作王妃的消息。

锡金是印度边境一个小国，与不丹、西藏及尼泊尔为邻。面积二千八百一十八方里，人口只有十六万二千人，不及香港的二十分之一。三月二十日，这个小国的王储蓝若打破历代的惯例，与一个白皮肤的美国少女何贝可姬结婚，她是美国前任驻伊朗大使的侄女儿。

可姬今年二十二岁，蓝若四十岁，他是有三个孩子的鳏夫。一九五九年，可姬和一群男女同学到印度喜马拉雅山脚的风景地区旅行，去看额菲尔士峰的日出。在那里，她见到了正在度假的外貌温文的锡金王子。

锡金在一九四七年以前是英国保护国，锡金王室历来有西方老师教授英文。因此蓝若的英语程度足供同一个异域少女流畅地谈天，他与可姬一见钟情，二人相遇认识后，在历史、艺术和诗歌方面兴趣相投。蓝若尤其喜欢这女孩子对锡金的认识。可姬回到美国后，便与蓝若一直保持着通讯的关系，当后者在一封信上提出求婚时，可姬接受了。她的监护人谢宾叔叔（美驻伊朗大使）夫妇欣然表示同意。不过在蓝若方面，却费了几个月的气力，才说服锡金王室答应他娶一个白种女人为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锡金王室隆重宣布这一件喜讯，可姬也第一次到达锡金京城。不过由于星相家认为六二年流年不利，因此婚期延至今年。可姬又回到美国去读书以至毕业。直到今年三月二十日，才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东方小国的王妃。

蓝若的父亲实际上已经退休，对政事不再过问，他名义上是一国之首，但蓝若却握着实权。他的地位不亚于摩纳哥的雷尼埃，可姬的地位也决不低于摩纳哥王妃嘉丽丝姬莉。

可姬长得很端秀，有点儿孩子气的，说话喜欢侧着头，双手做着丰富的表情。她读书时修的是文学系，她向人表示在成为王妃后，最大的希望是编写一本锡金国史，这工作在锡金本国也是没有人认真作过的。

联合国的应召女郎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

在联合国的小小的范围内，也有应召女郎出现，这新闻是令人吃惊的。

前几天，报上刊出一个颇有姿色的女郎，芳名玛莉亚·罗伏特尼，据说是捷克总统的侄女，而且也就是联合国应召女郎组织的“主角”。

美国报章说，在联合国内活动的一个应召女郎网的幕后主持人是英国电视制作人陶威尔，在他的主持下，共有十五名美女以供选择，她们的对象，主要的是驻在联合国的外交官员。

这些身价很高的应召女郎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其中数名来自东欧。她们不仅活跃在联合国外交圈子里，而且也混进了电视界的高阶层。

玛莉亚所揭露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是一名曾在国际选美会中获第一名的少女，也是向驻联合国的要员们卖淫的应召女郎之一。一天下午，这位未被透露姓名的国际美后，曾因陪伴一位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员，而获得了五百美元的报酬。

玛莉亚的报告，后来经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调查后证明属实。

应召女郎组织的主持人陶威尔现年四十二岁，一九六一年因把玛莉亚从共党捷克诱拐到美国卖淫，而在纽约被捕。他交保一万美元获释后，就逃离美国，现在据说又逃到东欧去了。

自英国闹出了姬拉与内阁牵涉的事件后，美国人也吃惊起来，很怕联合国的应召女郎也负有“间谍”使命，因此最近又积极调查过去陶威尔在美国的活动，看有没有损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检察官已要求移民局调查陶威尔曾指挥过的每一应召女郎。

十九岁即开始在美国应召的玛莉亚，她现在并不在美国，而在英国。一九六一年，陶威尔被捕时，玛莉亚曾对那时的美国助理检察官丹纳蒂透露她是捷克总统的侄女。

上月廿六日，玛莉亚在英国向记者表示说：美国人之扬言调查在联合国外交圈中活动的一个应召女郎网，只是一种烟幕。他们早就知道主持人陶威尔已逃往东欧，为什么当时不对国家安全作调查呢？玛莉亚相信：美国当局一定因为某些美国军人与英国模特儿姬拉交往而感困恼，很怕泄漏国防秘密，因此故意翻出这宗旧案来掩饰他们的惶急。

至于联合国现在还有没有应召女郎的存在，据说也在详细进行调查中。

桃色事件的心理分析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

外国的心理学家，对许多事情都喜欢研究一番。这一次，英国国防大臣普罗富莫与应召女郎姬拉的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美国一位著名女心理学家佐丝（Dr.Joyce Brothers）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像老普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家里又有一位美丽、卓越的太太，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寻花问柳？

佐丝说：历史和小说中充满了男人们不惜牺牲一切、以追求真正爱情的故事，这种故事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应是，谅解与同情。可是，当一个身居高位的男人，并不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仅仅是为了逞一时的肉欲，便不惜牺牲他个人的地位，甚至影响到整个政府的安全而去寻花问柳，却使人们感到非常迷惘，而不容易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普罗富莫家庭背景良好，他太太不但姿容秀丽，而且非常聪敏能干，过去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演员。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姬拉甚至有许多地方是不及普罗富莫的太太。

也许，这中间渗杂了一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和“感情冲动无法控制”的因素，所谓“糊涂一时”是指华德医生的花言巧语，因为那个按摩师是靠扯皮条生活的；所谓“感情冲动”是指当他面前站着一个搔首弄姿，年青而美貌的少女时，他的欲火便按捺不住了。

这两项因素应用在许多地方，是都可以作为解释的，只要这个男人是偶然突破了道德观念防线，去追求一点非法的享受，这仅仅是性欲问题而已。可是，以普罗富莫这一件案子来说，如果这种寻花问柳的行为，超出了一般常规，男人把逢场作戏的妓女，当作了他的情妇看待，那么在一个心理学家的心目中，这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男人寻花问柳的理由是多得很的，佐丝以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对于家庭中的性生活感到厌烦了，他要另外找新的刺激，换换口味。其次男人们去寻花问柳，是为了满足一种性变态的心理，有些男人们在性生活中发生一种虐待狂，在太太身上得不到满足，非找妓女不可，这种乐趣便在虐待的心理上，或者是虐待对方，或者是虐待自己，在变态心理中求满足，如果太太有自尊心，便会认为奇耻大辱，因此，他不能不以妓女为对象。

据佐丝的意见，有些男人把爱情和性欲，分别为两件事情，他觉得太太是贤妻良母，不是以解决性欲为责任的；解决性欲的问题应该去找“坏女人”，因此，许多人娶太太常常会找一个像他母亲一样的典型，希望她好好地料理家务，教养孩子；在性欲方面，他如果对她有过度的要求，似乎不对了。

更有一种因素，许多寻花问柳的男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只在和那些应召女郎接触的时候，在心理上感到一种自己地位比对方高的优越感！

普罗富莫的案子，是否在这许多因素中都有一点呢？

疯狂变态的日本影迷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

日本时常发生心理变态的犯罪事件，最近有一宗尤其令女明星们听了心惊肉跳。有一个影迷由于对娇小玲珑的女明星吉永小百合崇拜成狂，竟然持枪冲进她的住宅中，要将她奸污后，再用刀在她的玉腿上刺上他本人的名字，结果这位疯狂的影迷虽然就擒，但小百合也吓得足足三天神智失常。

这一件轰动日本社会的案件，发生于本月九日夜九时五十分。吉永小百合除了拍戏之外，还在学校读书。那天因为要参加高中毕业的检定考试，想到自己的寝室去温习一下功课，她从楼下到楼上的卧室打开门之后，忽然有一个匿藏于衣柜中的男人一手持枪，一手拿弹簧刀跳了出来，小百合见状知情形有异，连喊带叫的往外跑，她的父亲跳上楼梯将吉永小百合抱下躲了起来，并打电话报警。

警方接到电话后，即派出警官数人乘车赶到，小百合的家人告诉警官说：“强盗在二楼上。”警官松本未加考虑即持枪登楼，在他上到楼梯的第四级时，犯人从楼上朝着松本打了一枪，击中松本警官的左下颚，松本亦立即还击，但因受伤不支倒地。就在枪战开始时，头戴钢盔穿防弹马甲的警察署第三、 四、 五机动队警官二百三十人赶到，并将现场包围，同时以扩音器向犯人讲话，告诉他已经陷入警方的包围中，赶快丢掉武器走出来。同时第一机动车队则以云梯从后窗进入二楼，五名敢死队，在进入二楼后，即躲入客厅，以棉被等作掩体，与隔着一条走廊的藏于小百合卧室的枪犯对峙，不久，持枪犯终感大势已去，而束手被擒。

这位疯狂的影迷名为渡边健助，在警局自供说：他是在九日晚八点五十分左右，从小百合客厅隔壁的屋顶上，打开空气窗进入了二楼。因为很早以前就喜欢吉永小百合，从杂志上知道了小百合的住址，曾经在七月间有三次到小百合家的外面朝楼上观望。此次行劫用的手枪是自己在做工的工厂中做的。他又说：在看到了吉永小百合主演的《被污了天使》及《伊豆的跳舞女郎》两部电影后，忽然兴起了一种奇怪的欲念，便到小百合家附近去了几次，但都没有碰到她。他一心想在小百合的手或者腿上，能把他的名字中的“健”字刺上去，他并不要抢钱，所以在看到小百合时没有开枪。

吉永小百合是日本日活公司近年来新发掘的青春玉女型的影星，从影时间不久，但因其天真迷人的神态，已成为日本青年影迷崇拜的偶像。这件新闻发生后，日本女明星个个胆颤心惊。因为日本人的犯罪心理有一种奇怪的模仿倾向，只要有一桩这样的事，很可能另一桩相类的事件便要发生。

邮政列车劫案始末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

英国的火车大劫案是一件轰动世界的案件，但读者从每天新闻中所得到的印象一定很紊乱。下面是昨天出版的《时代周刊》对这次劫案的简单扼要的报导，读者阅后或可得一较完全的印象。

上星期的一天晚上，一列邮政局专用火车共十二节，自英国的格拉斯哥开出，前往伦敦车站。当这列火车以每小时八十哩的速度向前奔驰时，车上的邮务员们正在忙碌地将沿途收得的几百个邮包中的信件分类。在火车头后面的一节“高值”邮件车厢中，载有价值达七百十四万五千六百元美金的准备销毁的旧英镑。

在天亮以前两小时，当这列邮政火车冲过在睡乡中的柏金罕什尔时，五十七岁的司机密尔斯在西尔斯平交道上看见一个红色讯号，于是他立即煞车。廿六岁的司炉怀特拜即攀下机车，走向铁道旁的电话亭，查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电线已被人切断，他的身后忽然出现一人，一把将他抓住，并警告说：“假如你再喊，我就宰了你。”

不久，另外两个强盗奔向机车，并用棍子将火车司机密尔斯击昏。醒过来以后，密尔斯发现机车及头两节车厢已与后面的车厢脱钩。而强盗命他将车慢慢向前开动，留在后面车厢中的六十五个邮务员一点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当机车与前两节车厢走了约半哩以后，密尔斯看到一片白的颜色——这是一张床单，它被系在两支木柱上。这时一个强盗喊道：“就是这里。”然后他命密尔斯将车停在布里德哥桥上，在这座桥下，正有一辆卡车等在那里。火车停下以后，蒙着面的强盗即撞开机车后面的“高值”邮件车厢，并强使这五个未携带任何武器的邮务员面朝地下躺在车厢的一角。当洗劫了这个车厢中所载的一百廿四个邮包时，蒙面强盗们即将邮包扔下火车，而由在下面等着的党羽装上卡车。全部过程历时仅十五分钟。

这一抢劫案可说是计划周密，行动利落。为了拦阻火车，强盗用了一只手套遮住了铁路旁的绿灯号志，而以两个电筒用的干电池使红灯照燃。在使车厢脱钩时，他们利用水压及气压煞车系统，而没有弄响汽笛。他们选择了这条铁路最荒凉的布里德哥桥作转移点，并且很机巧地将附近的电话线切断，因而能得以安全逃去。

这一次价值达七百余万美金的劫案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车劫案，英国邮政总局局长贝文斯的心情非常沉重。他认为这一次的劫案可能有内线，因为，一般强盗不可能巧合地拦住了这列载有巨额财富的英国皇家邮车。假使真如贝文斯所想，那么，为强盗通风报信的人一定是在他的邮政局内的高级职员。

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

我订阅的几本时事杂志，新的还没有派来。今天翻翻旧的几册，已没有什么可谈的资料。不过却发现一篇小文章，颇有趣，不妨译出来以供谈助。

这篇文章说的是“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但是却尚未获得科学的解释。

一件是在东京郊外发生的，那是一段“蓝色恐怖”的新闻。在刹那间，一切都蓝化了！空气是蓝色的，咖啡是蓝色的，牛排是蓝色的，街道与公路都是蓝色的。有人想将那蓝色揩去，但越揩越糟，毫无办法。

居民在恐怖中去找寻医生和科学家，怀疑这是与原子辐射性有关的东西。但后来证明并不是，那一层“蓝色”不久自动消退了，并没有留下什么恶果，这件事至今找不到解释，有人怀疑是工厂放出来的化学尘灰，但不能证实。

另一件事发生在美国史布灵菲尔一个白宾太太的家中，她亲眼看见三十九面关得很好的玻璃窗，忽然无故破碎。在破碎之前，仿佛有一个巨大的手掌将它们压碎，索索有声。这是什么自然现象，也经科学家的研究，而无从找到答案，因为其他人家的窗子并没有破碎。

如果你是喜欢动脑筋研究疑问难题的，请看看下面的问题，能否找到答案：

一个男人在别人的视线下走过一条乡村小道，小道的两旁是一片平阔的草地，没有遮蔽视线的地方，只在转弯处，约有八九码的矮树丛，但过后又是一片平坦草地。

那男人在阳光之下平静地走着，两旁草地上有一些野餐的青年望着他，见他走到那矮树丛附近时，忽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或者可以说，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是一件奇异不过的事，当时有不少人看见他“失去”，但这并不是什么恶作剧的布局，那些野餐的人彼此是不认识的，但异口同声地说看到这桩事情。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很难找到答案是不是？不要怪你自己，因为有许多聪明机智的科学家和警探去研究这事件，也找不出答案。这是发生在捷克的一件惊人的新闻。

美总统最难过的一关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美国前任副总统尼克逊在回忆他一九六〇年竞选总统为何失败时，他认为最失策的莫过于同意跟坚尼迪作数次电视辩论。许多政治家也相信，坚尼迪之能入主白宫，实应归功于四次电视辩论。

当时，尼克逊的一些精明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不该去同坚尼迪上电视。因为，美国的副总统何必自贬身价去跟一个小参议员辩什么论呢？全国人民都知道尼克逊，但千百万的选民对坚尼迪的印象却很模糊。这样一辩论，岂不让一个名望远不如他的对手当着千百万电视观众面前，获得逞能的良机吗？

副总统尚且如此，若是总统答应作电视辩论，岂不吃亏更大？因此，有人以为聪明的坚尼迪必然会避免和明年的新竞选者作电视辩论，他不愿意重蹈覆辙，过去电视机未发明前，罗斯福坚决反对替他对手造任何机会，甚至在一九四二年大选之际，他连对手的名字也从不肯提。

不过，坚尼迪却亲自告诉记者们说，他愿意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明年总统选举时真刀真枪辩论一番。

一般来说，在电视辩论中，挑战的一方总是占尽便宜，所以在野的比在职的对电视辩论更较热衷。当一九六〇年的竞选电视辩论达于高潮时，尼克逊发觉他很难应付坚尼迪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施予的攻击。明年，坚尼迪自然也会发觉他处于被攻击的地位，对古巴、失业、预算、民权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问题，他将穷于招架。

坚尼迪最有可能的对手是高华德（共和党候选人之一）。这人如果出现在电视上，必然有很好的效果。他擅长演讲，措辞也像坚尼迪一般锐利，论机智和幽默也与坚尼迪不相伯仲，他的仪表文雅，谈起话来更显得他气势不凡。况且他具有一种和坚尼迪相反的十分强烈的观念和看法。

如果坚尼迪的对手是纽约州长洛克菲勒，他的外形的潇洒决不及坚尼迪，不过他的财富与声望，仍然会引起观众的注意。他的长处是善于用才，懂得吸收专家的智慧，他有他的构想和政策，但军师太多，实行起来便犹豫不决。此外，一次激烈的辩论很容易使洛克菲勒冒火，他要想用言辞激怒坚尼迪却很困难。

不管如何，美国人民明年将在电视上看到一幕“打擂台”的好戏，那是必然的了。

仍然是手枪杀人的世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今天的巴西，据说仍然处在美国初期的西部社会的状况，人人可以用手枪来解决问题。国会议员去开会，情愿忘了带演讲稿，却绝不愿忘记要在怀里带一柄手枪。上个星期，巴西的议堂上就发生了两个议员以手枪对敌，结果打死了一个无辜议员的新闻。

那一天是这样的：五十二岁的议员梅罗，在会议席上不安地站起来，把头往回看一下说：“我回过头去看的人乃是议员蒙蒂埃托，他屡次威胁说要一枪打死我……”他还没有讲完，六十七岁的蒙蒂埃托就大声咆哮说：“你这混蛋！”与此同时，梅罗早已拔出一支零点三八口径的手枪。身子敏捷地蹲下去，然后砰、砰开了两枪。那个六十七岁的老头，也是个老枪手，不但毫不费力地躲开了梅罗的两粒子弹，并且迅速地拔出手枪还击。人们知道这老头的枪法是百发百中的，不如梅罗那么水皮，怕他一枪打死了梅罗，于是另有一位武艺超群的议员，立即跳起来，向蒙蒂埃托扑过来。不幸，那老头出手太快，当他被人按倒时，子弹早已出膛了。一位不幸的四十八岁的议员凯拉拉应声倒地，魂归天国。

巴西人虽然对枪战司空见惯，但也为这新闻而震惊。特别是关于这两个议员引起枪战的原由，更为震骇。原来这两名议员都是来自东北部的不毛之地阿拉果阿斯省份。那儿更是“手枪即法律”的世界。二十多年前，蒙蒂埃托在阿拉果阿斯省当土皇帝，一贯用手枪去杀死政敌。每当有一名他的政敌神秘死亡时，他照例要大开庆祝会。梅罗是个报纸从业员，一九五〇年被选为阿拉果阿斯省省长。他下令调查这个土皇帝的过去行为。可是，他所派去的官员，有好几个都被土皇帝杀了，或是把他们的腿打断了。这使梅罗十分气愤。十四个月后，梅罗当上中央政府的议员。蒙蒂埃托立誓说：“我一定要使他没有可能在议会上发表处女演讲！”梅罗明知他是神枪手，在没有机会之前，尽量避开他。不料去周终于演成这一幕惨剧。蒙蒂埃托被控以杀人罪。众议员且通过一项新法律：今后不许任何议员携枪出席会议。各议员必须在门口先被搜身之后，才许入会议厅。至于，议会外的枪战，仍然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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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明窗小札》是我在《明报》以“徐慧之”笔名撰写的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前后大约六年。

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从近二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之前都没有结集成书出版。这次编选时，主要根据内容来分门别类，加上小标题注明，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历史的原来面貌。

我写《明窗小札》，一九六七年曾经中断几个月，其余的几乎是每天写一篇，写完次日在《明报》上发表，大都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所作的分析和评述，也有对政坛人物的介绍。当年的电信和通讯远没有今天的发达，除了参考每天的电讯稿外，更多是借助翻阅大量的外来期刊和报纸，从中选择重大新闻和事件，摘译之后加以综合，尽量说出事件的真相，也表达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些事件和人物已经成为历史，在当时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和重要人物。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觉，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

《明窗小札》预计出四册，每一册按照年份来标明，文字多的分为上下。每一册都附有新闻照片，希望让读者们能更直观地接触历史和事件。

《明窗小札》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策划，承李以建先生和吴玉芬小姐协助良多，谨致谢意。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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